什么可以成为历史

大约十年前我策划了一套书《中国史新论》，去年夏天，它得到第一届韩国坡州出版奖。这个突来的奖励使我异常惊喜，也勾起一些回忆。在受奖的致辞稿《什么可以成为历史》中，我认为“什么可以成为历史”是一直在变化中的，而这套书的用意便是响应这个问题。

这套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新的研究重点。我个人留意到当时有若干新的重点领域正在浮现，包括文物图像、宗教礼俗、生命医疗、生活史、文化史、法律史、科技与社会等。相对于过去半世纪，这些领域都比较新，也有一些是过去处于边缘，现在转为核心的。这些领域相当新奇可喜，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即一旦没有聚焦或没有重大问题时，很容易产生“零碎化”的现象。譬如当Natalie Davis出版她的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时，有人非常不满地表示，Martin Guerre居然变得比马丁·路德还有名，甚至更重要。但是事实上，如果能将Martin Guerre放在宗教改革这个大问题下来看，就可以免去轻重倒置，甚至“零碎化”的倾向，而有了重要的意义。

记得怀海德曾经在他的一本讨论真理的小书中提出“什么是重要的”及“什么是事实的”两个重要的判准。“什么是事实的”比较稳定一些，“什么是重要的”则一直在变，史学既然是“过去与现在不间断的对话”（E.H.Carr），那么，每一个时代不同的“重要”感自然会牵动历史视野的变化，所以“什么可以成为历史”恐怕是个永远存在的问题。

本文想强调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什么可以成为历史”有一个重大的转换，它把“自然”与“人文”的古典分类打破了。以前认为“自然界”没有历史，只有“人文界”有历史，现在这个区分开始溶解了。在这里，我要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开创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之作《新史学》中的论点出发做一阐述。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非常用心区分何者为“历史”，何者为“非历史”。他说：“自动者才是历史，他动者并非历史。”他区分“天然界（或自然界）”与“历史界”。天然界是不变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亦如此，所以没有历史。梁启超说：“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历史是有目的的、进化的，故他说：“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因此，“天然界”没有历史，“历史界”才有历史。梁启超的说法反映了18、19世纪以来西方许多人文学者的意见。可是近一二十年来兴起的一些新研究领域，却重重地挑战了这类论点，原来“自然界”也可能有历史，“自然界”与“历史界”的疆界变得混淆不分了。

我觉得有两种发展，将“自然界”与“历史界”的区分泯没了。一方面是人类的关心（“什么是重要的”）涵盖到若干以前人们罕以注目的主题，另一方面是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研究自然的那些东西，感觉起来好像跟人没有关系，然而一旦用历史的眼光来处理研究题目，把人带进来后，研究本身就变成是人文的，而不完全是自然的了。就我所知，上述“人文化”的工作向来就不曾停过，可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人文化”的范围正跃出它原来的限制，大步跨往一些原先认为绝不可能置足的领域（如性别史），且在不停地扩张中。

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新变化：人类“戡天役物”的本领变得愈来愈高，改变或破坏大自然的力道愈来愈强大，人成为geological agents，人类的活动造成了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天然界”不再是梁启超所说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亦如此”，大自然变得充满singularities，各式各样不能预期的单一现象打破原先人们长期经验累积起来的“规律”。而各种单一现象的变化便是历史所要处理的题材，“天然界”有了各种历史。 ^[1] 它打破了“自然”与“人文”的古典区别，连带的，像梁启超《新史学》及其他宣扬这类观点的文献也受到挑战。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范围还在扩张中，所以“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个问题仍在剧烈的变化中。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一方面为历史学的范围可以扩张到许多新领域而感到兴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对于人类过度戡天役物所造成的“自然界”的急遽变化亦大感惊诧。回顾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信誓旦旦，认为绝不可能逾越的“自然界”与“历史界”之分，如今竟已变得疆界难辨，思之不免心惊！

[1] 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Four Theses，” Eurozine ，2009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