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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幢别墅式小楼。楼上一个十四平方米的房间，屋顶很高，给人的空间感大于它的实际面积。墙壁四角有花型雕饰，一米半以下用木板镶嵌。年代过久，透明漆已退光，木质本身的独特纹络却仍很美观。木板上部的墙壁喷成雾状的淡蓝色，使整个房间被一种幽雅富贵的情调所笼罩。地板是红松木的，褐色给人以稳重感。刚打过蜡，非常光洁。对门的墙，砌着壁炉。两个长翅膀的小天使背负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将冬日下午的阳光反照在镀银的铁床上。那壁炉已不能再生火，现代化的暖气片安装在炉膛内，散发着暖流。房间里暖烘烘的。
她舒适地侧躺在床，半醒半睡。早晨妹妹到她的房间来过一次，替她拉开了紫绒窗帘。窗台上摆着一盆水仙，翠灵灵的修叶，使人赏心悦目。一束碧绿举着一朵洁白的初放的花朵，那么典雅，那么素，那么美。在这座北方城市中，是很难在什么人家里见到水仙的。妹妹告诉她，是父亲的老战友从南方带来的。枕边放着一本书——《简·爱》。她中学时代百读不厌的书。“文化大革命”中，连同其他的书，被她自己亲手烧了，那是为了表示追求革命思想的愿望。当时，她曾以为，这本书，和她亲手烧掉的那许许多多书，将永远不会再被后世后代的中国青年们所读到了。她心中当时既惋惜又庆幸。庆幸自己读过了这本书，记住了一位她所崇拜的叫夏洛蒂·勃朗特的英国女作家。知道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罕事：一位普通的英国教士家庭中，出现了三位留名后世的女作家。她曾有过极幼稚的想法：如果教士的女儿们最有可能成为作家，她真希望自己的父亲不是一位市长，而是一位教士。自从她读过《简·爱》后，在她的情感世界中，就永远存在了一位最亲密的女友——“简”。在她入了党，成为教导员后，她内心里极隐秘的那一层情感，也从未背叛过“简”。有多少个夜晚，她在心中与“简”对话，讨论友谊、爱、永恒的情感、人格和心灵……都是非常严肃的讨论。甚至讨论如何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种种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青年的理想和精神追求，等等，等等，也都是非常严肃的讨论。世界上谁最理解她？当然是“简”。没有第二个人比“简”更能理解她，更能认清她，更能深入到她的心灵之中。父亲母亲也无法代替“简”。然而她却经常对别人说：“最了解我的是营长。”营长——一九六三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语言粗鲁的山东大汉，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将她从班长提到排长提到指导员最后“培养”为教导员的人。他对别人谈到她时，则说：“小姚，我的人！只要我当营长，谁他妈的也别想撤换她这个教导员！”
营长是好营长，好共产党员。除了语言粗鲁这一条，按照党章的其他标准衡量，死后有资格被追认为“党的好战士”。并非谁都有资格公开讲这样的人最了解自己。这是一种殊荣。营长也自认为给予了她殊荣。
但这种“了解”是多么空泛啊！甚至可以说是虚假的。事实上，一个男人永远也无法了解一个女人。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是深入不到女人们的心灵内部去的。女人的心灵是一个宇宙，男人的心灵不过是一个星球而已。站在任何一个星球上观望宇宙，即使借助天文望远镜，你又可能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呢？
原则性强、组织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除了这几方面“强”，营长对她再一无所知。
入党介绍人——最了解自己的人，符合逻辑，却并不那么符合生活。女人无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都有希望某个男人充分了解但又使男人们无法企及的许多方面。这是她如今通过自己的心灵体验逐渐明白的道理。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女人，不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有些女人，在她们刚刚踏入生活大门不久，便明白了这个道理。她们是幸运的。有些女人，在她们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也许还一直没明白这个道理。她们真是不幸得很。她不算幸运，也不算很不幸。她明白得晚了点儿，但还不算太晚……
她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一动不动地、静静地思索着。
这种静真美好啊！她努力回忆，回忆不起在到北大荒后的十年，不，十一年中，有过享受这种美好的时刻。不惜时间流逝，不被周围的任何事物干扰。像是在梦里，又知自己不是在做梦。可以静静地去想，可以去想与一位教导员毫无关系的事，可以只想与女人相关的事，这简直是一种幸福。
然而营长的影子时时执拗地介入到她安宁明朗的思想中。她驱赶他，不愿让他破坏自己此刻的心境，他却不走。
“我最了解你！”他大声说，一遍又一遍，仿佛这至今仍是他的权力。
“最了解我的人是营长。”在她已明白这句话的虚假性后，她仍这么说。知道自己在说谎，没有勇气彻底推翻自己原先的立论。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已经非常信服地接受了这一点。她自己在某一时期内，也习惯了说这句话。在营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说，在党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说，在需要介绍自己如何成长为一个知青干部的讲用会上说，甚至还将这句话写在存入档案的思想小结上。
除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她难道可以说另外一个什么人最了解自己吗？那将会使多少人失望和震惊啊！第一个感到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当然会是营长。一个不愿说谎的人说谎话时，也等于在伤害自己，是对自尊的很严重的自践，但她宁肯受到伤害的是自己。
难道她可以对别人说出“简”吗？“简”——什么意思？可悲，与她接触和相处过的那么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知道“简”。
“我的朋友，最亲爱的朋友啊！”她的手动了一下，拿到了《简·爱》这本书，轻轻抚摸着破损的封面，像抚摸一位最亲爱的女友的手。
从今以后，我要对人说：“最了解我的人是‘简’，是你！”她想。不，不是“了解”，而是“理解”。“了解”是一个肤浅的、有距离感的词，“理解”才是与心灵相通的词。对于营长，她就从来没有用过“理解”这个词。最初是因为不明白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以后是因为明白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
她静静地想着，想着，抚摸着那本自己中学时代最喜欢读的书，心中产生了一种悲哀、一种凄凉，想哭。
女教导员、女政委、女常委……历史在它的某一时期，不允许这样的女人们更像女人，不允许这样的女人们身上保留着女人的情味。在北大荒的时候，她常常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中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中性的人。哪个男人如果公然敢用瞧一个女人那种眼光瞧她一眼，那是肯定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也无疑会激怒她。而女人们如果对她表示过分亲昵，则会被视为“马屁精”，遭到背地里的谩辱。男性对她敬而远之，女性对她远而敬之。女教导员不是女人，是党的一级“代表”。
一次，营党委委员们坐在一起，围桌讨论制定“知识青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人主张加上“洗澡避女人”这一条。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一条在进行一般连队教育时强调一下就可以了。加上这一条，就必须从已列出的八条中去掉一条。否则，变成“三大纪律九项注意”，不伦不类。主张加上这一条的，坚持非加上这一条不可。为了加上这一条，理所当然地应该去掉已列出的某一条。双方争论起来，直至面红耳赤，出言不雅的地步。仿佛坐在他们之中的她，并不是个女人。几个男人关于“洗澡避女人”这个命题所说的一些话，是比他们赤身裸体当着某个女人的面洗澡，更会使一个女人感到羞赧的。
最后营长拍了一下桌子，吼道：“乱他妈的争个什么劲儿！男人不就是多那么三两肉，女人不就是少那么三两肉吗？让教导员决定！教导员点头，就加上！教导员摇头，就不加！教导员也代表我的意见啦！”
真是莫大的荣幸啊！营长在任何问题上，一向都很尊重她的意见，一向都有意建树她的威信。
于是所有男人的目光都注视在她脸上。
她当时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朝脸上涌……
只有特殊情况下，比如要选派代表参加什么隆重的会议，名额中强调一定要有女代表，她的性别才在特殊的情况下有了特殊的意义。
营部搬家时，她在连队蹲点，是话务员和通信员替她搬的东西，结果将她的一本厚厚的日记丢失了。整本日记都是写给一个人的信，写给“简”的信。二十一封半。
日记终于是找回来了，但已不知被多少人看过。她为此对话务员和通信员大发了一顿脾气。
不久，许多人都在背地里窃窃私语，说教导员害了单相思，爱上了一个姓“简”的。议论最初在营机关范围内传播，后来就蔓延到了离营部较近的几个连队。有人甚至怀着某种低俗的兴趣暗中调查了解。在全营也没查出一个姓“简”的男性，只查出三个姓钱的，其中一个还是老头儿。于是“简”像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影子，伴随着她出现在各处，接受众多不可思议的目光的检阅。
营长不得不找她谈话了，开门见山地问她：“简”是谁？
她镇定地回答：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
她怎么可能爱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呢？营长不相信她。这太荒唐嘛！
“那么，你解释解释，那本日记是怎么回事啊？”营长刨根问底。
怎么解释？没法儿对这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山东大汉解释清楚。
她反问：“你也看过我的日记了？”
营长摇头，说没看过，听传的。
她心中有了底，现编现讲，说那本日记，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小姨的；说她小姨是某出版社的外文翻译；说日记上写的是小姨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的手稿，没译完，小姨就生病死了；说她保留这本日记，是出于对小姨的怀念。
营长完全相信了她的话，营长在任何事情上从未怀疑过她的话。营长相信她就像相信自己一样，因为营长认为他太了解她了，怀疑她就等于怀疑自己。营长从不怀疑自己。
营长在全营机关会议上替她辟谣，大发雷霆，说要追查造谣者和传谣者，严加惩处；说造教导员的谣，就等于造他营长的谣。
“我最了解教导员！教导员爱上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她能不向组织汇报吗？组织能不掌握情况吗？组织能不对这个人进行各方面的了解吗？教导员若爱上什么人，不像你们所想的是件简单的事！他妈的谁今后再敢说一个‘简’字，我割掉他的舌头……”
营长是好意，绝对的好意。营长维护她的尊严和形象不受谣言伤害，正如维护他自己的尊严和形象一样。
关于小姨的感伤而富有人情味的谎话，由她的入党介绍人之口，当众重讲了一遍。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了，几个人的头渐渐低了下去。
她就在营长身旁，正襟危坐，神情庄重。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受到无端伤害然而宽容为怀的样子，迎视着种种对她表示歉疚的目光。
她心里却非常难过。那是一种不得不以庄重的神情去加以掩饰的难过。她那么轻易、那么成功地欺骗了营长，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又那么严厉、那么无私地欺骗了更多的人。为了什么呢？究竟是为了“简”，还是为了爱？也许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位女教导员的中性的形象！那一天，她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怜悯，也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我已虚伪到了怎样的地步啊！我已变得不是我自己了！为什么没有勇气当众承认，我心中时时感到空虚？为什么没有勇气当众承认，我多么希望别人像对待一个普通女人那样对待我？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我多么嫉妒那些漂亮的、开朗的、魅力迷人的姑娘，幻想像她们那样，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能吸引众多小伙子爱慕的而不是准备接受批评的目光；幻想像她们那样被英俊潇洒的青年苦苦追求，幻想像她们那样暗中交换小伙子们写给她们的情书看，与情人偷偷幽会在小河边或桦林中？为什么没有勇气当面对营长宣告：“你根本不了解我！”……这些思想，从那一天起，开始如剐如割地折磨她的灵魂。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她开始正视自己的灵魂。
从别人的眼中，她看清了自己。
她终于明白，自己对于“简”的那种依恋、那种沟通，是一个女人与自己封闭的心灵的沟通，是一个女人对女人本应具有的一切的依恋。不幸的是，她更想成为一个女人。而别人和生活要求她、迫使她成为一个教导员。“简”是不漂亮的，她也是不漂亮的。“简”不是十九世纪英国穷牧师女儿的影子，“简”就是她自己。
