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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来讲，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与19世纪末同样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史学典范动摇情形还比19世纪末来得严重，后现代对历史学造成根本动摇，几乎完全否定史学这门学问存在的理论基础，这是从希罗多德、司马迁以来史学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19世纪末有历史主义（historicism），把一切放在历史发展情境下历史化之后，也就没有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由此导致西方道德、宗教、伦理等基础的动摇，但那次史学危机和20世纪末的史学危机不能相比。
20世纪末的史学趋势或者危机在我看来，可谓声势汹汹。我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从1987年至1992年，我没有强烈感受到后现代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普林斯顿历史系可谓大师云集，不可能对外面的变化毫无所知，但当时却未深刻感觉到后现代来势汹汹，可见其时后现代还未能动摇几个老派的学校，这些学者还相信历史有存在的根基。他们体现的史学风格与传统史家不同，比较受人类学者Geertz的影响，倾向带有人类学意味的历史题目，完全感觉不到史学的根本动摇，如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的编纂只能显现一点点过去，把“过去”与“历史”截然划分，这种后现代观点当时还未感受到。
但近年来，可谓面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史学危机，过去历史危机发动者很少是文学家，但这次发挥重大影响的不是历史研究者，而是一些哲学家与文学家。如果完全承认他们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所做的史学研究也就没有意义了。
1825年，兰克写了关于15、16世纪意大利国际外交、权力平衡的书，书后的附录影响最大。他说在经过种种批判之后，连当时被认为最权威的著作都不可以被率然接受，结果是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是强调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其次是对外交史研究的重视，兰克曾往来于欧洲各地发掘档案，特别是教廷。在欧洲史上，教廷地位十分重要，各国大使频繁进出，兰克接触到教廷各种档案，而开启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史研究。他的口号“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对当时史学界有很深的影响。大概从1840年以后，德国史学界已经笼罩在兰克的影响之下。
兰克的口才非常差，无法吸引学生听课，但他首创“seminer”的风气，也就是历史研究不再只是讲述（lecture），而是一起讨论、分析史料的教学方式，带来无远弗届的影响。1870年以后，兰克治学的典范特色，如讲究原始史料、重视档案、严格史料批判、职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等风格散布至世界各地。亚洲国家如日本有兰克的学生到东京大学教书，影响日本史学界很大；美国早期许多杰出史家也到德国取经，直接或间接受兰克学派影响。兰克学生所办的杂志是许多国家史学杂志的典范，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回顾过去的史学史，一个最大问题是太多从里程碑式的史学宣言来看历史风格的变化。里程碑式文献诚然重要，但历史风格变化应从实际操作中显现出来，过去史学史的毛病是太过重视思想性的、史学方法指导性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式的文字，而忽略了在那之后某种气氛之下史学著作所反映出来的风格。1870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兰克的史学风格在西方甚至在东方都很有影响力。
其实早期美国兰克学派的学生很少人真正读过《兰克全集》，多只是就各人兴趣专长，读个一鳞半爪。产生关键影响反倒是伯恩海姆（E.Bernheim），他把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postivism）混合，其《史学方法论》一书影响很大，许多人透过伯恩海姆的书而接受兰克史学，如史语所创所人傅斯年被认为创办了“中国的兰克学派”，但实际上他一生只提到过兰克两次，他的藏书中也没有兰克的书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恩海姆的《史学方法论》书皮都读破了。
但到了20世纪兰克的史学风格却遭到挑战，Georg Iggers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纪西方史学》（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一书中谈到20世纪传统史学典范的动摇，此书稍嫌简略，但可提供一个轮廓。书中谈到兰克学派动摇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再满足于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主的叙述方式。人们认为历史应扎根于更广泛、非个人的经济社会基础的了解。德国社会历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影响下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基本上均代表对过去史学风格的修正，他们要求历史的客观与严谨和兰克是相同的，但是认为历史应有社会面貌，历史的理解应奠基于社会经济的基础上。
