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宿白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同时也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大的一位先生。

我们58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有三次野外考古实习。课堂上侃侃而谈考古学知识的师长们，大多经过了长期野外考古实践磨砺，是有着丰富野外考古经验的考古学家。在考古工地上，他们从测量、开方、挖土、敛平地面、分辨土色、划分地层，到用小铲清理发掘、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整理、绘图、拍照、文字记录等，对我们这一个班的同学进行耐心而严格的指导，手把手地教给我们野外考古的方法和技能，为我们这些人日后参加考古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宿白先生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成就者，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20世纪50年代，由他主持的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以及根据此次发掘的考古资料撰写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1957），是我国考古报告的经典，在考古界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宿白先生在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手工业遗存考古、古代建筑、版本目录和中外交流等多个领域均有开创或拓展，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学，也是由宿白先生开启的一个研究分支。自50年代以来，他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对全国各地的石窟寺做全面系统的实地勘测和记录，特别着力于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

宿白先生最初学的是历史，因为参加了向达先生的考古组，后来改做考古研究。这个事情还要从当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说起。当时的考古组主任向达一时招不到人，向北大史学系冯承钧先生偶尔说起此事，冯承钧先生马上向他推荐了宿白。冯先生非常赏识宿白先生，之前已经把他推荐到了北大图书馆。这样一来，宿白先生就一边在图书馆整理文献，一边参加文科研究所考古组的工作。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宿白先生就正式被调到了历史学系。

对于宿白先生的智慧、才华和博学，我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宿白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他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文献。当时有不少搞考古研究的人对文献并不是很重视，现在有不少考古专业的人好像还有这个问题。宿白先生希望自己的学生不仅要研究实物，也要精通文献，因为文献不好会影响一个人未来学术的发展。

宿白先生自己的历史文献功夫有口皆碑，这与他转益多师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段时间他到文史哲各个系听课，历史系冯承钧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中文系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他都一一听过。此外，他自己还兼学版本目录，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的国子监抄《永乐大典》天字韵所收《析津志》八卷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的碑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力，是不可能发现并确定这篇文献的重要价值的。他所撰写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写，1956年发表），是研究云冈石窟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开启了他个人的石窟寺研究。

后来根据《金碑》记述与实地考察，宿白先生写成《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在此以前，有日本学者一直关注云冈的问题，宿先生对日本学者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质疑。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对宿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宿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后来，宿先生又发表文章，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对《金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长广敏雄也不得不承认宿白先生的分期论。

宿白先生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他认为考古学不能离开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历史时期考古不同于史前考古，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都伴随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考古出土资料，包括石窟寺遗迹的各种社会历史问题，离不开历史文献的引用和佐证。在他看来，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人，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也应精通历史文献，考古的学生应具备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为此，他专门为从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开设了《汉文佛籍目录》课程，就是要求学生掌握汉文佛籍的查阅方法，从中学习佛教考古的知识。

此外，由于考古课程需要给学生提供考古实物的图像资料，宿白先生备课时就在讲义上亲自画图，讲课时也当场在黑板上画图。无论是古建筑结构，还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画得惟妙惟肖，令同学们赞叹不已。1988年，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先生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发现西藏的很多寺庙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回来后，他就开始整理当年的材料，亲手绘制了好多幅插图，给未来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参考图像。宿白先生的绘画功力来自他的素描功底。绘图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所以宿白先生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在现场绘图记录遗迹遗物的技能。

宿白先生看的书多，看的速度也快，常常是学生半天也看不明白的材料，他看一眼就明白了。有一回期末提交论文，我本来打算随便写一写交差了事，以为老师只是翻翻而已。没想到宿白先生逐页批阅，一条一条意见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台历纸上，然后拿给我说：“你回去好好修改吧。”遇到这样的老师，学生根本没有空子可钻，只能老老实实地学，踏踏实实地做。

宿白先生的学问深厚，视野宽广，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有见地。1962年，他受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 做《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这次学术报告，他不仅讲考古，讲敦煌的历史，还从佛教史的角度，指出佛教文献资料的研究如何跟考古结合起来，顺便还介绍了如何阅读和把握佛教的史集和经籍。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西方和日本是怎么做敦煌研究的，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敦煌的学术史。

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创见在于，一般的石窟寺考古都会从图像入手，而宿白先生不仅对实物和图像的研究非常深入，而且格外重视石窟学术史料和考古的结合。对于佛教石窟考古，他提倡把佛籍所提供的信息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面很广，包括断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综合研究和各种专题研究等。宿白先生认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人可以从事各类研究，但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即“分期断代”和“考古报告”，否则无法开展石窟寺考古的深入研究。

只要看看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就知道宿先生的学问有多大了。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三座墓葬。自1951年起，宿白先生开始带队在此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报告也由宿白先生编写，题目就叫“白沙宋墓”。在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中，白沙宋墓是保存较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宿白先生当时才三十岁出头，就写出了这部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翻开《白沙宋墓》，印象最深刻的是后面的注释，涉及宋史，包括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习俗等。宿白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第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生动地刻画了宋人的生活图景。

当时，国内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白沙宋墓》颠覆了学术界对考古报告的认识，除了体现出考古报告应有的实证功夫之外，还展现了浓郁的学术气息和人文精神。尽管已出版六十余年，《白沙宋墓》作为考古报告的典范，至今仍在学界有重要影响。这本书里的学问太大了，按照现在都可以评一个高级教授了，可是当时宿白先生在北大只评了一个副教授，直到带我们这批学生的时候也还只是个副教授。但宿白先生总是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对于从事考古研究的人来说，一生有没有可以录入考古史的重大发现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留下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考古报告。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就是对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科学的田野考古和田野考古报告的出现，使考古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成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报告在推动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考古报告绝对不能“造假”。无论发掘的对象是古代遗址或墓地，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一部理想的考古报告，应讲究科学性和客观性，无论是发掘、整理、编写都要力求全面、系统、准确，这样才能为日后人们了解古代社会信息提供准确的参照。这就是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教给我的对待考古工作的态度。

然而，我愧对先生的是，莫高窟的石窟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做出来。当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先生寄予我的厚望就是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文革”之后，我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被日常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业务。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得力的团队，而研究所当时人员匮乏，根本不具备做石窟考古报告的条件。当然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还没有真正想明白这个报告该怎么做。虽然毕业多年，但是自己觉得仍然没有把宿白先生的学问学透。我知道这项工作迟早都要做，而且必须完成，还要完成得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qoEgYJXjrAJ11xEno4dlb94XLDWJxP+gGMVy7+cKc+iOAO/IVYGPpBxnnM7aOO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