“把外表的虚饰当作真正的价值。让刷白的墙壁证明洁净的神龛……”
直至那一天她似乎才真正对《简·爱》这一本书中的这一句话有所理解。
“简”却比她还要幸运些。“简”心中有一位罗切斯特先生。她心中只有女人的孤独，还有那些政治思想工作条例……
那一天她将日记烧掉了。
谣言被权威消灭了。
灵魂被思想灼焦了。
营长以为一场庸俗无聊的风波已经过去。
而她却缩入自己的灵魂之中更加不敢钻出来。
她给营长织了一件毛衣，为了表示对于一位监护自己的党内同志的感激。无论如何，营长毕竟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要求她对他表示感激，但营长从未向她或向别的什么人流露过这种要求。帮助青年干部树立威信、树立尊严，这是营长视为己任的，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好品质。有了什么责任，营长总是挺身而出，将她护在身后；有了什么获得荣誉的机会，营长又总是毫无怨言地、非常真诚地将她推到前面。
无论如何，营长是位好营长，好党员，好干部。营长的的确确有许多值得她学习、值得她尊敬的品质。
但营长却不是一位好丈夫。好营长与好丈夫在生活中往往不一定那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营长经常打老婆。某些老婆，是天生需要经常被丈夫们捶捶打打的。营长的老婆就属于这一类老婆。都说山东女人勤劳，那女人却懒得出奇。除了做饭，什么家务活也不干。而她还没有懒到连饭也不做的地步，则完全是因为她还没有懒到连饭也不吃的地步。营长家里很脏，脏得他羞于让别人到他家去。那女人比营长小十三岁，正是心猿意马的少妇年华。营长没本事拴住她的性情，她便渐渐自己悟会了一套倚门卖俏的手段，干起了陈仓暗度的勾当。丑女人生出这种心思，也会有饥不择食的男人闻腥而至，何况那女人不丑。一张黑红的瓜子脸挺端正，不胖不瘦的身材挺苗条，再加上一双善于投出色饵的眼睛，无异于向男人们打出块招牌——“愿者上钩”。
皇后风流，就有偷香窃玉的国手。营长的老婆不正经，就有敢冒营长之大不韪的色鬼。营长前脚出门，那女人后脚也出门，打扮得整整齐齐，油头粉面。营长往东，她往西；营长往西，她往东。挎着个小篮，上山去采“木耳”、采“蘑菇”、采“猴头”。一采一天。回来的时候，衣扣也缺了，头发也乱了，疲惫不堪却兴致勃勃。
于是营长家里的木耳、蘑菇、猴头就多起来，多得营长经常送给回城市探家的营部机关知识青年。
于是营长就不愁没有佐酒的菜了。
于是营长就觉得自己的老婆也可爱起来。
终于有一天营长吃出那木耳、蘑菇、猴头滋味不对，插上家门将老婆狠狠治了一回。那女人从窗口逃出，一路奔到营部，风风火火，大哭大闹。
营部只有她一个人，正在记录团里的电话通知。
她只好放下电话劝那女人安静下来。
那女人便坐在她对面，像面对一位法官，抽抽搭搭地大声诉苦。
“哪个男人像他？从我嫁给这土鳖，他就只会老一套！”
“什么老一套啊？”她不懂，却觉得有义务替营长教育那女人一番。
“恩爱夫妻，一年三百六十多个晚上，总得换个花样吧？可是他……就会老一套……完了事，背过身去就打呼噜，鸡鸭踩蛋还扇扇翅膀叫两声呢！”
那女人却不知羞耻地给她上了一堂房事课。
“你！……你滚出去！”她觉得脸上要着火了。
“你是教导员，营长打我，我不找你找谁？”那女人振振有词。
她跑出了营部，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跑到小河边，在一棵大树下默默站立了许久……
第二天营长见了她的面，还奇怪地问她脸色为什么不好了。
她说没什么。
营长就吸烟，吸了一支，接着又吸一支，连续吸了好几支，才吞吞吐吐地对她说：“小姚，我家那贱女人找你哭闹来了？那骚货，就该一棍子打断她的腿，叫她往后看得见山，上不了山！”
“营长，我……得去问问打字员，团部的电话通知打印出来没有……”她欲借故走开。
营长却一把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恳求地说：“小姚，昨天那事，你可得替我遮掩啊！传出去，我这营长没脸当了！”
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觉得面前这个山东大汉非常可怜。
她暗中进行调查，将与营长老婆有瓜葛的那几个男人，发配到了很远很远的山沟连队。她并未向他们做任何解释，他们心虚，也不敢表示出任何不满。她第一次觉得，权力有时候并非可恶的东西。那也是她第一次没与营长商量，便果断地行使了教导员的权力。
毛衣断断续续地织。织成后，营长已打发老婆回山东探家去了。
毛衣是灰色的，粗线的，平针织的，又紧又厚，肯定很暖和。她没织花样，倒是想织，不会。她还是到了北大荒才跟同宿舍的姑娘们学起织毛衣来的。当上了教导员后，就再没摸过织针。以前她认为女教导员静静地坐在某处运针走线，如果被谁看见了，是有点儿大煞风景的。没什么事可做的时候，她就将《毛泽东选集》或马恩列斯原著翻开，放在膝上，似看非看，似读非读，似动脑筋钻研又根本不是在动脑筋钻研。其实她一翻开那些领袖们的著作就头疼。因为她已经通读过数遍了，获得过三次通读毛著和马恩列斯著作标兵的荣誉。一次是营的标兵，一次是师的标兵，一次是全兵团的标兵。并没有谁要求她必须手不释卷地学习毛著和马恩列斯著作，是她自己这样要求自己。当上了标兵，就得努力争取永远将这个角色扮演下去。标兵一旦不再是标兵，也就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再是了。那是非凡的苦难。某团的一位上海姑娘，连续两年获得了标兵的荣誉，第三年没被评选为全兵团的标兵，自杀了。她一想到这件事心就抖。她知道这样的事一旦降临到自己身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不仅仅失去了个人的荣誉，而且也破灭了她那个团、她那个师的各级首长对她抱有的希望。群众也会对她另眼相看。标兵——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图腾，是群众心理的需要。没有的地方，没有的人群中，群众会造出来一个。这图腾一旦失去了光环，群众会再造一个。而失去了光环的那一个，就成为过了时的徽章。没有一颗坚强的心是经受不住这种摆布的。她有时不但害怕自己，也害怕群众。她常常感到人人都像自己一样，变得那么混账！
连续——这个词，应用在化学和物理学中，就产生核反应；作用于一个人的心理，就很可能促使一个人去死。
在兵团颁布选举全兵团学习毛著和马恩列斯著作标兵动员令之前，她就知道，师首长给团首长打来了长途电话，说她是全师最有希望被选为全兵团标兵的青年干部，关心地询问到她一年来各方面的表现和工作情况。
团长也给营长打来了电话，说：“姚教导员要是在选举之前出了什么差错，我撤你的职！”
营长将团长的话转告了她，并且当天就将七连和九连的两个“秀才”调到了营部，整天关在屋里写她的事迹材料。
团长还派了团宣传股长来到营部，亲任两个“秀才”的组长。三个人不是关在屋子里伏案埋头，就是围住她无休无止地提问题，他们很善于引导她说出一些闪光的话。她非常体谅他们的良苦用心，不得不道出许多豪言壮语。那其实无异是一种摧残人耐性和神经的游戏，语言文字游戏。她道出的那些闪光的话，不过是许多当时很流行很时髦的“豪言壮语”的翻版。举一反三，发挥用之。比如“活着干，死了算！”她换另外一种说法：“死了不能干，活着才拼命干！”——就成为她，三师二团七营女教导员姚玉慧说出的“豪言壮语”了。
她不是语言大师，她只有以这种办法应付别人，也应付自己。
事迹材料完成后，她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被搞成精神病。
她的事迹在《兵团战士报》上登载了。
她终于被评为全兵团的标兵了。
当营长预先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她时，她一转身就跑开了，在白桦林中哭了一场。
营长从那天起却喜形于色，不分场合地搓着两只大手，笑得合不拢嘴，反反复复说：“太好啦！太好啦！小姚你可为咱们全团全师都争了光哇！连续三年，不容易得很哩！我这个入党介绍人，也沾了你的光，跟着你感到光荣哇！”
从那时起，她内心深处开始害怕荣誉，害怕自己曾一度努力争取的种种荣誉。每种新的荣誉，都仿佛一块压在她身上的大石头。她早已撑不住了，要被压垮了。她终于懂了，荣誉越多、越高，她越不是一个人，越不是一个女人了。
织一件毛衣，这念头，不仅仅是为了对营长表示感激而产生的，也是一种反叛。反叛什么？反叛谁？并不具体，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坚定着这一念头。不，这种反叛的念头绝不是思想，是一种心理，一种朦胧的下意识，一种软弱的本能。如此而已。
“我肯定我们应该回击！”
“简”在劳渥德学校受到虐待后，不是勇敢地说过这样的话吗？那么她就要织一件毛衣。
女人的，也可以认为是人的原始悟性，使她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受着种种的虐待。一种文明的，不伤及皮肉的，堂皇的虐待。因而也就没有谁体谅她，怜悯她，帮助她摆脱。恰恰相反，有多少人心里还对她隐藏着嫉妒。
织毛衣！织毛衣！织毛衣！
当她开始织那件毛衣时，她才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又有点儿多少像一个女人了。织毛衣，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静静地坐着，光滑的织针在手中运动着，柔软的毛线有条不紊地一环环缠绕在织针上，不知不觉中变成袖子，变成领口……更美妙的是，不必强装出一副认真钻研或颦眉思索的样子。她甚至暗想，织毛衣远比装模作样地学毛选或马恩列斯著作，更能使一个女人变得聪明起来。
许多人看见她织毛衣，起初自然都表示出极大的惊诧。
“教导员，你还会织毛衣呀？”
“教导员，看这颜色，你不是给自己织的吧？”
“教导员，你要急着织成的话，我有空时帮你织呀？”
“给营长织的？……营长也怪可怜的，还从没见他穿过一件毛衣呢！”
…………
不久，营部机关的人们也就习惯了看见她静静地坐在某处织毛衣。
她有些后悔说出了是给营长织的。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织毛衣，这是很容易引起许多庸俗的猜测或闲言碎语的。
却根本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刮进她耳朵里。
所有营机关的人们，仿佛都普遍认为，营长和教导员之间的关系，无论亲密到何种程度，也肯定不会逾越圣洁的同志式的关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仿佛营长和教导员都是没有性与爱这两根神经的人，是同性的人。关于“简”的那些并无恶意、纯粹是出于好奇的飞短流长被营长严厉地加以扑灭之后，人们仿佛普遍认为那是营长替她当众发表的一次郑重宣言：她绝不会爱上什么人，也根本不需要爱。
“小姚，听说你是给我织的啊？抓紧织，今年冬天我就等着穿它啦！”
营长对她大加鼓励。
知道自己做的是别人所期待的，她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一种潜在的兴奋。甚至在开营党委会的时候，她也一反常态，不再那么严肃地瞧瞧这个，望望那个。她埋头坐在一旁织毛衣，别人不问到她什么话，她往往一言不发。
营党委委员们竟连这一点也渐渐接受了，习惯了。
既然营长都不批评她，他们何苦对她加以指责呢？
营长为什么不批评她，这是她不甚明白的。因为毛衣是给他织的吗？管它为什么！反正没人批评她，提醒她，告诫她注意什么，使她感到暗暗高兴。
织毛衣！织毛衣！织毛衣！
她几乎是在报复谁似的织着。
教导员的身份，标兵的影响，连续获得三次的荣誉……通通见鬼去吧！她常常一边织着，心里一边恨恨地这么想。
毛衣织成的那一天，是星期天。营机关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电话员小孙和文书小周都到连队看同学去了。
收了最后一针，天已经黑了。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像完成了一件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那么快活。看看手表，九点多了，小孙和小周肯定不会赶回来了。她将毛衣用一块方头巾包好，铺展被褥，想早点儿睡。洗了脚，脱了衣服钻入被窝，却又睡不着。光顾织毛衣，忘了往炉膛里加柴，火早熄了。屋里有点儿冷，又出奇的静。
她感到异常孤独。
小孙的同学在十连，小周的同学在十三连。她们当然都是去看望各自的男同学的。有个男同学在某连队，能够经常彼此看望看望，多好！她也有男同学。同班的，同校的，都有。分散在各个连队。但她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都不需要她大老远地跑去看望他们。如果她这样做了，他们会感到惊诧的。除了惊诧，可能再也不会有其他表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绝不会大老远地跑到营部来看望她。他们看望她也认识的每一个女同学，就是从未看望过她。小学时期，她是市长的女儿；中学时期，她仍是市长的女儿。这一点，使她无论与小学还是中学的同学，都难以结下亲密的友情。那时候她自己好像也不需要友情。她在班级和学校里独往独来，高傲而孤僻，优越感极强。
在北大荒，她也当过一个时期“走资派”的女儿，但属于“可以教育好的”一类。不久父亲便被“解放”了，“结合”了，“长期挂职休养”了，她又成了“革命干部的女儿”。于是成了班长、排长，进而成了副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于是，在她是“走资派”的女儿那一时期，曾主动接近过她的一个男同学，又跟她疏远了。
她真希望哪一天有个什么人突然推门而入，声明是来看望她的，那她将会对这个人内心里充满了感激！
小孙和小周的男同学，其实就是她们各自的恋人。她们常常背着她凑在一起说悄悄话，有时忧郁、流泪，有时欢乐、嬉笑。而当她一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她们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听说星期天食堂吃饺子？”
“嗯。”
“开饭时如果我不在，别忘了替我打呀！打两份。一份三两的，一份八两的。”
“谁要来看我？肯定是个男的！”
“还会有谁来看我？我那位呗！他说每个星期都是我下连队看他，他有点儿过意不去！”
“别，千万别让他来营部看你，打电话告诉他，你去看他！”
“为什么啦？”
“用问？教导员眼皮底下，你们这次见面能愉快吗？我想象得出，她肯定会这么说：‘营部不是谈情说爱的场所！’不把你那位鼻子气歪了才怪呢！”