前面提到，德国社会历史学派、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影响下之史学，均显示传统史学的动摇，而其中影响全世界最大是法国的年鉴学派。我个人写过Peter Burke的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一书的书评，后来中文翻译者放入书中作为导读，其中谈到年鉴学派形成过程与发展等大概。
Burke认为1929年至1980年代，年鉴学派经过三次变化，慢慢地从地窖升到阁楼。所谓地窖，是研究历史底层、历史结构、历史整体长时段的变化。到他们的第三代弟子却又开始回过头来研究人物，但他们研究这些人物的方式已与传统人物史的做法不同。Burke分成三阶段来谈年鉴学派，有失之简化之嫌，但不无参考价值。
过去三四十年年鉴学派影响很大，深入各国历史研究，如美国、日本，甚至在东欧即有一任波兰总理是年鉴史家。年鉴学派的主要影响如下。
（1）使史学界研究的题目与材料无限扩大，这是它对历史最大的贡献。过去被忽视的历史角落，每天生活接触的各式各样问题都可作为研究题目，如年鉴学派研究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研究各种文明面对死亡的态度、面对死亡的方式等，所以百年之后回头看20世纪的史学，年鉴学派的许多主张或许会慢慢流失，但其使史学题目及材料解放，赋予题目及材料新意义却有重要影响，它的材料各式各样，如图像、口供、日记、实物等。
（2）重视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如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应该写“整体的历史”，包括从地理、事件到个人，全部写进去，所以布罗代尔写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只花七八十页写最重要的那一场战役，大部内容包括地理、空间、物质文化等，最后才写到事件；他说事件只是泡沫，人只是泡沫，重要的是结构。
（3）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分成长时段、中时段（conjuncture）、事件（event）。研究历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应还有长时段、中时段的思考。他的这三种时间观念影响相当大，我认为将来会成为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布罗代尔并未非常有力地把三种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布罗代尔的书《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书也因未把三时段串在一起，而受到一些批评。但他以这种时间观念来看历史，是过去少见的。不过，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开启了无数题目，许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及各种讨论会论文题目都可从其书中找到蛛丝马迹，他告诉我们一种看历史的新眼光。
（4）系列史（serial history）的看法。年鉴学派研究下层，讲究整体（collective）的观念，是受法国年鉴学派创始者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an Febvre）的老师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影响。涂尔干重视整体（collective）观念，年鉴学派认为许多材料无法从文献中获得，例如广大人民何时放弃基督教信仰，无法从文献中看到变化过程，所以要用各种零星材料，放在统计系列，从中得到历史发展趋势。例如一个有名研究——去基督教化过程，到底法国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基督教信仰才逐渐流失，还是大革命是长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有一本书认为研究方法应将一些日常人们所不注重材料系列化，最后再看出其趋势，因此统计许多遗嘱中捐钱给教会的数目变化、教堂神像蜡烛重量、建筑空间布置等传统史家毫无兴趣的问题，但这些研究方法确实可看出长时段演进趋势。这是一般老百姓的想法，老百姓没有声音，必须靠迂回方式去了解老百姓心态的变化，建构系列，而得出历史发展。年鉴学派把这些研究方法用到相当精巧的地步。
（5）心态史。将来回顾20世纪史学，心态史也必然是年鉴学派留下的重要遗产。过去研究重点基本上是思想史，重视思想家、思想运动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哲学史研究哲学家或重要哲学论题的历史形成过程。可是年鉴学派提出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这与前述整体的观念亦分不开，认为我们不只要研究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要研究一个时代下阶层的百姓心态，如他们对生老病死、对神、对权利、对国王的看法等集体心态。他们认为恺撒时代一定有一些心态是从恺撒到他手下的士兵所共同拥有的心态，是集体的、整体的。
