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当家

韦岗伏击战前后，“华中派遣军”的前锋部队已攻占安庆，直抵马当要塞。

1938年6月23日，新四军军部向挺进苏南敌后的各部队发出最新指示，要求继续以游击战的形式，对武汉保卫战进行配合。

这个指示的前提，是新四军能在苏南打游击并取胜，然而事实上，究竟能不能，谁心里都没底。

韦岗伏击战虽然首战告捷，但通过这一战也可以看出来，日军在苏南占有多大优势——被伏击的并不是正规的野战兵，打他们都那么费劲，更别说第三师团等极富作战经验的老师团了，而且江南相对发达的交通，稠密的人口，无险可据的丘陵平原，均跟山地游击战的特点完全不符。

茅山是苏南为数不多的山脉，被新四军确定为游击基地。陈毅没去之前，他想象中的茅山，应该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哪知道真到了茅山，才发现山上不仅无树无花，连茅草也不多不厚，既藏不下单人独马，也隐蔽不了大部队。这一情景，曾让陈毅大失所望。

如果劣势无法改变，那就寻找优势。陈毅、粟裕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个优势，那就是“华中派遣军”的兵力集中在武汉和广州，即使在韦岗吃了点儿亏，对新四军还是持轻视态度。

打游击最好的时机，就是当对方轻视你的时候，这时候他异常骄傲，异常疏忽，毫无防备，若再不趁机上去占点儿便宜，那就不是他的错，而是你的错。

优势能克服劣势，有的优势还得顺延，粟裕接下来要打的仍然是伏击战，而且又是拿日军运兵车开涮。

打仗经验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所有经验和教训都不能白白浪费，他对韦岗伏击战进行了“复盘”，从地形选择、火力配备等十个方面，一个个细节抠，抠到手榴弹投掷量应提前多少米，都做了分析。

1938年7月，在粟裕的指挥下，第二支队伏击了当涂至芜湖之间的火车，结果再次获得成功：击毁日军军车1列，缴获大批军用品。

粟裕对江南抗战有自己的观点。

刚刚出山的新四军“家徒四壁”，不仅人少，武器差，而且普遍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穷人嘛，更得学会当家，日子要一天天过，一年年过，新四军如果一开始就与日军大打运动战，没多长时间就会被打个精光，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但要是能够积小胜为大胜，就会越来越好过。

粟裕甚至认为，哪怕战斗中只打死一个敌人，只缴一支枪都是赚了。

第二支队就这样反复“蹭”日军的便宜，他们经常打胜仗，当然这样的胜仗规模都非常小，真的是打死1个鬼子或缴1支三八大盖的那种。

“小小胜”越来越多，直到破天荒地俘虏了日军士兵。

进入7月中旬以后，第三师团等老师团已接到进攻武汉和广州的预先号令，宁沪杭地区的守备将逐渐交由从日本国内调来的新编师团担任，但也正因为处于交接期，“华中派遣军”更不希望院子里老是莫名其妙地飞来各种小石头、小瓦片，多烦人哪。

1938年8月22日，“华中派遣军”从第三师团抽调了4000余人，骑兵500余人，兵分八路，水陆并进，对正在小丹阳地区活动的第二支队展开合围。

能从三年游击战中活下来，粟裕最不怕的就是这种仗势压人的大合围，他祭出了在那些年屡试不爽的法宝：敌进我进。

第二支队主力在小丹阳以西隐蔽，一部与日军相对而进，直接奔袭南京近郊。

当日军到达小丹阳时，没有找到新四军踪影，但却连连接到后方告急电报，说是不用找了，新四军的军旗已经插上了雨花台的制高点。

日军指挥官从没有见识过这种游击战的打法，也不知道粟裕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撤退回防。

日军一收，粟裕马上把主力抽出来，兜在背后打鬼子的尾巴，前后共毙伤日军50余人，己方无一伤亡。

这样兴师动众的大合围，不是一拍巴掌就能组织得起来，对合围的失败，日军也无可奈何。

1938年9月，武汉会战进入关键时期，“华中派遣军”所属6个师团全部调出参加作战，接防守备任务的为4个新编师团。

这4个新编师团必须占领和警备苏、浙、皖三省，其实也就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别说抽出机动兵力了，就连必要的警备兵力都不足。

趁此良机，新四军得到迅速发展，对地形民情也慢慢地熟悉起来。

陈毅眼中的茅山，不再是一无是处，在山里待的时间一长，他发现茅山果然是“名实相符”：山上的茅草不仅多，而且厚，多数的山窝曲折处，远了看不到，近了才能看出玄妙，起码在里面藏几支小型游击队不成问题。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华中派遣军”攻陷武汉，但中国政府并未因此投降，那些抽出去的老师团只能继续留在正面战场作战。

这个时候，“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开始真正把新四军当回事了，曾经的单纯防御也逐渐转向攻势防御，然而兵力不足仍然是日军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即便在部分使用伪军后，仍然显得捉襟见肘，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尝试改变策略。 ZTXhT4pDTLo9hJksOjIwp+TD6NEGEi3jxOquQ53/nqSR8D48tE9/m2k7oLzhOO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