“我看教导员有点儿不正常，自己不需要爱情，还希望别人都是石头！”
“那是嫉妒！吃不到葡萄的人，总说葡萄是酸的嘛！”
“哈哈哈哈……”
一次，她无意中听到了她们议论她的这番话。那是夏天，她们在宿舍里，她在宿舍外。她们的笑声，从窗口飞出，像一把针甩在她心头上。
她猛地推门跨入宿舍，使她们大吃一惊，笑声戛然而止，胆怯慌乱地瞧着她，似乎都不敢喘气了。
她气得脸色苍白，双手发抖，狠狠地瞪着她们。
她们同时迅速避了出去。
接连几天，她们在她面前惴惴不安，诚惶诚恐。
她却没有因为这件事故意找她们的什么差错。如果她想报复她们，那是有很多机会也很容易的。
然而她没有。
如果说她还在某些方面像她自己，那么大概也就只有这一条了——不实行报复。
她还不愿连自己最后的本质都由自己污染了。
“营部不是谈情说爱的场所。”——这是营长的话，并非她的话。
她不过是将营长在营党委会上说的这句话，在营机关星期六例会上又宣布了一遍。营机关的女知青多：电话员、卫生员、食堂的炊事员、招待所的服务员、文书、宣传干事、妇女干事……
营长的话的确说得尖刻了些，但她自己当时确也认为这一点不无强调的必要。
她那颗受到伤害的心痛苦而委屈……
屋里太静了，也太冷了。火炕冰凉，忘了烧。电压不足，一百瓦的电灯，还比不上四十瓦的电灯亮，像一只昏黄的独眼，冷漠地瞪着她。
外面也是那么静，听不到风声，世界仿佛死了。
她忽然觉得，这个夜晚，她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够形单影只地度过了。
她一下子坐了起来，发了一会儿呆，又匆匆地穿好衣服，穿上了鞋。
她挟起那件用头巾包着的毛衣，推开门走了出去。
她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雪的，雪很大，仍在下。月光皎洁，四野一片银白。大而柔软的雪花，时时飘落在她脸上。一接触到她的脸颊，顷刻便融化了。几排营部的家属房，窗子全黑了，人们也许早已进入了梦乡。
她走着，走着，不假思索地、机械地走着，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在前面拽着她。
走到一排房子最东头的一家小院外，她站住了。
是营长家。
窗帘拉着。忽闪不定的、微弱的光亮透过窗帘布，被滤成了蓝色的，晃在玻璃上。
她想营长还没睡。
她犹豫片刻，轻轻走入小院，轻轻走到门前，轻轻拍门。
“谁？”营长的声音。听来粗暴，使她猜想他正在独自生闷气。或者由于非常讨厌此时此刻有人登门打扰而恼火。
“我……”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回答的声音竟那么低。
“小姚？”营长披着棉袄开了门，闪身将她让进屋里。
桌上点着极短的一截蜡烛，摆着半瓶酒，一只粗瓷大碗，一小盘咸菜。
营长家里似乎比她的宿舍里更少生气，更少温暖，也更昏暗，也更窒闷。
“怎么不开灯？”
“灯泡坏了。”
“到办公室去先取一个啊！”
“不用，这样挺好。你怎么还没休息？有事？”
“没事……我来给你送毛衣……”她说着，将毛衣放在炕上，自己也坐在炕沿上。
营长打开头巾，拿起那件毛衣，高兴了，笑了：“你织得还真快。”
她说：“一点儿都不快。早该让你穿上了！”
营长看了她一眼，默默放下毛衣，不再说话。
屋里充满酒气。
营长身上也散发着酒气。
营长又走到桌前，端起粗瓷大碗，仰起头一口喝干了剩在碗里的酒。
营长的酒量是全团干部中出了名的。
她也能喝三两白酒，在许多次会餐的场合上练出来的。
她忽然极想喝酒。
“营长，也给我倒半碗。”她以一种好胜的口吻说。
“你？……”营长转身又看了她一眼，倒了半碗酒，双手端给她。
她接过碗，一饮而尽，顿时觉得一股火热和辛辣从胃里直冲头顶。
营长默默接过碗，又将那一小盘咸菜递给她。
她用手背抹了一下嘴，摇摇头，推开了。
“我走了。”她喃喃地说。
“那你就走吧。”营长说，“这酒劲挺冲，保你回到宿舍睡一宿安稳觉。”
她站起身，就想走。她自己心里明白，她到这儿来，并不单纯是送毛衣的，毛衣明天也可以送给营长，也不是为了喝上半碗白酒的，酒解除不了她内心此时此刻的空寂。
与眼前这个有许多理由受到她感激，而她从来也没有当面对他说过一句感激之词的男人交谈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话，还喝了他半碗白酒，她似乎也就得到了一些满足，同时又觉得渴望获得的半点儿也没有获得。
她的头开始有些晕了。
她想，她应该走了。
她的双脚却还将她钉在那里。
你究竟需要什么？——她在心里问自己。已经开始朦胧的意识对这个问号很漠然。
营长站在她面前，定定地瞧着她。
她又说：“我走了……”
营长又说：“那你就走吧……”
“你试试毛衣吧，如果不合身，我拿回去拆了重织。”
“不试也罢。哪会不合身呢！”
“你还是试试。”
“那……我就试试……”
营长一抖肩膀，将棉袄抖在炕上，拿起毛衣往身上比量。
她不想立刻回到她那很冷也很静的宿舍。
她说：“你得穿上试试呀，这我怎么看得出来合身不合身……”
营长听了她的话，就脱下了套头的破旧绒衣。
像北大荒的不少男人一样，营长也没穿衬衣，他们认为光着身子穿绒衣更暖和。
这是她完全没想到的。
在昏暗的烛光的照耀下，他宽厚的脊背闪着皮肤的光泽。他那两条粗壮的胳膊，他那仿佛能挑起千斤重担的肌肉发达的双肩，他那像穿了救生衣般高高隆起的胸脯，竟使她无比震惊！
她第一次看见这个自己平素非常熟悉的魁梧男人赤裸着上身。
而且她离他这样近！
那种震惊是强大的，使她心理上一时间还来不及产生任何变化，甚至连一个女性的微妙的羞赧也来不及产生。
她呆呆地看着他，像看着一个用石头凿的人。
营长拿起衣服刚要往头上套，不知为什么，转脸看了她一眼。
在这一时刻，在他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碰的瞬间，她的心才突然怦怦激跳起来，她感到脸像被火烤一样灼热。
她下意识地低了头，但随即又抬起了头。这是一种奇特的心理。
她从营长那炯炯的目光中，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
这种她几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意识，彻底击败了她一向很冷静很善于自持的理智。
她内心里骤然生起一种强烈而又迷乱的渴望！她对它不知所措，也似乎期待它已久。
这震惊，这渴望，被动地期待进一步发生什么事并可怜地害怕果真发生什么事的恐惧，如几股飓风在她心房里喧嚣冲腾。
这是她从未体验过的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骚乱，这崭新的奇异的体验使她的灵魂此时此刻变成了一匹脱缰的烈马。她的灵魂于是获得了一种无羁的快感和一种战栗的兴奋。
她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最细小的神经都完全失控了。
期待和恐惧双重的本能逆向挣扎，撕裂着她的灵魂，像狮爪撕裂一只小兔。
她偏不垂下她的头。
她咄咄地迎视他的目光。
她固执地勇敢地骄傲地快活地对自己挑战！
她的理智卑下地绝望地对她喊叫：你怎么能这样！
而她的灵魂激动地大声回答：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她觉得她身在大裂谷的无底的断堑，疾速地坠落着。
她觉得她就要晕倒了。
那小小的一截蜡烛，跃起最后一朵光亮，终于不甘地熄灭了。
“蜡……”究竟说出口了这个字，还是仅仅想到了这个字，她自己也不知。
两条粗壮的男人的胳膊，猝地将她紧紧搂抱住了。
没有反抗。没有趋就。没有激情。没有柔情。恐惧也消失了。
情感，精神，心理，三个世界一大片空白！
沉入她心底的两种本能不再互相挣扎，疲竭地喘息着。
不，那是他的喘息。粗重，短促，急迫，散发着酒气。
她酥软得连微微睁开一下眼睛的气力也没有了。她仿佛觉得自己已变成了胶状的什么半死不活的东西，黏在他身上，又在往下流。她仿佛觉得自己被一只章鱼的吸盘牢牢吸住，也被它的八条触臂整个抱拢。
可以认为那一时刻她是死了。死在现实中，活在另一个涅槃的境界。两处都是黑暗的地方。
持续的鼓声引导她迷醉的灵魂走向某一不可知的归宿。
不是鼓声。
是男人的冲动的狂野的心跳！
一只大手，迫不及待地从衬衣底下探入她怀中。
乳罩带被扯断了。
结满厚茧的大手，肆意揉搓着她的乳房。那是此前任何一个异性都没有轻触过一下的。
她呻吟起来。
她那瘫软的身体像受到惊扰的海星，本能地收缩着。
灵魂却不知道该逃向哪里。
她张开着嘴，才感觉到能够呼吸到空气，而另一张嘴立刻堵住了她的嘴。那张嘴贪婪地拼命地裹吮着，像要通过她的口，将她的心裹吮出来，囫囵吞下。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一小片棉絮那么轻，被强壮的手臂抱起来，无声无息地放在炕上。
她仿佛被颓倒的土墙掩埋住了……
那只饥渴的大手，如动物似的，莽莽匆匆地向下抚摸……
突然他抖了一下，一跃离开了她的身体。
她听到一串雷声。
理智渐渐归复到她身上的最初一瞬间，她就明白了他为什么那样迅速地跃开。
不是雷声。
是啪啪的拍门声。
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惊得呆住了！
对她来说，那一片刻，是黑暗之中最最可怕的片刻。世界末日呈现眼前她也不过恐惧如此！
“营长！营长！”外面是文书小周焦急的声音。
她和他都屏住了呼吸。
她连抻一下衣服都不敢。
门，并没有插。
“营……”
门突然被拉开了。
文书闯进了屋里。
“营长……”
小周蓦然缄口，僵立在她和他面前。
也许是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极短暂的片刻死寂。
小周一扭身跑了出去，将一句话留给她和他：“管理员的爱人难产，得赶快派车送团部！”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营长家的。
她来时留下的足迹已被新雪覆盖得看不出了。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才走回到宿舍门前的。
更新的雪来不及覆盖归返的足迹。
雪厚了。
那一行足迹深深的。
她真希望她不过是做了一场梦。
但她身后那一行足迹不容置疑地证明她在这个雪夜的一段非常历程。
她一点儿也不想进入到宿舍里去。
宿舍里还亮着灯。
她知道小周也不在里边。宿舍肯定还那样寂寞，那样冷清。
她背靠着门，坐在门槛上，呆呆地凝望着她的足迹。
她觉得她的心灵上也留下了一行足迹，深深的，将永远存在。不可能被什么覆盖，不可能被什么清除。
那一行雪地上的足迹在她眼中变成了红色的，染红它的是她心里的血。
你满足了吗？
你满足了吧！
她对她的灵魂说，充满了轻蔑。
灵魂一声不吭。
教导员的自尊开始严厉审判一个女人的空虚。
灵魂罪过深重地缄默着。
我要获得的并不是刚才发生过的那件事。不，不是！“简”，“简”，只有你才能理解我！只有你才能替我做证！只有你才能替我辩护！
可你是不存在的……
她的泪水唰唰地往下淌。
羞耻感，这面别人看不见的镜子，逼照着她的脸。
她在这面镜子里瞧见一座殿堂像小孩子搭的积木一样坍塌了。每一块都变成“人格”两个字，断裂着，重叠着，堆压着，如一座坟。
她双手捧起一捧雪，捂住了脸。
雪化了。又捧起一捧……
小周明天就会将这件事传遍全营的，会非常神秘地将今晚亲眼所见的情形讲给别人听的。
那我就完了。
营长也完了。
我和他从前的一切正常的关系都将被蒙上可耻的堕落的色彩。
一种拯救自己的本能仿佛从极遥远的什么地方将她的理智呼唤回来了，按捺住它并迫使它担负起拯救自己也拯救另一个人的责任。
又一起恶毒地诽谤教导员的谣言？！
彻底否认这件事？！
我今晚根本没到过营长家？！
无中生有？！
用两个领导者的牢固威信加在一起作为有力武器进行回击？！
但愿雪下得更大更快更厚，马上覆盖掉我留下的那一行足迹。在它还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之前。
但愿明天早晨在宿舍和营长家之间，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
可如果我得救了，小周将落到什么下场？
欺骗得了别人，能欺骗得了自己吗？
心灵上的那一行足迹是大雪无法覆盖也无法掩埋的啊！
他也绝不会与自己订攻守同盟！他不是那种人！自己这些念头，绝不会也在他的头脑中产生！
卑鄙！卑鄙！卑鄙啊！
这一连串的念头卑鄙得太可怕了！
她的灵魂被自己这一连串念头吓得瑟瑟发抖！
不！不！不！
她竟失声叫嚷出了一个“不”字。
她下意识地用一只手背堵住了嘴。
不……
她想。那样做了，我不但不能使自己获得拯救，反而会堕落到自己和别人都无法再拯救的地狱中去！
既然已经发生了，就让一切形式的审判对我开庭吧！
“简”，你要给我勇气啊！
她又捧起了一捧雪，塞进口中。
可耻！堕落！荒唐！毫无意义的一时的冲动！……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承担吧！后悔已晚了就绝不要后悔！
她决定对自己进行冷酷无情的挑战！
将会是一败涂地的挑战……
“教导员……”
她猛抬头，小周不知何时出现在面前。
她缓缓站了起来，手中还攥着一把雪。
小周问：“教导员，你怎么不进屋？”月辉下，对方的眼睛异常明亮。
“我……屋里太闷了……”她喃喃地说。
她的视线不禁从对方的肩头望过去：雪地上，另一行脚印从公路的方向插过来，与她自己的那一行脚印并行至此。
但愿这是一场梦。
她心里还这么想。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她尽量用一种正常的语调问：“管理员的爱人送往医院了吗？”
“已经送去了。营长也跟去了……”小周低声回答。
她没从小周的声音中听出什么特殊的意味。
她的心多少安定了一点儿。
她又说：“替我想着点儿，明天给营长家送一只灯泡。”
小周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她进一步说：“我正在营长家和他谈冬季干部集训的事，灯忽然就灭了，接着你就来找营长……”
小周用更低的声音说：“教导员，这还用解释吗……”
沉默的一方是她自己了。
这是比对方虚伪的沉默。
但她只有沉默——因为对方的话把她“将”死了。
幸亏对方很快就使她从尴尬之中挣扎出来了。
“教导员，多冷啊，咱们进屋去吧！”小周微微笑了一下，推开了门。
进屋后，小周说：“嘿，屋里也这么冷！”
她说：“我没想到你今天晚上还会赶回来。”
小周说：“那你自己就不怕睡凉炕啦？”
她说：“我自己无所谓。”
小周说：“傻瓜才会像你一样！你睡凉炕的次数还少吗？得什么妇女病再后悔就晚了！”说完，便蹲下身去，抡起斧头劈柴。
她望着这个一向对自己恭而不敬、顺而不近的北京姑娘，心头倏地滚过一阵热浪。
她赶紧生火烧炕……
直至熄灯后，两人再没说什么话。
她穿着毛衣躺下了。
想到自己被扯断了带的乳罩，她不敢当着小周的面脱下毛衣。她彻夜失眠，然而她不敢辗转。她几乎一动不动地仰躺了一夜，瞪大眼睛望着屋顶……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过去了……
什么也没发生。
任何轻波微涟也没有。