从心态史角度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年鉴学派第一代创始人费弗尔，他现在虽然不如布洛赫那样受人敬重，但他其实是年鉴学派形成的最关键人物，既有学问，也有政治手腕，善于掌握权力与组织。他有一本重要的书谈论16世纪不信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法国通俗喜剧作家拉伯雷是无神论者，可是他由心态史的角度来看，发现16世纪根本不存在不信仰的问题，因为当时思想概念的工具中根本不存在不信仰，从整体心态看都没有后人争辩信或不信的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而他都从一个时代集体心态史的角度和方法来举例论证这个问题。这是相当有意思的书，可以看到思想不再只是研究个人，而是研究集体的心态，论证的方式相当有意思。这类作品在后来的年鉴学派中相当多。如杜比（Georges Duby）说法国把人分成三层，为什么大家甘于这么被划分，如中国分成士农工商的区分法，这种心态一般思想文献未提，但透过心态史重构而了解一般百姓的想法，故心态史研究是注重广大下层人民的。但心态史也有其弊病，用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则完全不行，与年鉴学派关系密切的一位史家曾用这种方式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结果看起来非常贫瘠，其最大问题是没有办法解释变化，既然是结构的东西，持续时间相当长，但变化很少，也难以勾勒出来。总之，年鉴史学相当丰富，几代的史学家非常活跃，中间也有许多曲折。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20世纪影响重大的史学派别。马克思主义史家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教条的、官方的史学，按照党义在写历史；一派是接受马克思主义部分思想又加以修正的，著名的史学家多是先受其影响而后修正其思想，如Cristopher Hill、E.P.Thompson、Hilton、Hopsbawn等人。
其中我最注意的是E.P.Thompson，其著作和论文开启20世纪下半期许多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式，影响很大。Thompson并非十分专业的史家，他原先在劳工学校教授历史，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又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最有名的书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我到美国念书后发现这一本书竟然出现在许许多多课的书单内，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本书已经有中译本。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透过他们所办的《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杂志发表，是西方语言世界声望最高的历史杂志，和美国历史学会办的《美国历史评论》地位在伯仲之间，只是这几年目前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凋零而有些式微。
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为例，他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的说法。以阶级意识为例，他说并非身为工人即有工人的阶级意识，没有天生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靠文化不断运作而产生，下层经济结构不能决定上层文化结构，阶级意识是历史、文化、行动等创造出来的，这大大地改变一般人对马克思的看法。当然他的关怀工人阶级形成、提倡历史要由下而上，这些观念均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另外，如Cristopher Hill主要偏向思想，最有名的研究是《清教思想和英国革命》。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历史是由下而上，要使过去长期被忽略的那些贫穷百姓、工人等都有其历史。他们不像一些正统史家所认为的工人阶级文化是菁英文化的乖离，因为过去未把下层百姓看成主体，所以会把他们的风格文化看成是正统文化的偏离，其实如果将其看成主体，则其风格文化是他们的创造，这种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Thompson的几篇论文，如讲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讲工人的时间观念，几乎都引起很大的回响。
所以回顾20世纪的史学，绝对不能排除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它们基本上也是偏重社会史，尤其如E.P.Thompson、Hill、Hilton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影响深远，使人们看历史的方式变了，要由下而上，要正视下层阶级产生的文化习惯，不把他看成偏离正常轨道、需要校正，其实下层阶级自有其一套风格。这与年鉴学派不同地从另一方面改变了历史的看法。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20世纪发展到最后这一二十年来，史学界流行的几种趋势，以下的内容部分参考《史学写作的新视野》（ New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这些新视野提醒我们在20世纪，有这些新的角度与做法。
20世纪下半段西方政治思想史界似乎隐然分成两派，一派以对文献思想内部精读，做最深入诠释与精细的发挥，以芝加哥大学的Leo Strauss及其学生为代表，他们奉行的研究方式，如研究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就文献每个字眼、内容、思想做最精细的推敲发挥；另一派以Quentin Skinner、John Dunn等人为代表，认为思想史要放在历史的脉络里面，两派中以此派占上风。Quentin Skinner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西方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他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两大册影响很大。Skinner在28岁时曾写过一篇文章痛批Leo Strauss等思想文献内部学派，影响亦大。
