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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心理学家将情绪界定为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的变化模式，包括生理唤醒、感觉、认知过程以及行为反应，这些都是对个人知觉到的独特处境的反应。
情绪是一种动机，是自发的生理过程，并且常常在我们察觉到它之前就已经出现。因此，情绪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我们能够通过无意识的身体表现觉察到我们的情绪，比如大笑。
当人们的愿望和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会有积极、肯定的情绪；当人们面对失败、攻击的时候，会有消极、否定的情绪。因此，情绪是人们与环境之间变化的关系。
詹姆斯-兰格理论
19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丹麦生理学家兰格（C. G. Lange）提出了内容相同的情绪理论，强调情绪产生的原因是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活动。他们的理论都认为情绪刺激会引起躯体反应，被称为情绪的外周理论。
威廉·詹姆斯认为，情绪是对躯体变化的一种觉知。在情绪发生时，会引起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活动，接着会引起一系列的机体变化。当情绪作用于人们的感官时，会立刻引起身体变化；激起的神经冲动传到中枢神经，情绪就产生了。兰格认为，内脏活动是情绪产生的结果，如在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支配下，血管舒张会产生愉快情绪，血管收缩则产生恐惧情绪。
坎农-巴德理论
1927年，美国生理心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B. Cannon）对詹姆斯-兰格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得到了菲利普·巴德（Philip Bard）的支持和发展，所以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坎农-巴德情绪理论。坎农认为，当外界刺激感觉器官时，感觉器官产生的神经冲动会传到大脑，产生情绪；同时也会传到交感神经，引起人们的生理变化。所以，情绪感受和生理变化是同时发生的，两者都受到丘脑控制。
情绪的认知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阿诺德（M. B. Arnold）提出了情绪的评定—兴奋学说，认为情绪的产生要在受到情境的刺激后经过评估的过程，对相同情境刺激的不同评估结果会产生不同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和辛格（J. E. Singer）提出，个体生理的高度唤醒和个体对生理变化的认知性唤醒是产生情绪的必要条件。情绪是认知过程、生理状态和情境刺激三者在大脑皮层中整合的结果。
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Stanley Lazarus）认为，情绪是人们与情境互动的结果。在情绪活动中，人们在对情境刺激做出反应的同时也在调节自己的反应。因此，情绪是在认知的指导下产生的，具体可以分为初评价、次评价和再评价三个层次。初评价是确认情境刺激与自己是否有利害关系，次评价是对个人反应的调控，再评价是对个人情绪和反应的有效性和适应性的评价。
神经文化理论认为，当某种特定的情绪被唤起时，相应被大脑控制的面部肌肉就会运动，从而做出相应的表情。
许多研究都证明，恐惧、厌恶、高兴、惊奇、轻蔑、生气和悲伤这七种表情可以被全世界的人识别并做出来。文化、种族、性别或教育差异都不会影响人们根据他人面部表情来推断他人的情绪，但仅局限于这七种普遍情绪的表情，而不是所有的表情都具有普遍性。例如，有的文化鼓励人们表达情绪，而有的文化则促使人们控制情绪。普遍来说，文化对表达积极情绪的限制较小，而对消极情绪的表达约束较多。
情绪调节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情绪进行管理和调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策略和方式，使情绪在生理、知觉、表情或行为等各方面发生改变。
情绪调节的内容包括所有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通常，人们较多地关注负面情绪的调节，希望悲伤得到缓解、愤怒得到克制。其实，正面情绪也需要调节，如取得成功后不能过于高兴，使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而影响健康。
情绪调节的目标是对个体情绪的唤醒水平进行调节。通常情况下，主要是调节高唤醒的强烈的情绪感受，偶尔对低强度的情绪进行调节。一般来说，高唤醒会对人们的认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包括瓦解和破坏作用，如极度愤怒会使人失去理智。另一种说法认为，情绪调节是削弱或消除进行中的情绪，即激活一种新的情绪，用来掩盖或伪装此时的情绪。
情绪调节的内容除了情绪本身，还包括对认知和行为的调节。据此，情绪调节的基本过程包括生理调节、情绪体验调节、表情动作调节、认知调节和人际关系调节等。
生理调节
生理调节是以一定的生理过程为基础的，在调节过程中会存在某些生理反应的变化。生理唤醒是情绪生理反应的典型，常用的生理指标有心率、血管舒张、瞳孔放大和神经内分泌的变化等。
德国心理学家格罗斯（K. Groos）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快乐的情绪受到抑制时，会引起躯体活动、心率、皮肤电水平的明显降低，呼吸不发生变化；当悲伤的情绪受到抑制时，躯体活动降低，心率区间不发生变化，皮肤电和心血管系统的交感神经激活水平和呼吸会明显地升高。
体验调节
体验调节是情绪调节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情绪体验过于激烈的时候有意识地调整情绪。对于不同的情绪体验可以采取不同的情绪调节过程，萨尔利发现，人们在愤怒的时候会运用“问题解决”的策略，而在悲伤的时候会运用寻找帮助的策略，在恐惧的时候则会运用逃避的策略。