好像那件事根本就是她做的一个梦。
倒是小周对她似乎比从前亲近了些。而小孙因为小周对她的态度如此，也不再视她为需要提防的人了。
只有几位营党委委员表示过一点儿奇怪。他们奇怪的仅仅是营长为什么不穿上教导员为他织的那件毛衣？不合身？
她和营长的话，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意见，在营党委委员们中间，仍具有决定性的、互相补充的威信。
在各种工作会议或营党委会议上，营长还是常说那句话：“让教导员决定吧，她也代表我！”
在评选究竟谁有资格获得某种荣誉的时候，营长还是像从前那样，用无私的口吻说：“我看就是小姚吧，她原则性强，组织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又是连续三年的标兵……”说时，还是像从前那样，连看也不看她。
营党委委员们，营机关的所有人，对此依然如从前一般毫无疑义，心悦诚服。
但营长的这些话，在她听来，已不能像从前那样激起她心里由衷的感恩图报的回响了，她似乎觉得这些话是受了污染的，隐裹着心照不宣的肮脏内涵。
这是负着罪过感的灵魂对心理的反馈。
她明知自己非常不应该那样去领会营长的那些话，不应该对自己对营长这么无情这么严厉地进行并不公正的审判，不应该将自己也将营长的人格否定得那么彻底。
然而沉重的罪过感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自裁意识，在她心灵中扩散、糜烂、腐蚀，形成一环又一环的痛苦链条，紧紧地箍在她身上，无法挣脱。
当没有第三者的时候，她和营长不能够再用正常的语调说一句话，不能够彼此迎视一眼。仿佛两个人的内心里都蛰伏着一个魔鬼。不是她逃开了，便是他逃开了。
天天读，政治学习，传达文件，还是由她主持的事。
腐化、堕落、败坏、丑恶行为、不良意识、生活作风、道德品质、灵魂、世界观、自己割自己的尾巴、伪装是不能持久的等等，等等。这些像《圣经》上的戒条一样，充斥语录本中，思想教育材料中和文件中的词句，使她口读着，心颤着。这些词句，这种对人的灵魂进行消毒的形式，是她以前所习惯的，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视为神圣职责的。而现在，却变成了一遍又一遍往她灵魂上刷的镪水。每天的这种时候，她都觉得自己仿佛是被捆绑起来扔进了镪水池。那是她每天都要经受折磨的时候，那是她每天最难度过的时候。度过后，常常是一头冷汗。
然而在别人听来，教导员的声音仍像从前一样，咬字清晰，发音标准，铿铿然具有警告的力量。职务的训练，使她成为全营读语录、读材料、读文件最适合的人。
她心中暗暗开始诅咒这永无休止的种种宗教式的压迫人灵魂的形式了。
因为在这种形式中真正感到灵魂受压迫受践踏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别人。别人可以将头低下去偷偷打盹，可以剪指甲，可以用笔在破纸片上乱涂乱画，可以抠鼻孔，可以抓耳挠腮，可以胡思乱想……
会过去的，就会过去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总会过去的……
她只有如此抚慰自己。
她变了，憔悴了，常常发怔发痴。
一天，她独自沉思地坐在办公室里，营长走了进来。
她知道是他走了进来。她没动，没看他。
他从头上扯下皮帽子，语无伦次地、绝望至极地说：“我受不了啦！我再也不能忍下去啦！共产党员……明人不做暗事……虽然我们没有……那个……但是想……那个的念头……就是犯了作风错误！我档案中没有过任何污点，可是这污点在我心上了！……共产党员对党的一颗红心啊，从此就有污点了啊！我要在营党委会上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严重错误，我要把我的……丑恶灵魂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我……我不是人！我甘心情愿接受大家的批判！我要请求给我党纪处分！我……我不配当营长！……他妈的我……共产党员对党的一颗红心……他妈的好端端地糟蹋了啊！”
这山东汉子痛不欲生，由于话说得太急，满嘴吐出白沫，像一只螃蟹。他一边说一边撕扯自己的领口，一颗扣子绷飞了。他那样子仿佛神经有点儿错乱了，有点儿让人感到可怕，也有点儿让人感到可怜。
她慢慢站起，朝窗外瞥了一眼，猛地转过身，低声然而恨恨地说：“别嚷叫！你忍受不了啦？你怎么就不问问我还能不能忍受？”
他半张着嘴，瞠目瞪着她。
她又一字一句地说：“忍受不了，也得忍受！”
他呆住了。他那粗壮的脖子青筋暴起，他那突出的喉结上下一动，口中咕噜有声，像把什么要涌出口的东西艰难地咽了下去。
她想：如果你心中真有个鬼，你就咬紧牙关，把它憋死在你心里！别让它钻出来吓你自己也吓别人！
“你要是敢交代半句，我就自杀！”她的话每一个字都说得冷冰冰、凉飕飕的。她不是在威胁他，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也肯定会这么做。
他呆呆地望着她。
他渐渐低下头去，渐渐地转过他那高大魁梧的身体，无声地推开门，无声地走出去了。
她仍呆呆地靠着桌子站立，凝视着他摔在炕上的狗皮帽子，许久许久一动不动。
狗皮帽子仿佛变成了一条狗蜷在炕上。
人竟是多么自私啊！
自私的是我还是他呢？
她第一次像今天这样恶狠狠地对待自己的入党介绍人。
污点，错误……这两个词就能说明那件事吗？人啊人，你为什么在不折磨别人也不被别人所折磨时，还要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虐待自己呢？难道人有灵魂就是为了虐人或自虐的吗？她突然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教导员你哭什么？”
“教导员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她想止住哭声，拭去眼泪，装出没事的样子，可已经来不及了。
走进来的是小周和小孙。她们站在门口迟疑了片刻，便同时走到她身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人的两只手轻按在她肩上，俯下身关切地询问她。
“没什么……我……心里突然有点儿烦……”她窘迫地说。第一次被人发现在哭，她真觉得无地自容。
小孙不安地说：“教导员，我俩以前对你……太不亲近了，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她触摸了一下小孙按在自己肩头上的那只手，苦笑着说：“别这么想，是个人都有心烦的时候，女人心烦了就爱哭，我也是个女人啊！”
小孙真挚地说：“教导员，我可是第一次听你说这种话呀！你心里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就不能放下教导员的架子对我俩说说吗？我俩今后也不对你保密，也会对你说的！”
比她小四岁的电话员小孙，是个性格活泼的上海姑娘，不过有时善良得过于可爱。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
不能说，傻姑娘！不能对你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永远都不会说啊！那不是一般的烦恼忧伤，那是个魔鬼！它会吓坏了你，我要把它憋死在我自己心里！
小周到底比小孙大两岁，懂事些。她说：“别缠着教导员了，你这不是在给人添烦？”说罢，拉着小孙朝外走，走到门口又扭回头说，“教导员，中午我们替你把饭打回来！”
两个姑娘走出去之后，她立刻站起来，从兜里掏出手绢在水盆里洗了几下，慌慌地擦自己的脸……
三天后，各连的伐木队都集合到营里了。原定是由一位副营长带队进山的，可营长非要去不可。谁也拗不过他，只好由他。
他当天就带队离开了营部，没跟谁告别，只是将一些未安排妥的工作写在纸上，让人转给了她……
伐木队一钻进深山老林，就三四个月不出来。
她将营长留下的那页纸压在玻璃板底下，常呆呆地瞧着它，心想：你逃避谁呢？逃避什么呢？男人，男人，你比女人还懦弱！
副营长乐得有人顶替自己进山，便请了探亲假，赶回吉林老家与老婆孩子过团圆年去了。
全营的工作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了。
她默默地处理着各连队汇报上来的种种问题，调解某连队领导班子内部的矛盾，促进连队与连队之间的团结，视察全营的机务检修工作，了解知识青年的思想状况，做计划生育的动员报告……
她的工作能力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充分的发挥。
不久，团里又指示三营抽出六百名强壮劳力参加全团兴修水利大会战。她又理所当然地成了水利大军第三支队总指挥。营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全都编入了支队，只留下了电话员小孙看守转插台、接电话，管理员开介绍信、盖图章。
六百人住在工地上临时搭起的简陋工棚和破棉帐篷里。要在两山之间垒起一道石坝，还要炸平两座山坡，修建起几十米深的水库库底。六百人都将自己最破最脏的衣服从连队穿来了，像一批苦役犯。六百人的劳动态度虽然说不上热情高涨，但起码可以说是非常自觉的。因为他们都是各个连队的党团员，而且他们经过动员后相信了，这绝不再是马歇尔计划。水库设计图纸不是团里的某位领导一时兴之所至、异想天开的结果，而是从省农学院请来的几位教授实地勘察后认真绘制的。只要汗不白流，力气不白出，人们也就不发什么牢骚和怨言。那是精神很容易将人变成物质，而物质又很廉价的时代。一面锦旗可以使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一个师的人们忘记他们是人而非劳动机械……
工地上每天爆炸声不断，巨石源源地从山坡滚下，再被一双双肩膀抬走。号子声、打钎声、铁镐与坚石的碰击声与从扩音器传出的工地宣传员的快板声响成一片。
那是她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责任心结合得最出色的一段日子。她既是总指挥，也是普通劳动者。抬石头、打钎、抡镐，她什么都干，她仿佛存心要把自己累垮似的。然而她那并不强壮的身体却似注射了兴奋剂，对劳累失去了正常反应。
她完全能理解营长为什么非要顶替副营长带领伐木队进深山老林了。
六百人在工地上度过了除夕之夜。
从各连队抽调了几名男女知青，前一天临阵磨枪，赶排了几个节目，无非是二人转、对口词、数来宝、快板、山东快书、男声小合唱、女声小合唱、男女声小合唱……内容也无非是工地上的好人好事。就在雪地上、月光下为六百人演出。却只有极少的人去看，索然无味地看了一会儿，发声喊，一哄而散。
第二天开早饭前，各连的领队全来找她，替战士们要求，允许回连队去看看。
她向团里请示，团里不答应。
人们普遍不满起来。这种不满是有道理的。既然放三天假，为什么不让回各自的连队去看看呢？老职工们有不放心的家事要回去料理，知识青年们也盼望着寄到连里的信件和包裹。团里不答应也有道理：三天内六百人不能重新集中怎么办？大坝在三月底不能如期建成，几条河的汛水送下来，将可能前功尽弃……
但她还是自作主张——想回连队的，都可以回去！
各连领队将她的话传达后，工地上一片欢呼，甚至有人高喊：“教导员万岁！”
一个小时后，六百人就从工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团里得到了消息。团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口气相当严厉：“小姚你好大胆！三天后六百人集中不起来，我开你的全团批判会！”
听得出来，团长是真火了。
她镇定地说：“团长你最好也把我这个教导员撤了，我早就不想当了……”
“你！……”话筒里传出了团长拍桌子的声音。
她轻轻将话筒放下了。
团长从来没对她发过火。
她也从来没对团长那么放肆过。
然而自己从来连想象也不曾想象过的事发生了。
诱导这一切具有强烈叛逆性质的行为的潜因究竟是什么？是自己变坏了的性格，还是那件毛衣？她很难承认自己的性格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就算变坏了吧，也比她从前的好性格更富有人情味了。至于那件毛衣，她敢肯定，是织得很细心的。一个女人织的第一件毛衣比一个鞋匠学徒做的第一双鞋要有意义得多。她想：谁不明白这个道理谁就连起码的人性都不能领悟。
她决定不回营部，独自留在工地上。孤寂曾使她感到过空虚。而她已对空虚不再害怕。空虚有时是人心灵的自然现象，就如同雾是宇宙的自然现象。人对自然现象不必讳言，对一切最自然的事文过饰非，才是人的最不自然的行为。
她很奇怪自己的头脑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古怪的思想。
这是自然的，还是不自然的？
她觉得自己快成一个经常与自己进行诡辩的哲学家了……
小周原本是要回营部去的，可又突然决定陪她留下来。她心里明白，小周回营部是假，要到十三连去是真。她逼着小周去搭十三连的马车，小周说什么也不肯。
天黑后，两个人把帐篷里的大铁炉子烧得红红的，把铺位挪近了，谁也不干扰谁，靠着被子各做各的事。小周看信，她用硬皮笔记本垫在膝上写信。
她一封三页纸的信写完了，小周那封信还没看完。
她不禁问：“谁写给你的信这么长？能当一本书读了！”
“他……”小周头也不抬地回答。
“十三连的……同学？”她好奇地问。一位女教导员竟对自己下级的男朋友的信产生了好奇心，她觉得自己这位女教导员简直变得不成体统、有失身份了。
小周抬起头，对她微笑默认。
她不便再问什么，一时又找不到其他事可做，就枕着被子躺下，心想：要是有谁也给自己写这么长的一封信多好呢！
小周仿佛猜着了她在想什么，反问：“教导员你想看吗？”
“我？……我看你的男朋友写给你的信？你真是乱开玩笑！”她的脸倏地红了。
小周咯咯笑了，说：“那有什么啊？我们的信不怕别人看。可以抄在黑板报上让所有的人都看！”
她说：“可惜全团恐怕也找不出那么大的一块黑板呀！”
小周说：“教导员你好像有点儿不相信？不相信让我念给你听！”
她双手捂上了耳朵：“你真太不害羞了！念我也不听！”
小周说：“你不听我偏念。他这封信写得太好了！真的！你听着……我开始念了啊：亲爱的，吻你。你早已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可你未必意识到你对我有多么重要。因此我要在这封信里告诉你这样一条真理——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世界。学校！我们女人是一所学校！我当时看到这一行字我都哭了！”
她故意用一种无动于衷的语调说：“文书同志，那只能证明你自己被爱情的甜言蜜语搅昏了头脑。”捂住耳朵的双手，却不由得放下了。
将女人比作一所学校——这思想真伟大得可以。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难怪有人说，恋爱使人头脑聪明。这封信的开头就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