两派各有优缺点，他们都做过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研究。Leo Strauss写成六百页的书，对于章节安排、任何细微思想均做发挥；可是Quentin Skinner讲马基雅维利，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联经“西方思想译丛”有翻译，其中有许多殊胜之处，让我们觉得这些思想不是在空中飘浮，而是放进社会政治脉络中，马基雅维利的话不只是思想的话，而是有所指的。如马基雅维利提到君主须知道在适当时候不道德，照Leo Strauss的解释，可能纯从思想去讲思想体系概念意义，但Quentin Skinner则会说这句话是有所指的，针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环境，配合其思想而提出的。两种诠释方法相当不同，却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对政治思想诠释虽然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但思想的丰富性消失了，他要把每一概念放到社会政治脉络上看，使《君主论》本身思想的丰富性消失了。因为能放在政治社会脉络的部分并不很多，我们反而要看Leo Strauss对《君主论》的阐释才能了解思想家思想的丰富、多彩多姿与变化万端。所以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虽然席卷了政治思想界，但也失去一些东西，如果这些思想家不是因为他思想的丰富与深刻，为什么还要研究他呢？
新政治思想史学派还因一套书《语境中的思想》（ Ideas in Context ）影响非常大。Quentin Skinner曾说你如果要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地位，你不能只看他讲什么，你还要把当时时代的language convention找出来，因为他们都受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有一重要概念——语言本身并没有它超越的、不变的意义，语言是在日常使用中产生它的意义，语言产生的是language convention，一个时代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概念。Quentin Skinner受到影响，认为要找出思想家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必须看在language convention中《君主论》的某些思想到底在哪里。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思想，他们会先把二流、三流的书或手册找出来看，找出language convention后，再把思想家放在里面，看出有多少部分是与那时代的convention是相同的，有多少是他迈越同时代其他人而展现独特性的部分，如此才能评估时代的思想状况和思想的特殊性。
小历史在西方史学界也有相当影响力，重要的为几位意大利史家，如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他们基本上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受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或年鉴学派动辄处理几百年的反扑，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再像以前，因为有如从十二楼高看下来的世界，看不到什么，美国社会科学要找出规律量化曲线，需要用到多少计算机，累积多少材料，再得出其结论。他们人类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精彩性无法从高处俯瞰到，而应该在适当时间把史学规模缩小，所能看到的意义和丰富性有时是其他宏观地讲整体的几百年历史所看不到的。
但micro history也面临“零碎化”的批评，因为要处理某世纪某个小乡村的某个人的世界观，与整体的大历史图像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要用很多过去所不用的材料，但下阶层的小规模的如村庄史料很少，例如前进的史学家也希望从中国历史材料中找到非常具有意义的小历史材料。几部micro history有名的书所根据的材料除非偶然得到，不然就是教会审判的材料，因为西方在中世纪以来对异端的审判中所问的问题非常细微，从外表生活到内心世界，所以留下许多好的历史材料。像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蒙塔尤》一书中所使用的史料，1930年教廷已将它们公布，但不大有人敢用它。而且用过去观点来看这些史料，看到的是一群人被迫害的历史；就审判材料来讲，这些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在受审判时，并不一定说出其真实想法。至1960～1970年代以后，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就像田野调查报告，很多micro history史家都用这类材料来重建小规模或下阶层的某个人的思想、世界观或生活世界等，基本上有零碎化历史之缺失，但也帮助我们在一个时代过度通论化（generalize）的叙述下，去了解细部历史如何运作。