格罗斯等人认为，忽略感受可以相对有效地降低厌恶情绪，而抑制快乐的表情会降低快乐的感受。
行为调节
行为调节是个体同时控制和改变行为和表情来调节情绪。通常情况下，人们经常采用的情绪调节有两种：抑制和掩盖不合适的情绪表达，呈现合适的交流信息以保证信息表达和交流的顺畅。如当人们向他人提出的请求遭到拒绝时，会通过控制情绪来继续信息的传递和表达。也有研究表明，行为的调节可以影响情绪感受，如快乐和愤怒的表情使人们产生相应的感受。
认知调节
道奇（Dodge）等人认为，信息加工系统由情绪系统和认知形态两个子系统组成。情绪既是信息加工系统的启动状态，又是信息加工的背景。完整的认知调节分为知觉、解释、决定、调节、评价和实践六个环节。
人际调节
人际调节是进行社会调节或外界环境的调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自然环境、人们的动机状态、记忆等因素都会影响人际调节的进行。
坎培斯（Compas）认为，人们正在追求的目标可以称为动机状态，与人们的动机状态相关的外部事件会引起人们的情绪感受。同时，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他人的情绪也会对情绪起调节作用。而人的回忆常常让人们时而愉快时而伤感，从而也可以调节情绪。
美国心理学家阿伦·贝克（Aaron T. Beck）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 )认为，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可以预防或降低抑郁。格罗斯则发现，通过调节情绪可以减少表情和情感体验，可以起到减轻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不良影响，有益于健康。如果人们的负面情绪——如过度的悲伤或压抑——没有得到调节，则会导致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因此，对于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来说，良好的调节有促进作用，而不良的调节有破坏作用。
情绪智力，又称为情感智力、情感智慧和情绪智能，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第23任校长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玛依尔（D. J. Mayer）提出的，含义是个体对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和情感掌控、识别和利用，并将获得的有关情绪的信息用于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
沙洛维认为，情绪智力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情绪智力的水平不同于智力水平，与先天遗传没有关系，也不是在儿童阶段形成和定型，而是伴随人们一生的发展而变化。情绪智力可以通过人们不断地学习得到改善。
客观地说，男性和女性在情绪智力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一般来说，女性较之男性更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更富有同情心和擅长人际交往；男性则更为自信、乐观，易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应付各种压力。
当某种刺激事件打破了我们一贯的心理平衡或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时，那些刺激就是压力。为了应对这些刺激，人们会做出各种反应，通常是多种反应形式的综合体，包括生理上的、行为上的、情绪上的和认知上的。
压力的来源称为应激源，每个应激源都是一个刺激事件。人们压力的根源是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重大改变会打破人们生活的常规，需要人们在短时间内适应新的生活。灾难性和创伤性事件常常带给人们消极和失控的感觉，从而造成压力。压力的来源还包括日常生活的挫折，这属于比较小的应激源。研究表明，经常遭受频繁、强烈的挫折会损害身体健康。
一般来说，应激的情绪反应会在创伤后或灾难后立刻发生，数月后平息。应激反应也有长时间持续的可能，这时它将转变为慢性综合征，且在数月或数年后再次爆发。慢性应激源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力，多由社会和环境因素引起，会引起人们生理、心理和认知能力上的问题。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在遇到来自外界的刺激时，都会有一种自发的本能反应，主要表现为攻击他人和逃离现场，目的在于进入一种保护生命安全的应激状态。这是人们对短期压力的生理反应。如果面对长期的压力，人们则可能出现衰竭。
应对的方式可以分为情绪取向应对和问题取向应对。情绪取向应对是人们在压力情境中尝试减轻自己的焦虑，而不是直接改变带来压力的情境；问题取向应对是人们在估量压力情境后，通过改变自身和环境的关系来减压。
问题取向应对是一种健康的途径，但过于理想化，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多数人会综合运用两种应对方式，如可以在突发事件中先稳定情绪，再设法解决问题。在应对高度压力时有急性期和重组期两个时期。急性期是为了防止刺激事件的冲击进行情绪的调节；重组期是为了对压力来源进行评价，设法改变人们和环境的关系，以彻底解决问题。
加拿大内分泌学家汉斯·塞里（Hans Selye）曾用白鼠进行了多项压力的实验研究。实验采用的威胁性刺激有冷气、热气和有毒但不致命的食物。在实验中，有时只用一种，有时多种并用，并观察白鼠的反应。实验表明白鼠的适应能力与压力持续的时间有关，可以分为警觉反应阶段、抗拒阶段和衰竭阶段。如果再增加新的压力，个体的适应能力会更快地降低，使衰竭阶段提前出现。整个适应过程的生理反应被赛里称为一般适应症候群。
赛里认为，这一原则同样可用以解释人类在长期压力下的反应：
个体对压力具有很大的抗拒力与适应力，在抗拒阶段如果不增加新的压力，或者将压力在衰竭阶段出现之前减低或停止，个体可以得到恢复；
在个体适应压力的过程中增加新压力，会大大降低个体的适应能力，使衰竭阶段提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