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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肥肉，吃饭的时候就愿意挑肥肉吃。因为爱吃肥肉，所以长得比较胖，家里人都叫我“小胖”。
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是特别喜欢笑，见人就笑。据家里人后来回忆说，突然有一天，我的脖子肿起来，发烧生病了。但是为了不吃那种病人吃的炒米粥，我就说自己没有病，这样就可以继续吃我喜欢的肥肉。这一吃就吃坏了。
医生诊断后说要每天打针，但是根本不管用。医生说要等肿块软了以后再开刀。我从小体质比较弱，母亲怕我承受不了，更何况这么小的女孩子脖子上开一刀多难看，于是就想办法托人找了个有名的中医。医生给开了外敷和内服的药，不打针也不开刀。这个病拖了很长时间，在中医治疗下我才慢慢好起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爱吃肥肉了，但是我相信了中医。
还有一次生病更突然，也更危险。我当时在海宁路上小学三四年级，早上刚到学校时还挺正常，突然感到走路特别艰难，浑身发热，说不出的难受，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扶着墙蹭到了教室。
那天早上，我坐在教室里，根本什么也听不进去，脸上滚烫，浑身不舒服，汗珠子一颗一颗从额头上冒出来。老师发现我有些不对劲，就让班里的一个高个子同学把我送回家去。为了不耽误同学上课，才走到我家楼梯口，我就让同学赶紧回去。同学一走，就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走路了，勉强爬着上了三楼。等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连步子也跨不出去。我只能趴在门上，拼命捶门，还使劲喘气。家人一开门，见我在地上趴着，吓得不轻。再一看这个孩子两腿无力，浑身滚烫，赶紧扶进屋子让我躺下休息，当时以为是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
其实，我得的根本不是什么软骨病，而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传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小孩子一旦感染上这种病，一般很难逃脱瘫痪甚至死亡的命运。但是家里人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不太知道这种病。我很快从不会讲话发展到神志不清，全家人急坏了，以为这个孩子没救了。我烧得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我的祖母在烧纸“叫魂”。
在我卧床的那几天，恰好有一位给我祖父看病的医生来家里出诊。当时祖父得了黄疸病。等这位医生看完了病，家人就特意请他到另一个房间看看我。医生用小锤子在我的腿上敲了几下，我却毫无感觉。医生就说这个小孩得的可能是小儿麻痹症，这是个传染病，情况很危急，必须尽快隔离，立刻送医院治疗。
当时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这种病的药，后来才有了防治脊髓灰质炎的糖丸。医生只是给了家人一个名单，上面列的都是得过这种病而后来康复的小孩。为什么要给这个名单呢？就是要我们想办法联系上他们，因为这些挺过来的小孩，虽然多多少少都落下了些后遗症，但是他们的体内已经有了抗体，如果能输他们的血，也许有得救的希望，就可以救我的命。结果联系了一圈下来，没有一家愿意输血给我。那怎么办？医生说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给我输血，因为家人跟我住在一起，实际可能也感染上了，只是抵抗力好，没有犯病而已。大家决定就让双胞胎姐姐给我输血，我这才被救了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腿有了知觉，也慢慢能走路了。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感慨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病愈后我依然可以正常说话，正常走路，基本没有什么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记得当时，上海有一个神经科的著名大夫叫粟中华，他说自己看过很多小孩患上这种病都没有治愈。他见我恢复得特别好，还能正常走路，格外高兴，于是就对我说：“你长大后结了婚，一定不要忘记请我吃喜酒。”只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著名的神经科专家。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最终也没能参加我的婚礼。
我对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逃过死神的手掌。我曾离死亡那么近，却奇迹般地痊愈了。不过我总觉得自此以后，我的腿就不是特别利落，尤其到了老年，好像走路越来越不稳健，摇摇晃晃的。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