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非常流行的重要趋势为对过去无名的没有记录的下层民众的历史做一些研究，而这是过去史学家所比较不注意的层次，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工人运动对下层历史影响很大。有一部很有名的Eric R.Wolf写的英文书《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有方兴未艾之势，年鉴学派后期有些一流的史家转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像Duby编了一大套西方私人生活史即是一例（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同时也有一些过去默默无闻的著作重新被挖掘出来，最好的例子是埃利亚斯（Elias Norbert）所写《文明的进程》（ The Civilization Process ）。此书在几十年前已出版，但在当时学术风气之下，感觉太平凡、没变化而且没有意义，所以不受重视。可是随着大家对日常生活史的重视和兴趣而复活，里面讨论西方文明礼仪如现在那套正襟危坐、餐桌礼仪如何形成等。其实包括中国历史文人的日常生活史我们了解很少，其彰显一个我们过去不重视的面，士大夫或者士大夫社群的史料是无数的，可是过去史学眼光和角度很少去注意，这方面寥寥可数的书如《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然而其中生活史的部分其实很少。但这方面材料很多，史学眼光改变了，才会从这些史料看到意义。
过去史学界较少人研究阅读和图书印刷的历史，以前这是图书馆系的范围，但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西方的印刷史（history of printing）成为十分热闹的一支，而且近十年来，已大幅影响到中国史的研究，有几本受到相当重视的书都与印刷史有关，或至少在背景部分大量运用古代的印刷和书本流通，说明文化与学术的关系。美国史家如Robert Danton一生均从此题目入手，他发现一个17世纪出版社的档案，有五万多封通信，钻研久了之后，看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整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诠释都有帮助。在法国也有史家像Roger Chartier研究图书的历史，包括印刷材料、传单、阅读的历史，他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是大家所熟悉的。回头看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诠释发展史，是很有意思的角度，看诠释如何形成，如何改变人们对经书的诠释，形成支配力量，如从乾嘉考证的形成过程可看其阅读变化、立下的标准与限制。过去的人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研究。
在1960年代妇女运动盛行的影响下，妇女史先是流行妇女主义（feminism），接着是妇女史研究，至近十多年流行性别（gender）历史的研究，一波接着一波而来。人们在妇女史研究之后认为history应改为herstory，因为过去妇女没有历史，认为如果用妇女史角度来看历史的话，文艺复兴、宗教革命都不会有，而妇女历史分期也完全不同。
研究为什么灵和肉相比，肉一文不值，而灵就那么重要，精神也永远比物质好，这种历史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发疯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之前和以后解释有何不同，弗洛伊德之前解释为撒旦附身或生理某方面的疾病，弗洛伊德以后认为这是精神问题。这些部分在过去很少人注意，但在过去几十年来成为相当重要的一股潮流。
在1970年代有人开始反省，20世纪追求的新史学竟然如此玄妙，写出来的书没人读，里面没有故事，从希罗多德以来大家均认为史学家的基本任务为讲故事，但是不管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新经济史学派等等都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在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Lawrence Stone在1978年写的《历史叙述体的复活》（“The Revival of Narrative”），震动西方史学界。文章其实并没有太多创见，但它说中大家心中一件事：专业的历史著作已经没人读了。他批评三派史学：一是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布罗代尔建构那么大的七宝楼台——菲利普三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但是除了最后几十页外，几乎没有“人”在里面，他的“整体史”与人没有产生直接联系；二是批评马克思社会经济史，也很少“人”在内；三为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1989年诺贝尔奖得主的新经济史派学者（Joseph Fogel、Douglas North）被他严厉批判，因为他们花了几十年用了许多助理做了许多计量工作，但他们的书没有人看得下去。曾任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的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勒华·拉杜里1970年代出版了《历史学的领域》（ The Territory of History ），书中提到至迟到1980年代，如果没法设计计算机程序，就不能成为史学家。Lawrence Stone即针对这点批评说，做了这么多问卷统计，但最后所得答案常常没有意义。Lawrence Stone写这篇文章与他个人的研究经验有关。他从牛津大学到普林斯顿，受当时流行的计量史学影响，用了大量助理，统计了大量计算机数据，大费周章地研究英国中产阶级开放性或者封闭性的问题，结果大病一场，只写成一本小书。当他在医院养病时看一些16世纪的小说、日记、书信集消遣，后来写了《16世纪西方家庭的性生活和婚姻》，反而成为很重要的书。他写“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一文基本上也出于他个人的反省。
