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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输一着
1940年10月3日，韩德勤调集26个团约3万余人，由李守维统一指挥，分左、中、右三路会攻黄桥。韩德勤给李守维下了军令状，限其7天攻下黄桥，歼新四军主力于长江以北。
粟裕把主力都集中在黄桥，外围只有小股部队和游击队，一经战斗，即向两侧后退。李守维由此判断新四军兵力不足，他在电话中向韩德勤报告：“新四军就是全部在黄桥也不过五六千人，弹药也少，打下黄桥不成问题。”
他说得没错，韩德勤有3万人，粟裕只有7000人，其中战斗兵如李守维所言，还不足5000人，连人家的1/5都不到，新四军即便是单独对付三路中的任何一路，都不占有优势。
面对大兵压境，有人建议出动一部分主力，先攻海安或向东发展，那样若是黄桥有失，还能找到别的落脚点，粟裕都一一摇头。
他哪儿也不去，就是要在黄桥与韩德勤、李守维死磕到底。
粟裕对官兵们说：“黄桥北靠长江，退无可退，只能破釜沉舟，我们这一仗打成平手还不行，或者小胜都太可惜，非要打个干净彻底的歼灭战不可！”
当决战来临，双方都红了眼，那种要一口吞掉对手的心都是一样的迫切。
最早逼近黄桥的是韩德勤嫡系的两大主力之一，由李守维自任军长的第八十九军。
1940年10月3日中午，第八十九军对黄桥外围阵地实施炮击，外围前哨战随即正式打响。
粟裕用于防守黄桥正面的是第三纵队，该纵队的老底子是粟裕从江南带起来的第二支队，一向以作风顽强著称，善于防守，但人数不足2000，因此打得非常吃力。
截至10月4日下午两点，第八十九军已发起7次冲锋，一度冲到了黄桥东门。
几乎所有人都体会到了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包括在后方调度的陈毅。
陈毅有一批珍贵的书籍文稿，他从皖南带到茅山，又从江南带到苏北，纵使事态再危险，都不肯舍弃，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拿出来准备就地掩埋，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即便是这种时刻，坐镇黄桥指挥的粟裕都没有起过动用其余部队的丝毫念头。他以一句古人的警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黄桥周围全是旱地，高秆作物半割半留，既便于藏匿，又利于迂回突击，除了第三纵队，其他两个纵队都被粟裕隐藏在了这些旱地之中。
他在等待猎物，那个即将露面的独立第六旅。
红军时期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一般都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以多打少的同时，先选择打弱敌，现在要反过来，他必须以少胜多，自然就不能再循常规。
这一次粟裕要先打的，是强敌。
独立第六旅绝对配得上强敌这一称谓。它是苏北地区少见的中国精锐部队，旅长翁达毕业于黄埔第四期，其属下军官也多为正规军校生。全旅3000多人，装备清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还配备9挺捷克式轻机枪。当时人们称翁旅为“梅兰芳式”部队，极言其装备之漂亮和人员之精干。
韩德勤的主力部队一般训练和军事技术都很好，之所以在实战中表现不佳，是因为自徐州会战结束后，这些部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过仗。不打仗，枪和人都会生锈，加上部队又大多驻扎于城市，官兵渐渐忘记了什么叫作艰苦，战斗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地削弱下来。
翁旅与之稍稍不同的是，他们跟日军的周旋次数相对多一些。在日军进攻兴化的战役中，该旅曾迂回敌后，击退日军，确保了兴化不失，为此，翁达曾被蒋介石称赞为“翁虎将军”。
粟裕知道，“二李一陈”的中立带有很多投机色彩，立场是动摇不定的，如果他首战能打掉韩德勤最厉害的这个旅，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二李一陈”及其他杂牌部队也就不敢再有所行动了。
“钓鱼”需要耐心，翁达迟迟不现身，粟裕也就始终不肯出手。
直到“浮漂”周围泛起了波纹。
李守维发起的第一次总攻失败后，翁达所率的独立第六旅也已从另一个方向逼近黄桥。
这个时候，“二李一陈”和几个保安旅都还落在后面。韩德勤于是致电李守维，指示于第二天拂晓发动全面进攻，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李守维和翁达立功心切，一再向韩德勤强调，离天黑还早，以两部战斗力之强，若再发起一次总攻，拿下黄桥应不成问题，至于那些杂牌，战斗力既弱，打仗又不卖力，早来晚来似乎都没关系，等他们做甚。
两员主将既都如此慷慨，韩德勤也就没有打消他们激情的道理，于是同意开始第二轮总攻。
正是这个决定，让韩德勤过后悔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