小周却不理她是在听还是真不愿听，只管很激动地念下去：“一个男人的一百个男朋友，也没有一个好女人好；一个男人的一百个男朋友，也不能代替一个好女人。好女人是一种教育。好女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清丽的春风化雨般的妙不可言的气息，她是好男人寻找自己、走向自己，然后又豪迈地走向人生的百折不挠的力量……”
她渐渐地坐了起来。
小周继续念：“一位外国诗人写下过这样一首诗：天下没有比对于一位姑娘的初恋更灵巧的教师/不仅将男子心内卑污的一切抑制下去/也教给他们高尚的思想，可爱的言辞，礼貌，勇敢，追求真理的心/和使人成为堂堂男子的一切……”
小周望着她，那种目光在默默地问：教导员，难道你不认为这封信写得好吗？
她低声说：“念呀！”
于是小周又开始念：“这个道理简单而又深刻：世界是由男女组成，当有一个好女人在你身边时，你的世界才是完整的。‘妇女是社会变化和发展的酵素。’”
“什么？”她没听明白，立刻问了一句。
“酵素。”小周将这两个字大声重复了一遍，说，“你别打断我，认真听下去。刚才那句话，是马克思说的，信上写着。再听：当你走向战场和类似战场的生活，身后有一位好女人相送，那死也不是可怕的了。当你感到身心疲倦透顶的时候，一只温柔的手放在你的额头，一觉醒来，你又变成了朝气蓬勃的人。当你糊涂又懒散，自卑自叹，挺不起腰杆，好女人温柔的指责，像一条鞭子，抽打着你前进……”
小周念到这里，又停住了。这次是开口而不是用目光问：“教导员，多好多美啊！每一个女人看了这样的一封信，都会发誓要做一个好女人的！”
这二十三岁的平时很文静很善于蓄存感情的姑娘，被恋人的这封信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她若不对这封信表示赞美，就会立刻同她争吵起来似的。
“我并没有打断你啊！”她说，“我在认真听着呢！”
激动的情怀使小周的语调发抖：“好女人使人向上。事情往往是这样：男人很疲惫，男人很迷惘，男人很痛苦，男人很狂躁。而好女人更温和，好女人更冷静，好女人更有耐心，好女人最肯牺牲。好女人暖化了男人，同时弥补了男人的不完整和幼稚，于是男人就像一个真正的男人走向世界。世界上男人想女人，女人想男人，想了几千年。好男人需要一个好女人，好女人需要一个好男人。人人都能满足，这有多么美好……”
沉默。
她在沉默之中想：小周啊你是多么幸福！每一个女人听你念了这封信都会嫉妒你的啊！能写出这封信的小伙子，他的爱情对一个姑娘来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
她喃喃地问：“念完了吗？”
小周说：“念完了。”
她说：“可我听着像没完。”
小周犹豫了片刻，说：“还有半页没念完。这半页挺叫人扫兴的……我还不是一个好男人，所以我写不出这样一封信。但是我把你当成我的好女人！我深深地爱着你。有了你的爱，我会成为一个堂堂男子汉的。这封信是我从别人那儿抄来的，这封信在我们连所有的小伙子中间暗暗抄来抄去，连姑娘们也如获至宝，开始暗中传抄了。可见大家都多么想做好男人和好女人啊！这封信你可千万别让教导员发现，那说不定她会在全营展开一场大清查呢！……吻你……完了……”
“就这样……完了？”
“就这样……完了……”
“是有点儿让人扫兴。”
“所以我不愿念完。”
这封信如此结束，预先让她猜上三天三夜她也猜不到。
过了许久，她再没作声。
是啊，她想，若在几个月前，这样的一封信落在她手中，她肯定会在全营各连展开一场大清查的，也肯定会向团政治部写份详详细细的报告。可是在她经历了那个非常的夜晚后，不，更确切地说，在她开始织那件毛衣后，她已经会用女人的心去感应某些事情了。荔枝熟了，果核硬了。核桃熟了，外壳硬了。她的心态变了，可人们仍只能看到它的外壳。
她又苦笑了。
小周颇有些不安地问：“教导员你笑什么？”
她平平静静地回答：“笑我自己。”
“你……是不是真生气了？”
“我生谁的气呢？”
“你没生气就好。”
“我没生气。”
“教导员，你说这封信写得……美吗？”
“写得很美。”
“你真这么认为？”
“真的。”
“教导员，你第一次对我说了心里话。”
“以后，我还会对你说心里话。”
“谢谢你，教导员。”
“应该我谢谢你，念这么美的信给我听。”
“我知道你肯定会愿意听。”
“是吗？”
“嗯。”
小周站了起来，像三级跳运动员似的，轻盈地一跳，跳过两个铺位，扑通一声落在她身旁，就势坐了下去，一条胳膊从她背后揽过来，将手搭在她肩上，亲昵地依偎着她说：“教导员，我陪你留下来，就是要找机会跟你讲讲心里话呀！教导员你也谈恋爱吧，你都二十五岁啦！你喜欢的小伙子到底该是什么样的？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告诉我，我会帮你发现的！爱人啊，像天上飞的鸟，你得留心去发现它。一旦发现了，就要想方设法逮住它。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爱就不行，真的！人干吗要装模作样非跟自己过不去呢？教导员，有时我心里真替你挺难过的，难道你心里就真不希望有个小伙子爱你吗？我和他每个星期都见面。不见一面，我下一个星期简直就没法儿过，他也是。见上一面，哪怕只说几句话，甚至什么都不说，互相看一会儿，我心里就满足了，踏实了。失去了他对我的爱，我内心里会空虚死的。真的！我讲的可句句是真话……”
“别说了……”
“你不爱听？”
“谁会爱我呢？”
“你得先能够爱别人！”小周仿佛在固执地证明自己也可以当她的教导员似的，只管对她循循善诱地说下去，“他抄寄给我的那封信我至少看了二十遍，每看一遍我内心里都感动得要哭。他不是那么好的男人，长得也一般，吸烟很凶，还挺邋遢……可我已爱上他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由着自己去爱。这事最自然而然不过啦！我才不愿违着自己的心呢！也不管别人对我如何看法，只要我想他了，就一定设法跟他见上一面，像那封信上写的那么好的男人不多，那么好的女人也不多。我是普普通通的女人，他是普普通通的男人。普普通通的女人更需要一个男人爱，普普通通的男人也更需要一个女人爱。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你不是一个女人，你才二十三岁，你还是一个姑娘。”
“女人是因为产生了爱情才成为女人的！”
听了这句话，她不禁扭转脸看了小周半天。
“二十三岁爱上一个小伙子难道就不光彩了吗？非得熬到二十八九岁成了老姑娘才可以去爱？我偏不！就是有这么一条法律，我也要以身试法！”小周愤慨起来。
“你可以这样，但我不行。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当上副指导员了。兵团明文规定，男二十八岁女二十五岁以下不许谈恋爱。”她淡淡地说，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连以上知青干部谈恋爱，要向党组织汇报，这你也知道。”同时暗想：自己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副指导员，也许是天大的不幸。
“可你如果现在爱上了什么人，你就不会跟营长……”小周突然意识到失口了，咽下了后半句话。
她的整个身体一时像水泥一样凝固了。她一动也不动，僵硬地坐着，两眼呆呆地望着一个角落。
经过了不短的时间才一片片一块块焊接起来的四分五裂的自尊心，又被别人当面一击粉碎了！
复整的自尊心是多么不堪一击啊！
“教导员，我……我……我不是故意说这句话的……”小周慌乱了，搂住她，急切地解释着，表白着，“那天晚上的事……我对谁也不会讲半个字！真的！我发誓！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永远永远……我要是说了，就叫我的一双眼睛瞎了！可是……可是我真替你难过替你害怕呀！你应该爱一个什么人了，可你千万别做蠢事啊！你不爱他，这不可能！你也开始爱吧！可就是别做蠢事！为什么不去爱，而非要去做蠢事啊！”小周将脸埋在了她怀里。
她什么也不回答。她无话可答。她只是感激地用一只手紧紧地、紧紧地攥着营部文书的手。
她心里又渗出血来……
“公主该起床喽！”
随着一句台词式的话，门开了。妹妹双手端着钢精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放着两只带盖的钢精杯、几片面包。
妹妹走到她床前，不知该把托盘放在什么地方，转身看见一把椅子离床不远，就伸出一条长腿，用脚尖钩住椅子的横牚，将椅子钩到了床边，然后将托盘放在椅子上。
她从仿佛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回到了现实中来。非常感激妹妹这时候出现，否则她还会在一个残破的梦里失魂落魄地蹒跚，一直都被一个高大魁梧的黑色的影子所惊悸。
“姐姐，你简直快成一位老公主啦！”妹妹退后一步，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歪着头，像瞧着一个没出息的孩子似的说，“你都回来四天啦，自己知道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倒快变成专门伺候你的仆人啦！”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了，窘迫地笑笑，伸手去端钢精杯。
“先别动！”妹妹轻轻将她的手打开了，嗔怪地说，“伺候你好几天了，连点儿表示都没有？”
她强作一笑，说：“你还需要听一句谢谢吗？”
“那当然！”妹妹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谢谢！”
“这还像话。”妹妹坐到了床上，仍然像瞧着一个没出息的孩子那么瞧着她。
她打开一个杯盖，见杯中是牛奶，打开另一个杯盖，见杯中是咖啡。
“牛奶加咖啡，面包夹香肠，姐姐你简直过的是贵族生活呀！妈妈吩咐了，要顿顿保证你的营养。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做什么吃……”
妹妹拿起那本《简·爱》，一边信手翻着，一边用嫉妒的语调说。
她吃一口夹肠面包，喝一口牛奶，再喝一口咖啡，觉得这种生活真是让人满足。
妹妹刚才不说，她还真的不记得自己已回家几天了。在这几天内，她整个人处于一种异常慵懒的状态。她觉得可以，并且能够处于如此一种慵懒的状态中，置身在这样一间清洁安宁的房间里，躺在这样一张柔软舒适的床上，半点儿也不受时间概念的督促，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享受。她觉得她的身心在十一年的“屯垦戍边”生活中是耗费得太多了。她真希望今后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日子，希望在今后很长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被别人和生活要求去做什么。更准确地说，不要被别人和生活推到某种行动中去。无论是身体行动还是思想行动。
人啊，真是不可思议！人那么能够适应艰难困苦，也那么能够适应享受和安逸。愈是经历过一些艰难困苦的人，愈那么贪图享受和安逸，愈那么容易沉湎在享受和安逸之中。
生活啊，也是如此不可思议！仅仅十几天以前，她还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女教导员，喝一口开水都得自己烧，对许多人许多事担负着许多责任和义务。而如今她却只是女儿和姐姐了，只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老姑娘了，受到全家每一个人的关心和照料，仿佛成了一个刚从医院里接回来的大难不死的小女孩儿。坐在床上吃夹肠面包，喝牛奶咖啡，神仙过的日子！
妹妹仍趴在床上翻着《简·爱》，一边翻一边问：“姐，你喜欢这本书吗？”书中，画满了红笔道和黑笔道，显然不知有多少像妹妹一样年龄的少男少女们的指纹留在每一页上了。那些硬直的或波状的笔道表明了他们精神的饥渴。
她已吃完了面包，将喝剩的牛奶咖啡兑在一只杯子里，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着那种甜中带苦的味道。听了妹妹的话，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从小学五年级起，它就是我的枕边之物了。”
“但是这些话你当时怎样理解的呢？”妹妹发问后，轻声读了起来，“‘如果自尊心和环境需要，我可以一个人生活。我不必出卖灵魂去换取幸福。我生来就有一个宝库，让我能够活着，哪怕一切外在的乐趣会给剥夺，或者只用我出不起的代价，才能获得。’姐姐你第一遍读的时候就能理解吗？”
她慢慢放下了杯子，沉思良久，终于摇头——如果当时就能理解，也许如今内心便不会有这许多苦涩的失落！
“还有这段话，都是罗切斯特化装成一个干瘪老太婆对简说的……”妹妹又读了起来，“我兼顾了良心的主张，理智的劝告。我知道，在奉献的幸福之杯中，只要察觉到一点儿耻辱的渣滓或一丝悔恨的苦味，青春就会立刻逝去，鲜花就会立刻凋谢；而我，并不要牺牲、悲哀、分离——这些不是我的爱好。我希望培育，不希望损失——希望赢得感激，不希望挤出血泊或泪水；我的收获必须是在微笑、亲热和甜蜜之中……”
“够了！”她大声说。
妹妹无比惊讶，抬头瞧着她：“你的记忆力真好！书上是这么写的——破折号，‘够了，我想我是在一种美妙的……’”
“我叫你不要念下去了！”她无端地生起气来。
“烦了？莫名其妙！”妹妹合上书，仰躺在床上，睁大她那双少女清澈的眼睛思索着什么。
她又端起杯，像喝凉水一样，将甜的苦的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妈妈哭了。”妹妹自言自语。
“为什么？”她审讯似的问。
“为你那件衬衣，都快洗透明了。”
“我对它有感情，穿五年多了。”
“妈妈在它上边洒了几滴眼泪，就随手把它扔进垃圾箱了。”
“……”
“不过爸爸当时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怎么说？”
“一位女教导员的衬衣，如果不穿成渔网就扔了，效果不好！”
“你胡说。”
“爸爸就是用的这个词——效果！不信你今天晚上当面问问他。”
效果——讽刺谁呢？讽刺自己的女儿？一定要当面问！
她变得那么敏感，似乎周围充满了对自己的不公正的讽刺和挖苦，包括父亲和妹妹在内。
“你刚才为什么要偏偏对我读书上那两段话？”她猛转身俯视着妹妹，恼怒地质问。
“怎么是偏偏呢？”妹妹不由得坐了起来，委屈地说，“我天天伺候你，你倒对我这样！我是随便翻到那一页，就读了起来……”
“拿走吧！”
“什么？”
“这本书！托盘！我还想再躺一会儿！”
妹妹站了起来，不满地说：“姐姐你别用这种口气吩咐我！你在家里可不是教导员，我也不是你的勤务兵！”
“住口，我从来没有过勤务兵！”
“那么你想在家里补上这点儿遗憾啰？”
“小妹你再跟我耍贫嘴，我可真火了啊！”
“你已经火了。可我并没招你也没惹你，莫名其妙！”妹妹不悦地端起托盘，夹起书，转身就走。