新文化史是近十年来最当令的史学派别，对新文化史有兴趣者可以看Lynn Hunt所写的《历史的真相》一书，中文翻译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解释为何会有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基本上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都是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ion），许多我们研究的经典在当时都不是经典。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开始时不是经典，它有一个被经典化的过程，一个文化选择建构的过程。包括男女性别也是文化建构，西方对女人的要求期望与东方不同，对性别的态度也受到文化的建构。所有的界域（boundary）随时代社会变迁而变化，包括对性别、身体、疯狂或正常、有罪或无罪的看法，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任何约定俗成或以前认为不变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都是流动的和建构的，由此而开启的史学问题很多。新文化史处理的许多体裁其实年鉴学派已经处理过，但方式不同，他们重视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性力量，甚至如疼痛、某些紧张感觉也都是文化建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经济决定的，新文化史则认为一切都是文化社会建构的，既为建构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
近十年来，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的挑战最大，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文本”。“作品”是人的意图之下所写出来的，后现代认为没有作品，全部都是文本，与作者意图无关，是语言的力量，语言可以颠覆人的意图，人其实是在语言的牢房里面。后现代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是19世纪末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所提出的语言学观念，认为语言可以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在各种语言中能指与所指是没有固定的一对一的，而是任意性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所讲的与所指的东西无法复原，看到的文本这些语言后面所指的signified无法复原，既然都是读文本，则我们了解的是一样的。语言和其所指的东西是任意性关系，百年之后读此文献，大家解释都是一样的，因为后面指涉的东西无法复原，都是某种程度的物事，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对同一东西的再现。既然你的是再现（representation），我的也是再现（representation），那么我们之间有什么高下之分？所谓历史真相到底又在哪里？
萨义德（Edward W.Said）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一书也产生相当影响，书中讲西方早期到东方（指中亚或西亚）来的了解都带上白种人的眼光，无法说他们represent的oriental是真实的，他们的representation只是各种representation中的一种，则何者客观？历史的真到底在哪里？
英国一业余史家Keith Jenkins所写的《历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History ）这本小册子，把“过去”和“历史”截然二分，“过去”无法由“历史”完整呈现，而且每一个人在呈现过去时都有许多主观见解夹杂其中，有各种偏见和各种考虑，所以历史的objectivity是什么？这个影响一开始只是水坝的一个小洞，只是“能指”和“所指”没有固定对应关系，变成“文本”，到后来“文本”后面的东西无法复原，到最后是历史的客观性是无法追求的。
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对历史的objectivity挑战也很大，这本书有将近二十年时间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影响很大。谈历史客观性时有一个重要模范（model），那便是自然科学，但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说科学不是客观的，而是很主观的东西，不是具有怀疑精神的，科学家是很保守的，而且科学理论不是如Karl Popper所讲的，先有理论，再不断有事实来测试理论，事实上可以修正甚至推翻理论。
库恩反过来认为是理论把科学事实扫进垃圾桶，是先有理论，然后才把发展的事实塞进理论的典范（paradigm）里面，等到有一天，产生很多非典范所能解释的变异现象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慢慢思考这些典范所不能解释的变异可能必须寻求另外的解释，于是有人提出新理论，然后透过“科学社群”中的说服工作，慢慢形成另外的一个典范。所以是先有典范，再有科学家在里面做拼图填补的工作。而库恩说典范是由科学家社群所决定，受种种政治、社会、经济原因的影响，人们会放弃原来的典范，寻找另一个典范。既然科学也是由科学家社群决定，受种种社会、政治、经济等影响，科学家才能形成共识，既然典范先于科学家所讲所做的实验发现，如此科学的objectivity在哪里？库恩说每一个典范都不能解释所有大自然现象，新的解释一部分，也丢弃了一部分，所以客观在哪里？