妹妹走到门口站住，回头说：“姐姐你们当时烧掉这本书和许多书的时候，大概没为我们想过吧？”
她已经躺下了，又腾地坐起来大声说：“当然为你们想过！怕你们中毒！变成修正主义的接班人！”
“谢天谢地，你们没烧干净。”妹妹耸了一下肩膀，做了个鬼脸，将门用后背顶开一条缝，倒退着挤出去了。
她又闭上了眼睛，希望重新归复到一种安宁的无梦的睡眠状态中去，却不能够了。
她也的确是有点儿躺腻了，睡足了。
这几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内，家中只有她一个人和阿姨。她每天都躺到九十点钟，不慌不忙地起床，不慌不忙地梳洗，然后不慌不忙地坐到餐桌旁，等阿姨端上她爱吃的饭菜，不慌不忙地吃。然后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一会儿书，或者打开录音机听一会儿音乐，或者换个房间走动走动，或者到阳台上去站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躺到床上去。
对静，对床，对舒适，对慵懒，她已经开始养成了一种习惯。
父亲每天在她起床之前，就早早地到市委去了。母亲是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却起码比一位女议员的社会活动还要多。弟弟呢，在她返城的前几天，才从部队复员回来，等待安排工作。或者说，是在耐心地选择最理想的工作。他复员前提升为连长。他认为一个复员的“尉官”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社会分配给他一个他最理想的工作。她曾和弟弟交谈过几句，弟弟认为对自己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是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话剧团、歌舞团、旅游局、市委机关。可见他的理想是很不具体的。他那么自信，断言无论是电台节目编选人，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编辑，演员，干部，全能愉快胜任。倩倩是市话剧团的演员，一个还默默无闻但似乎不久的将来就会名声大噪、家喻户晓的演员。她和弟弟一样，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会……”弟弟爱说这句话，倩倩也爱说这句话。仿佛到了某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属于复员尉官和漂亮的瓷娃娃了。
一句自我陶醉的空话。她想。然而自己——返城知青，二十九岁的老姑娘，尽管当过教导员但其貌不扬，连能够说一句陶醉自己的空话的资格都没有！她真羡慕弟弟和倩倩。倩倩才二十二岁，弟弟还不满二十五岁。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她羡慕的了。年轻和漂亮，这是装在女性左右衣兜里的宝贵财富。她的一个衣兜从来就是空的，另一个衣兜也被时间彻底扒窃了。在这两方面，她如今是一个乞丐。而倩倩的“衣兜”却是丰满的，就像她那高耸的迷人的双乳。在漂亮的瓷娃娃面前，她常感到无比自卑，如同一个穷光蛋在一个大富翁面前一样。弟弟和她形影不离，每天不是关在他的房间里卿卿我我，相偎相依，便是打扮得超俗脱凡，双双外出。他们仿佛有那么多可做或筹划着做的事。他们仿佛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主人。即使在她面前，他们都毫不掩饰他们的优越感。她甚至觉得，轻狂浅薄在他们身上也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
妹妹在省图书馆工作，也许是由于受工作环境的濡染，迷上了文学。图书馆离家不远，妹妹中午回家吃饭。在短短的吃饭时间里，妹妹也要喋喋不休地和她大谈文学，妹妹相信自己将会成为本市的一位最年轻的女作家。妹妹能讲出本省本市每一位较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以及他们的种种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而且不论讲到的是老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总是声明在先：“他是我的朋友……”批评起他们的作品来，就像要求严格的中学教师批评糟糕透顶的学生的作文。
母亲，在她回到家里的那天晚上，在那顿为她接风洗尘的丰盛的晚餐桌上，用保证的口吻和态度对她说，她今后的工作，一点儿也不用她自己去想，父母会替她安排得非常令她满意的。
她听从了母亲的话，这几天内尽量不去想工作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自己能够不用去想，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但完全不想，却又做不到。在心境最散淡最安宁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一想。
一个二十九岁的一无专长的其貌不扬的老姑娘，究竟适合做什么工作呢？弟弟那种种愿望，她都不敢妄想。当工人？从当学徒工开始？那的确很可悲。当什么机关或部门的政工干部，倒是她的本行。可生产建设兵团的教导员做知识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就算她颇具这方面的经验，又有多少适用于城市呢？当老师？她自信还行，但也只能当小学老师。中学生她是教不了的。她有自知之明——初中三年的一切课程，她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当售货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她无法忍受这样的下场。纵然她自甘忍受，可想而知，家人也无法忍受。首先是母亲就必定无法忍受。
她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没有希望推销出去的废品。
她看了一下手表，十二点半了。突然极想离开房间到外面走走，便一下子坐了起来。
返城第一天，饭前洗完澡，穿着家里预先替她买的一件崭新浴衣走出浴室，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穿回来的那身衣服。它们永远地被从她的生活中“扫地出门”了。
她现在穿的这身衣服，从里至外，都是母亲预先为她买的。
她刚要下床，一眼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双崭新的、样式美观的、高跟的棕色靴子。靴下压着一页纸。她拿起靴子，看那页纸，见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姐，这双靴子是我给你买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棕色，但我犹豫再三，还是给你买了一双棕色的，没买黑色的，因为黑色也许会使你联想到北大荒的土地。我希望你永远忘掉北大荒，永远不再联想到那个地方……
看着那几行字，她又发起呆来。
棕色的，高跟的，活见鬼！她想，她穿上这双靴子一定会显得滑稽可笑。
她穿着袜子下了床，弯腰往床底下瞧。她要寻找到她穿回来的那双大头鞋。她记得她穿回来的那身衣服被“扫地出门”后，放在床底下的大头鞋还在，没被发现，可是现在它不见了。是什么时候被发现，被“扫地出门”的，她不知道。
这个家是那么干净，母亲不允许任何有碍观瞻的东西存在。
她又缓缓坐在床上了，茫然地瞧着那双靴子。
棕色的……高跟的……活见鬼！
那双靴子像两只松鼠睥睨着她。
她恨不得将它们撕碎！
在这个家里，在她身上，任何从北大荒带回来的东西都没有了。母亲和妹妹仿佛是在帮助一个获释的囚徒斩断与监牢有关的一切联想。
又一次“脱胎换骨”吗？
她觉得生活真他妈的荒谬！
十一年前，她按照生活对她的要求，去“脱胎换骨”。
十一年后，又得再来一次！
“脱胎换骨”就那么好玩吗？让觉得无所谓的人试试看！
可是那两只“松鼠”和她穿回来的那双大头鞋相比，又是那么美观，那么高雅，仿佛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吸引她欣赏它们，诱惑她穿上它们。只有女性某些时候才会对一双鞋产生那样一种被吸引被诱惑的心理。她使劲踢腿，将穿在脚上的两只紫绒拖鞋甩到壁炉前一只，门口一只。然后拿起一只靴子，对它怀有股报复般的仇恨，向后仰着身子，用力往脚上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无奈穿不到脚上去。她将靴子咚的一声摔在地上，才发现靴腰上是有拉锁的。
毫不费力地穿到脚上，很合脚，不大不小，不肥不瘦。在房间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几个来回，说不出是种什么体验，自我感觉并不良好，觉得变成了一个小脚老太婆似的。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穿高跟皮鞋。
皮鞋她是穿过不少双的。上幼儿园的时候穿过皮鞋，上小学的时候穿过皮鞋，上中学的时候也穿过皮鞋。从前妈妈总是要使自己女儿的穿着与一位市长女儿的身份相称。记得她在中学第一次穿上一双黑色的样式很普通的皮鞋时，引起班里不少女同学的羡慕，甚至是嫉妒。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六十年代初的中学生们，他们的穿着和现在的中学生相比，是多么的寒酸啊！她仿佛站在两个高高的支点上，失去了穿着大头鞋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她迈着小脚老太婆那种步子，一扭一拐地走到立柜前。每走一步，都要不由自主地摆动双臂调整身体平衡。
棕色的……高跟的……他妈的！
她站在壁橱的穿衣镜前，端详着自己，像面对一个陌生的女子一样，竟有些不敢自认。
这个穿着一件金黄色的高领毛衣（倩倩送给她的）、熨线笔直呢子裤的形象，就是我吗？
还有这双棕色的、高跟的皮靴！
这哪里是我呢！
她又往镜前迈了一小步，更细心地观察镜子里的形象，要判断出镜子里那个形象究竟是不是自己似的。由于心境从来没有像这几天中这么散淡安宁过，由于从来没有接连这么多天足足地睡过懒觉，由于每天可以用温水洗脸，由于可以不怕被人议论地往脸上擦高级的护肤霜，她的脸上被北大荒冬季的寒风和夏季的炎日所吹晒皱了的表皮，好像褪去了。脸变得白皙了些，也容光焕发了些，双唇也似乎变得红润了些。
我也许并不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不好看吧？她自我安慰地想。
生产建设兵团教导员那种严肃的，随时准备批评什么人和事，随时准备进行思想教育的职业性的气质，如今在她身上是半点儿也看不出来了。
看得出来的只是她内心的散淡，神态的慵懒，目光的怅然若失和迷惘。
她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形象，更是她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哪一个形象，更符合自己，更对头一点儿。
她已习惯了那个身为女教导员的自我，尽管这个自我折磨过她，但毕竟是她习惯了的。她有点儿不甘于承认镜子里那个形象就是自己，有点儿排斥镜子里那个自我，就像蜗牛不愿缩进陌生的躯壳一样。
她心情复杂地转过身，离开镜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到窗前。
外面在下雪。
雪，城市的雪，岁末的雪，在她心中唤起了一股温柔。
妹妹唯恐黑色会使她联想起北大荒的土地。
而这白色竟也促成万里翩思！
这是瑞雪啊！瑞雪兆丰年。离开北大荒的时候，那里只下过一场小雪。但愿那里也开始下大雪了……
她从衣架上取下件呢大衣披着，轻轻推开落地窗，迈着多少掌握了一点儿技巧的步子走到阳台上。
雪花很大，洁白而蓬松，飘飘漫漫的，悄无声息地下着。阳台扶栏上，积了十几公分厚的雪。她攥了一把，觉得手心一阵沁人心肺的冰凉。
这一九七九年最后的一场大雪，下得那么从容，那么缱绻。从阳台上，可以看到那些低矮的屋顶，被雪覆盖得洁白。阳台左侧，有一棵大树，树冠齐阳台高。雪花在树枝上绣挂得厚重了，便悄然坠地，像无数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小生灵，不能共存，但愿同死，连叹息也不发出。
飘漫的雪花阻挡了她的视线，使稍远一点儿的市容变得非常虚幻。她的目光聚视在一个固定的方向，穿透雪幔，瞩望朦胧的天际。
几天来，她第一次走出房间，直接呼吸到室外的空气。空气仿佛被大雪过滤了，净化了，那么新鲜，那么清冽，驱除了笼罩在她内心里的慵懒，使她精神为之一爽。
她用奇异的目光观看周围的环境。这是一个幽深而宁寂的大院，两米多高的水泥围墙上布满玻璃刺。在她家的这幢小楼左侧，是车库，右侧是勤杂人员住的一排砖房。铺雪的甬路上，除了两行被雪掩盖的车辙，再没有任何痕迹。甬路两旁，是剪修齐整的柏树女墙。银白压着苍翠，使人赏心悦目。附近没有繁华的马路，听不到车辆过往之声和嘈杂的市声。高墙外，是一条僻静的小胡同，一个人影也没有。
她家原先并不住在这里，是在她返城前不久才搬来的。她对这个地方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新奇，总的印象很不坏。这里像所疗养院，她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很需要在这么一种良好的环境里进行疗养。本市的二十几万返城知识青年中，全部从北大荒返城的四十几万知识青年中，除她而外，谁能如此得天独厚？这么一想，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真是幸运！
这儿离江边不远。她可以望到冰封的松花江，望到江桥和防洪纪念塔的塔顶。一列火车正鸣叫着从江桥上通过，车头喷吐的烟雾，被漫天飞舞的大雪按捺着，不能上升，也难消散，经久地缭绕在桥栏之间。防洪纪念塔孤立地傲矗于一切建筑物之上，像一根熄灭了的大蜡烛。几只鸽子，绕着塔端盘旋。鸽哨声时而悠远时而贴近，虽然单调，却很悦耳，撩人思绪。
他们都在哪儿呢？她忽然想：城市真是强大，吞没二十几万返城知识青年，如同巨鲸吞没海面的泡沫一样！他们可能正在许多不同的屋顶下，像她一样，平息着返城后最初几天内的种种激动心情。北大荒有北大荒的严峻性，城市有城市的严峻性啊！很难说哪一种严峻性小些。她和他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了，要从一种严峻的现实，进入另一种严峻的现实。而接着面临的，仍是现实的严峻性。
上山下乡——返城待业。