传统史学的客观建构的真受到挑战，不只后现代，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力量的促成，这是我们面临的20世纪末的史学危机。
四十年前英国的俄裔史家E.H.Carr写了一本《什么是历史》（ What is History ），这本书是所有西方大学历史系的入门书，虽然后现代史学挑战那么厉害，但近年来此书仍经久不衰，可以在美国任何书店买到。此书是1961年写的，在准备这个演讲时，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可以回顾，在经过四十年的变化后，人们对历史究竟产生什么不同的看法。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果照后现代的看法，此书可能从第一句错到最后一句。E.H.Carr在1961年写此书时，绝对不会想到史学会面临这么大的挑战，所以在书中完全嗅不出这种味道。照后现代角度来看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得到的，连最谨慎的史学家Iggers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最后一章也讲，我们虽然不敢说可能得到绝对客观，但是我们能做到尽可能趋近客观。E.H.Carr已经是他那个时代相当前进的史学家，书中有许多部分回顾起来仍然相当新，但他绝不会想到后来从文学、语言、哲学跑出一些人对史学做出致命的一击。如果要从这么激烈角度来看这本书，它有许多部分仍站得住脚，但有相当多仍然需要修正。
E.H.Carr说历史事实与一般事实不同，一般事实很多，而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挑出其中一部分。但E.H.Carr绝对没想到历史研究范围可以如此宽广，如身体的历史、图像史、感觉的历史、心态的历史、下层百姓的历史、妇女的历史，另外如福柯（Foucult）所写的疯子的历史、诊疗院的历史、法国公共卫生的历史，等等，这些都是E.H.Carr所没想过的。
E.H.Carr在书中谈很多个人和社会关系，对此他持调停之见，认为个人和社会都很重要。可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发展，似乎认为个人并不重要，尤其是年鉴学派几位大师认为个人只是泡沫，个人是被整体结构决定的，甚至于如后来日常生活史、小历史宣称要摆脱布罗代尔那么大的历史架构的这些史家，其实也没有真正如E.H.Carr所讨论到的对历史举足关键的英雄或重要的政治人物。E.H.Carr只在讲个人与社会时，重视的是大人物，对下层百姓很少谈到。
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讨论，也是E.H.Carr书里重要一章。他写此书之前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篇Isaiah Berlin所写的影响重大、轰动一时的文章——《历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E.H.Carr对这篇文章非常反感。不过现在看起来，Carr对Berlin有很大的误解。在 What is History 书中凡是提到Berlin《历史的必然性》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争辩说Berlin是主张偶然论，但阅读Berlin那本书和其他相关著作的会了解，其实Berlin只是认为人在历史发展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性与主动的角色，人并不是如马克思所讲是历史定律的囚徒，一定按几个阶段论发展，Berlin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左右历史，但那并不一定就是偶然论。
E.H.Carr提到很多因果观念，可是他的因果观念多是一对一的，从年鉴学派以来讲的是结构和个人的关系，结构式的因果观在E.H.Carr是没想到的。E.H.Carr没有意识到可以有结构和个人的因果关系。
人是否能摆脱成见来研究历史？看过去几十年流行的诠释学或后现代对人的先入之见或偏见的反省或批判，尤其如Gadamer的诠释学认为没有preunderstanding，没有prestructure，没有这些先入之见，要了解一个东西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如同笛卡尔的理想澄清到如同一面光明镜子般去看一件东西，而E.H.Carr还留在过去传统中，虽然相当有保留，可是他似乎没法了解历史研究要在承认人不能如笛卡尔讲的像清澈的镜子的前提下，而且是因为有那么多先入之见才能了解历史。
过去几十年，史学的发展使人们思考历史的因果和客观性都产生巨大变化，对照E.H.Carr的书，许多是他所没想到过的，所以有很多想法要变。变并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可以作为一种对照。
现在批评后现代的书越来越多，因为在其形成风潮时没有人敢撄其锋，反倒是一位澳大利亚史家写 The Killing of History 最先痛批后现代，逐渐形成风潮。我们不知道后现代究竟还会流行多久，但它有其正面意义，那就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位历史家，承认人的有限性。我们反省近百年甚至数十年来的历史，后现代提醒我们一件事，它是这么多东西下的产物，有这么多的先入之见、背景、权力、政治、文化社会因素支配他的写作，所以史家是极为有限的，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要时时以此提醒自己，这是本世纪末这么风行的后现代所要流传久远的部分。
（2000～2002年，“国史馆”学术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