西西弗斯的石头。
这一代人又滚到了高山下。
她真想大喊一声：“紧急集合！”并且想象着，随自己一声高喊，会不会从那些大街小巷和胡同中，从那些楼房、那些院落、那些棚户住宅区，奔涌出一批批兵团战士，集结在她所伫立的这幢楼的阳台下，像在北大荒一样，听从她声音洪亮地颁发命令？
但她并没有喊。她明白，这种冲动是可笑的，这种想象是荒唐的。兵团不存在了。营不存在了。教导员也不存在了。好比一台车床，由于所谓机械疲劳而突然解体了，其中的一个部件，即使是很主要的一个部件，便也丧失了存在价值一样。北大荒今后需要的，将是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实业者。而在北大荒的十一年中，生活并未能够使她成为这样一个人。作为一名教导员，她心中那种隐隐的，仿佛有什么对不起北大荒的内疚，无疑比一般返城知识青年更深些。然而她并不因自己离开了北大荒感到后悔，正如那些留下的人，经过严肃的思考决定留下一样，她也是经过严肃的思考才决定离开的。一个人，在丧失了存在价值的地方，是很难短时期内重新寻找到真正有意义的位置的。
她忍受不了这个。
但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又究竟是哪儿呢？
西西弗斯的石头。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块，这种思想像恶毒的小人一样对她进行着嘲笑……
她摸了一下衣兜，很想吸一支烟。在北大荒，她学会了吸烟。但搭上返城列车之后，她就暗暗发誓，回到城市，绝不再吸一口烟。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姑娘，还吸烟的话，可能更加使城市难以容忍！却多么想吸一支烟，哪怕只吸几口。
一只大胆的麻雀不知何时落在阳台扶栏上，缩着颈子，歪着头，放肆地瞅着她。
从背后传来一阵旋律优美的音乐，是从弟弟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想必弟弟和倩倩一道从外面回来了。
突然响起一阵鞭炮声。她觅声望去，见高墙外的一个大杂院门口，有个老头儿用竹竿挑着一挂燃爆的鞭炮。几个孩子围住老头儿，饶有兴趣地观望。她这才发现，那大杂院的对开院门上，贴着两个金色的双喜字。
一辆黑色的、漆光多处剥落的小汽车，戴花披彩，像一只童话中的瓢虫，从街上笨拙地拐入胡同，缓缓行驶。
汽车在贴有喜字的大杂院门口停住，从院里涌出一群男女，其中一个打开车门，请出身着西服的新娘子来。于是两个手捧点心盒的小女孩儿就从盒里抓出一把把彩纸屑，向新娘子劈头盖脸乱抛乱撒，一时间满空散紫翻红，碎瓣飞舞。
人们乱乱哄哄热热闹闹地簇拥着新娘子进院去了，只将司机和他的车撇在院外。司机厌烦地拂去身上的细碎纸屑，从车头上一把扯下红花彩条，毫不惋惜地扔在地上，钻进汽车，开车走了。
她忽然想到，就要过新年了。这个日子，是个结婚的好日子。新婚宴尔加上新年快乐，那将会是一种什么体验什么心境呢？但愿自己也能选择一个好日子结婚……
这个想法使她不禁苦涩地笑了一下。
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立着，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想用这种自我催眠的办法，摆脱有关结婚的系列念头，却不能够。这念头像一只蜜蜂或蝴蝶，一嗅到思想花朵的芬芳，就围绕着不肯飞去了。她只有听凭欲望的风筝，将自己升上幻觉的高空。她心驰神往，仿佛自己悠悠地飘下了阳台，飘入了那个门上贴着金色喜字的大杂院。她恍然觉得自己变成了那个新娘。而新郎是谁呢？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是那个北京小伙子王亚军呢？
那是她当上教导员不久的事，全营连以上干部在干训队集训期间，她任集训队队长，五连副连长王亚军任集训队副队长。他和她互相配合得很好，他很尊重她。她生了几天病，他徒步来回走了一百多里，回连队为她取了两袋北京寄的麦乳精。
集训结束后，他单独找到她，对她说：“教导员，配合你工作这一个月里，我增加了不少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现在就要分手了。我想和你谈谈，一块儿往山下走走好吗？”
她以异常庄重的表情瞧着他，似乎对他的话进行了一番很严肃的思考，才点了一下头。她本愿放下一位女教导员的不苟言笑的架子，却放不下来。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那张脸当时在他看来是多么呆板多么冷峭。
她和他肩并肩沿着雪径信步走下山，走入了一片柞树林。说不清是他引导着她走到了那里，还是她引导着他走到了那里。柞树枝扯住了她的头巾，她差点儿摔倒，他急忙扶住了她。仿佛在那一时刻，他们才同时发觉走入了林中。他们离干训队的营房已经很远很远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神态都有些不自然起来。女教导员和一位年轻的副连长，避开人们，来到柞树林中，若被谁发现了，会怎么想怎么说呢？柞树林显然不是谈工作的最好地方。当时她忽然想起了中学时代班里几个男同学编的下流的顺口溜：“一男一女，走在一起，旁边无人，钻进树林……”
“我们到公路上去吧！”她急促地说了一句，就撇下他，大步匆匆地朝林外走。走到公路上后，她四周瞭望，并没发现一个人影，怦怦跳动的心才渐渐安定。
他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跟到公路上来了。他站在她对面，默默地注视着她。他的胸膛在黄棉袄下起伏着，他的目光是火热的。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要求自己低下了头去。
她感觉到他向自己伸出了一只手，猛地抬起头，后退了一步，声色俱厉地说：“不许这样！”
他却只不过是从她的头巾上摘下了一片枯叶。
“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工作能力的，对任何工作都充满热忱，也很认真，只是，有时看问题不够全面，爱急躁，爱发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还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听到有的同志背后反映，说你有点儿翘尾巴了。比如那一次，因为食堂晚饭开迟了，才耽误了许多同志的集合时间，可你……”
这番话她早已对他说过一次了，他也很诚恳地接受了她的批评。她明明知道他此时此刻希望听到的不是这样一番话，她明明知道他急切地激动地期待着她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些话。她明明从他脸上看出来了，她说的话，他一句也不感兴趣，一句也没听进去。而她，却偏偏说的是那些话，说的是完全不必走出这么远，避开人们说的话！她当时真是暗暗恨透了自己啊！她摆脱不了政治思想工作者那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口吻。仿佛不用这种口吻说话，她就不会说话了似的。她心里也明明知道，清清楚楚地知道，哪怕自己什么话都不说，只默默地望着他，哪怕也不必望着他，只默默地垂下头去，将倾吐内心话语的时机转让给他，对他都会意味着是一种平等的感情上的回报。可是她偏偏好像一个感情方面的吝啬鬼，一头冷血动物，什么也不给予，什么也不回报。她也明明白白地看了出来，他内心里当时是受了多么大的委屈、多么严重的伤害。
而她却仍要喋喋不休地继续说下去：“你是知青副连长，你们连是五好连队，你肩上的担子不轻的。一个连队各方面的工作有无成绩，首先取决于这个连队的知青工作开展得如何。因此你更要积极主动地配合连长和指导员，在狠抓知识青年扎根边疆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
她的话在任何人听来都无比正确，但就不是她想说的话，他想听的话。
“谢谢你教导员同志，我将永记你的批评帮助！”他突然打断她的话，猛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直望着他走上山顶……
以后，她到五连去过几次，每次见到他，他对她的态度，总比她还严肃。并且总说这样一句话：“请教导员批评帮助！”每次她都伪装得非常镇定地咽下这种当面进行的，只有她和他内心里明白的报复。她也曾想寻找机会向他解释，但始终鼓不起勇气，也没有寻找到那样的机会。即使有机会，她又能主动对他如何解释呢？解释什么呢？误会？是他对她的误会，还是她对他的误会？他并没有明确向她表露过什么啊！
不久，五连和另外的两个连队，全体调到别的团去了。从此她再没见到过他，也再没听到过他的什么情况……
他如今怎样了呢？返城了，还是留在北大荒了？结婚了吗？和一个什么样的姑娘结婚了呢？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
时隔多年，她内心里竟还保留着对他的记忆，连她自己都感到惊奇。她忘不掉他步行一百多里地为她从连队取回两袋麦乳精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淡淡的感伤和惆怅之中，她的心灵还体会到一种消亡了的柔情，一种冷冽的缠绵，一种仿佛被捂盖着的馨香。她想：但愿人的头脑能够更长久地保留这样一些记忆，哪怕仅仅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它在人心灵空荡的时候，毕竟能给人带来一些小小的慰藉啊！
她觉得有点儿冷了，裹紧了一下大衣，并翻起了大衣领。
那朵被司机扔在雪地上的、完成了短暂的喜庆使命的红花，刮到了另一个院门外。恰巧有一个人端着盆站在院内，哗的一声，从院内泼出一盆脏水，泼在红花上。于是它顷刻就冻在路面上了。两条红纸，被风吹得飞扬起来，像它的两条手臂在舞动挣扎。
小汽车已经快开出胡同去了。她的目光追望着它，发现胡同的另一头，迎着汽车走来了一列行人，一列三个人组成的横队。其中两个，抬着一架花圈，一架全白的花圈。她一眼便看出，那三个人，都是北大荒返城知识青年。抬花圈的两个穿着破旧的黄棉袄，另一个穿着同样破旧的黄大衣，一颗扣子也没扣，也可能那大衣一颗扣子也没有了。他们都戴着兵团发的那种羊剪绒的棉帽子。他们帽子上肩上落了厚厚的雪花。可以判断，他们抬着这架花圈已经走了很久。
雪，依然纷纷扬扬地飘着。路面上的雪已半尺多厚。他们，在这条小胡同的雪路上，踩出了第一行深深的足迹。他们的步子虽然迈得很大，但行进的速度却很缓慢。他们脸上的表情都很特殊，与其说那是一种悲哀，毋宁说是冷漠的。他们的出现，使这条热闹了一小会儿又寂静下来的胡同，增添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他们缓慢地，肃穆地，似悲哀实则冷漠地向前走着，走着，走着，仿佛踏着一支无声的哀乐的节奏。
不可思议……
她想，城市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一阵结婚的鞭炮声后，竟引出了一架缟素的花圈！这便是城市的生活色彩，它将幸福和死亡随心所欲地同台公演！
缓缓行驶的小汽车继续往前开，不停的喇叭声催促那三个人让路。但他们似乎压根儿没听见，仍然迈着那种缓慢的肃穆的步子往前走。车与人，终于相遇了。车，不得不停下了。人，也不得不停下了。车与人僵持着。那三个人，毫无让路的意思，一动不动地站着，也不放下花圈，如同一组雕塑。
他们可能就会吵起来，甚至动手打起来。在大返城的日子里，她曾亲眼看到他们丧失了理智之后干出过什么事！而他们如今是变得太容易丧失理智了，一颗小小的火星溅到他们身上，他们都会爆炸的。
不，我不能站在高处眼看着他们闹起一场什么乱子！不能让这三个玷污了二十几万本市返城知识青年的声誉！声誉对二十几万返城知识青年来说，目前是太珍贵太重要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并非昔日教导员的责任感，而是今天一个返城知识青年的强烈自尊心理，促使她急转身离开阳台。
她忘记自己穿的是高跟皮靴，下楼时扭了脚，险些从楼梯上跌下去，幸亏双手抓住了扶栏。
给父亲开车的郭师傅正好走上楼，打量着她，好奇地问：“嚯，认不出来了，这是要到哪儿去呀？”
“出去走走。”她双手仍不敢离开楼梯扶栏，半侧着身子，一级一级往下走。
一只靴子的高跟一踏实，那只脚腕就疼一阵。
郭师傅跟下了几级楼梯，问：“扭脚脖子了？”
她狼狈地“嗯”了一声。
“那还出去？”
“你别管我。”
“要是想散散心，我开车带你在市里头兜一圈？”
“难道市长同志为此从没批评过你吗？”她抢白了他一句。
“你扭脚脖子了嘛！”郭师傅嘿嘿笑着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她火了，瞪着他厉声说道：“别把我当成我弟弟或他那个瓷娃娃，我可不喜欢别人跟我油嘴滑舌的！”
郭师傅一怔，知趣地将身子闪开了。
她忍着疼，故作一种从容不迫的样子，昂然下楼而去。
走到楼外，身体失去了楼梯扶栏的支撑，有些不敢再向前迈动脚步了。
他妈的这高跟！
她由恼火而发狠了。她向前轻轻滑动步子，移到楼外阳台的一根水泥柱子旁，双手扶着它，踏下一级台阶，高甩起一条腿，使劲朝台阶的坚硬棱角踢去。
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那只靴子的高跟就掉了下来。
他妈的样子货！
她甩起另一条腿，照样又是一脚踢去，第二只靴子的高跟也遭到了同样下场。
她觉得自己顿时矮了一截，同时获得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安稳感。
她想：这种感觉就对劲了。一瘸一拐地跑出院子，绕过高墙，向那条胡同跑去。
跑入胡同，见司机正站在车旁，对那一组送花圈的“雕塑”指手画脚，斥骂不休。
一组“雕塑”岿然不动。
待司机骂够了，“雕塑”之一才动了起来。动的是穿破旧黄大衣的那一个。他的身体缓缓向右侧转，同时缓缓抬起一只手臂，然后猛地转正身体，向司机当胸一拳。
仿佛一组分解动作，司机的上半截身子躺倒在车头上。
两个抬花圈的，仍抬着花圈，仍一动也不动。好像他们果真就不是人，确是雕塑。
司机也是个小伙子，当然不甘吃亏，转眼就扑了上去。
两个抬花圈的，同时后退一步，分明是怕被两个打架的撞坏了花圈。他们立刻又变成了“雕塑”，无动于衷地冷眼旁观他们的伙伴和司机打。
“住手！”她喊一声，跑到了他们跟前。
穿黄大衣的首先住手了，因为司机已仰面朝天倒在雪地上。
她对他训斥：“人给车让路，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你们也太横行霸道了！”
他乜斜了她一眼，对她的话毫无反应，又用冰冷的目光虎视眈眈地钳着司机。
他虽然比司机矮半头，但从他的脸上，从他的眼睛里，从他整个人身上充分显示出来的那种令人感到十分可畏的，预备痛痛快快大打出手，借以发泄胸中什么郁积仇恨的气势，显然对司机产生了比铁拳更瘆人的威慑。
两个抬花圈的，始终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但那种冷峭的沉默更加显得咄咄逼人。他们那种沉默意味着严厉的无声警告：识趣点儿，要是惹得我们放下了花圈，那可就有你的好果子吃了！
司机爬起，胆怯地看了他们一眼，恨恨地说：“老子惹不起你们，躲得起你们！我忘不了你们的，后会有期！”
穿黄大衣的又向司机跨近一步。
她插身于二人之间，大声道：“你太野蛮了！”
司机慌忙钻入车，将车向后倒去。
穿黄大衣的微微眯起眼睛，不屑一顾的目光从她脸上扫过。
她这时才发现，花圈的一条挽联上写的是：兵团战友徐淑芳千古。另一条上写的是：兵团战友王志松哀挽。
她的眼睛不禁瞪大了。
徐淑芳？这个名字有些熟啊！对了！她想起来了，在她那个营，五连饲养班，有一个本市的女知青，名字就叫徐淑芳。一年半以前，那个徐淑芳顶替她男朋友的返城手续返城，团里认为这是违反原则的，不批。是她多次向团里打报告，多次亲自到团里各方面疏通，好不容易才为徐淑芳拿到了准迁证。记得当她将准迁证交给徐淑芳时，徐淑芳哭了，对她说：“教导员，你是营干部中最好的好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徐淑芳的眼泪，徐淑芳的话，当时曾使她这位教导员受了多大的感动啊！“好干部”，这样的话她已经听腻了。但是“好人”两个字，却是她生平第一次当面获得的评语。她甚至认为，“好人”两个字是包容一切内涵的，对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例外的最高评语。
徐淑芳还对她说：“教导员，我返城后一定经常写信向您汇报我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不管我的处境怎样，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会丢咱们北大荒知识青年的脸！”
这些话，她今天回想起来，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徐淑芳后来却一封信也没有给她写过。
是重名？还是同一个人？
她不由得指着花圈向他们问道：“这个徐淑芳，是三师二团七营五连饲养班的知识青年吗？”
他们，默默地，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地审视着她，不回答她的问话。
她觉得他们都很面熟，难道都是她那个营的战士？
他们对她的冷漠使她简直无法忍受。她暗想：如果我穿的不是呢大衣，不是棕色皮靴，而是棉兵团服、大头鞋，他们怎么会用这样一种目光瞧着我？幸亏靴子的高跟被踢掉了，否则我将会在他们面前感到无地自容的。
“我……我也是从北大荒返城的知识青年……”她几乎是怀着无比羞愧的心情，向他们声明。她本还想说一句：“我是二团七营教导员。”但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了。她明白，这样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许不讲更为明智。
他们的脸上，除了无动于衷的冷漠表情之外，又呈现出了毫不掩饰的轻蔑。
她的声明并未起到她所希望起到的作用，并未能将她自己向他们那一方推近，也并未能将他们向自己这一方拉拢，反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他们仿佛视她为一个多年前就早已通过某种不正当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达到了返城目的，如今在城市如鱼得水，混得非常得意的女知青了。她知道某些女知青当年为了达到返城目的付出的都是什么。她也知道知识青年们把她们称作什么——“乘海盗船返城的姑娘”，浪漫而具有惊险意味的说法，它的副标题是——出卖肉体。
她真想对他们大喊：“我不是！我毫无魅力，难道你们眼睛瞎了？！”
她承受不住他们的目光，转身朝汽车看去。胡同太窄，参差不齐的院落使它更加窄。小汽车像一只倒行的蜗牛，速度非常之慢，还没有退出十米远。
“教导员同志，请您也让开路！”
穿破旧黄大衣，打了司机的那一个，粗野地瞪着她，用冷冰冰的口吻说出礼貌之至的话。潜台词是——好狗不挡道！
果然是七营的战士！也许和徐淑芳是一个连队的吧？她怎么死了呢？可怜的徐淑芳！而他们竟敢如此轻蔑几天前还是他们教导员的自己！如果是在北大荒，她一定要让他们明白，亵渎教导员的尊严该受什么惩罚！
然而她默默地让开了路——历史在今天改变了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此刻她只不过是一个挡住了他们去路的女人罢了！他们撇下她，一前二后，呈三角形队列，又踏着无声的哀乐行进。
他们步行的速度要比汽车倒退的速度快，当他们与汽车之间的距离由十米缩短至二米左右时，他们不再超越这个距离了。
小汽车被他们一尺尺逼退着。
她跟在他们身后走，好像变成了这个队列的一员。
车轮碾过那朵冻在路面的红花，将它碾扁了，碾脏了。他们的脚，一双穿大头鞋，两双穿棉胶鞋的脚，也从它身上踏过。她怀着怜悯看了它一眼。在她眼中，它仿佛刚才还具有生命，而现在已经死了。
他们走至贴着金色喜字的大杂院门外，前导者站住了，两个抬花圈者随着也站住了。
小汽车终于退出胡同，司机从车内探出头，喊：“浑小子们，你们他妈的怎么没死在北大荒啊？！”
他们仿佛没听见，两个抬花圈的看着那个穿黄大衣的，穿黄大衣的仰头望着门牌号。
院内比胡同的路面低很多。院门后有一道土岗，起到阻挡雨水灌入院内的堤坝作用。院内人家不少，房子低矮破旧，门户多而杂乱。院中央搭起了一座席棚，席棚下垒了一台灶。灶口火光熊熊，棚下热气腾腾。一个穿件褪了色的蓝套头球衣的小伙子，正从沸锅中提起一只鸡，不在行地拔鸡毛。她从阳台上看见的那几个孩子，以观魔术那种浓厚兴趣，在灶旁围了一圈。那小伙子一手倒提两只鸡爪子，另一只手一根一根地往下拔鸡毛。好像对付的不是鸡，是刺猬。他手上似乎涂了胶，拔下的每一根鸡毛都粘在手上，直往围裙上抹。拔一根，抹一次，脏围裙粘满鸡毛。院内弥漫着荤腥味，她一阵恶心。
新房在院子最里的一个角落，两个门斗挤住一扇倾斜的窄门。门上不但贴着金色喜字，两侧还贴着喜联。上联：男才女貌天生一对；下联：亲爱和睦地产一双；横批：妒极羡煞。
新房内传出一阵阵劝酒声，祝贺声，划拳声。
她站在阳台上时对“结婚”两个字产生的种种神秘而幸福的想象，被眼前所见耳边所闻抹了一层滑稽色彩。
女人要结婚，是因为到了不知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她想起了小周说过的这句话。
拔鸡毛的小伙子快活得像他自己是新郎一样，一边拔，一边念念有词：“拔萝卜，拔萝卜，拔呀拔呀拔不动……”逗得孩子们嘻嘻哈哈。
忽然孩子们都不笑了。
小伙子感觉到气氛不对，抬起头，一时间提着鸡怔住，呆呆望着她和他们。
他们中的一个，穿黄大衣的那一个，上前一步，冷冷地，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说：“通告一声，我们讨杯喜酒喝。”
小伙子的目光已注视在花圈上，听了对方的话，将还没对付完的鸡放在锅台上，问：“这花圈……”
“关你什么事？”“黄大衣”的口气仍那么冷。
“花圈上写着我嫂子的名！”小伙子瞪起眼睛来，脸也涨得通红。
“原来如此！”“黄大衣”冷笑道，“那就把你新嫂子请出来，我有话对她讲！”
“放你妈的屁！”小伙子从锅台上操起一把剔骨尖刀，从席棚下跃出，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存心来闹事的啊！告诉你们，我们郭家兄弟不是好惹的！聪明点儿，就把花圈扔到院外去，喜酒管够你们喝！不聪明，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边说边晃着刀，预备展开一场恶斗的样子。
她看出来，他有点儿跛足。
“黄大衣”谨慎地保持着冷峭的镇定。
两个抬花圈的，见对方手中攥着尖刀，一脸恶色，彼此示意，轻轻放下花圈，同时上前一步，一左一右，护在“黄大衣”身旁。
“放下刀子！你们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她劝阻小伙子。
“好哇，还跟来个哭丧的！溅你一身血就有你哭的机会了！”他用另一只手凶狠地推开她。她趔趔趄趄倒退数步才站稳。
“黄大衣”说：“别拿刀吓唬人。它要渴了，先喝的肯定是你的血！”
几个孩子跑入新房。人们从狭窄倾斜的门内一拥而出。
这小院顿时被双方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所笼罩。
“立伟！”一个人大步走到小伙子跟前，从他手中夺下刀，将他推到了席棚底下。这人的身材，比“黄大衣”高不少，也强壮许多。一团绸布小红花——新郎的标志，别在涤卡中山装上兜盖上。
新郎朝花圈看了一眼，随后一一打量三个不速之客，不卑不亢地问：“我们之间肯定没发生什么误会吗？”
“黄大衣”缓慢地回答：“肯定。可你也不妨当成一场误会。”
双方的语气，都那么平静，那么从容，那么镇定，甚至可以说，那么——礼貌。
新郎又问：“如果我把花圈当礼物收下，你们会感到满意吗？”
“黄大衣”摇摇头：“那太难为你了，叫新娘当着我们的面把它烧掉吧。我们今后就再也不会来到这个院子里了！”
新郎犹豫了一会儿，缓缓转过身去，用目光在宾客中寻找新娘。
众多男女宾客醉红的脸中有一张如纸般苍白的脸。
失去了身份的女教导员早已注意到，并早已认出——她是当年自己那个营的战士徐淑芳。
新娘却根本没注意到她。
新娘的目光牢牢盯在“黄大衣”脸上。
凝固的目光。
“黄大衣”的咬肌明显地凸现了。
新娘的表情也是凝固的。她的嘴微张着，她的双眉极度意外地高扬着，她那双大睁着的眼睛里，苦苦的哀求，深深的内疚，如山一般的委屈，如渊一般的情感，如面对地狱一般的惊悸，都如死一般凝固在文秀的脸上！仿佛零下二百七十度的制冷机，在这张脸表情最复杂最多意最真实最生动最难以捕捉最难以描摹的瞬间，将它冻结了。
她不忍注视，可目光却被牢牢吸在那张脸上！
新郎又缓缓转过身来，对“黄大衣”低声说：“我替她。”
他走向席棚，从灶膛内抽出一根燃烧的木柴，将花圈点着了。
人们默默地瞧着花圈。火焰飞舞，灰烟升腾。它在众目睽睽之下烧毁，坍在雪地上，化了一片白雪。院内飘散着呛人的焦味。花圈架噼啪作响，仍爆着无数的小火星。一只只黑色的大蝴蝶，在空中旋舞蹁跹。
新娘猛转身跑进屋里去了。
“黄大衣”和他的两个伙伴默默肃立，像为一个死者哀悼。
“我跟你们拼了！”
席棚下突然发出一声怪叫，新郎的弟弟又跃出来，扑向“黄大衣”。
新郎拦挡住弟弟，狠狠给了弟弟一记耳光！
他的弟弟捂住脸，像截木桩似的，僵立在他面前。
“黄大衣”转身朝院外走去。
他的两个伙伴跟随在他身后。
“站住！”
新郎喝了一声。
他们站住了，同时转身。
新郎吩咐一个孩子：“你去拿一瓶酒来，再拿四个杯子。”
男宾女客都泥塑木雕一般，谁也不说一句话。
公众的沉默是公理的沉默。
人们仿佛都明白了什么。
那孩子拿着一瓶白酒和四个杯子出来了，交给新郎后，立刻与其他的孩子们站到一起去了。
孩子们也怯怯地沉默着。
新郎走向那三个造成这种沉默的人，说：“你们还没喝喜酒呢！”
“黄大衣”迟疑了一下，接过酒杯。
他的两个伙伴看了他一眼，也各自接过酒杯。
新郎从容不迫地给四只杯里都倒满了酒。
他们一饮而尽，然后同时相互亮了一下杯底。
新郎从他们手中一一收回杯，问：“你们导演的这场戏该算结束了吧？”
“黄大衣”说：“你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出色，不容易。”一只手伸入大衣兜，掏出钱包，弯腰放在雪地上。
他的两个伙伴也各自默默取出钱包，放在雪地上。
他们大步走出了这个院子。
花圈仍在燃烧。
大人孩子们都不能马上从沉默中挣扎出来。
新郎捡起三个钱包，走到花圈前，将它们投入了余焰。
刮起一阵风。纸灰被刮得在地上打转，在人们腿脚间像耗子似的窜来窜去。
突然，新房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不好啦，新娘割手腕了！”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新郎。他像一头豹子，撞开人们，冲入新房。紧接着，纷纷反应过来了的人们，一齐朝屋里拥。门太窄，拥不进屋去的，就堵在门外。
“躲开！躲开！别挡住我！让我进去！”姚玉慧对堵在门外的那些人推着，拽着，擂打着。桌椅相撞之声，餐具落地之声，毫无意义的吵吵嚷嚷之声，在屋里造成一阵骚乱。
她总算挤入屋内，见新郎已将徐淑芳抱到了床上，一只手紧紧握住她的左手腕，一声声叫她的名字。
新娘昏在新郎怀中，地板上一摊鲜血。崭新的床单上，新郎新娘身上，也尽是血。屋里的其他人，一个个傻呆呆地围着新郎新娘。有两个女宾客，互相用手绢揩擦她们衣服上的血迹。
“你们，都出去！”姚玉慧大声命令那些束手无策的人。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目光瞧着她。
她对谁都不加理睬，又大声说：“不需要你们！出去！”
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服从了她，一个个悄然退出去。
防止再有人进来，她将门插上了。
新郎抬头看了她一眼，低声问：“你能帮我很快叫到一辆出租汽车吗？”
她看得出，虽然对新郎来说，她是最陌生的，他对她还抱有几分怀疑和不可理解，但她的镇定，获得了他的信赖。
她回答：“能。”
新郎握着新娘腕子的那只手动了一下，血立刻从伤口涌出。
她说：“握紧，冷静点儿。”
她扯下毛巾绳上搭着的一条还没用过的毛巾，用它将新娘的手腕一层层缠住。接着掏出自己的手绢，将毛巾扎紧。
她对新郎说：“把你的手绢也给我。”
新郎赶紧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了她。她又用他的手绢，在新娘手腕上方扎了一道。这一切她做得很有经验，在兵团时，她受过战场救护训练。
“你等着，我马上就会叫一辆车来。”她说完这句话，便匆匆打开门走出去了。
人们立刻围住她询问：
“新娘怎么样了？”
“还昏着吗？”
也有人发表局外者的议论：
“嗨，什么事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嘛，何必寻短见呢！”
“那几个兵团返城的小子也干得太损了……”
她无心理他们，一口气跑回家中，见郭师傅、弟弟和倩倩正从楼上不慌不忙地走下来。
她开口便问：“车在吗？”
郭师傅回答：“在。”
“开车跟我去！”
“哪儿去？”
“别问！”
“这……”郭师傅为难地看着弟弟。
弟弟说：“姐，话剧团的团长今天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已经晚了……”
倩倩也说：“是谈明辉到话剧团当演员的事……”
她打断瓷娃娃的话：“晚了又怎么样？你们坐公共汽车去！”
倩倩怔住了。
郭师傅说：“我可是将车偷偷开出来的啊，四十分钟后你父亲要去省委开会……”
“少啰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