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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入学之际，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北京大学也在开展“双反”运动，进行教学改革。我所仰慕的张政烺先生被调离了北大，马寅初校长也遭到了批判。
令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教学改革的风潮中，北大的很多师长依然坚持一丝不苟的教学，依然有同学照常勤奋学习。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学习氛围，感受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我记得历史学系当时还建立了统一的图书室和阅览室，经过1959年到1961年的逐步扩充，资料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模，给师生的教学科研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历史学系还协助中文系筹办了“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文献的人才。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但是整个50年代北大的校园氛围中，洋溢着为共和国现代化建设而奉献的热情，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正在走来。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理想。
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学生的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但大家也没有苦的感觉，普遍比较乐观和积极。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到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图书馆里总是人满为患，晚到的同学根本没有位子。有时候图书馆门前还会排起长龙，等到门一开，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满足不了所有想读书的学生，只能实行分配制度。图书馆给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只能站着读书。这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粮食也有定量，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荤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没有肉，全是素的。刚到北方，吃惯了米饭的我，一开始不习惯吃面食。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也就十来块钱，戴得起手表的学生很少。如果某个同学戴着手表，大家就说他是“有表阶级”。
入校之后，我们58级学生因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机会较多。我们1959年参加陕西省华县发掘工地的“认识实习”；1960年参加怀柔抢救性发掘；1961年参加正式的生产实习—昌平县雪山发掘，发掘了雪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西周燕国墓葬、汉代墓葬和辽代居住遗址。这么多实习机会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很好的锻炼。1961年到1962年新开的专业课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分别由吕遵谔和严文明两位老师讲授；1962年到1963年新开的专业课是秦汉考古，由俞伟超老师讲授。
50年代的北大学生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当时有不少专家名人来北大讲演，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和创作的热情。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尔丘克，还有我国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吴祖光，相声大师侯宝林，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经到北大与学生们交流。
我对艺术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雷雨》，当时要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再坐103路电车到北京人艺。我们从剧院回来时错过了最晚的班车，于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从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园，到学校时已是凌晨四点了。这样的精神恐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的北大人就有那样一种朝气和热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亲曾和我有过一次长谈。父亲说：“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断听周围的人说北大有多少名师，有多少图书，北大过去出过多少人才。这确实是一个学术的圣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历史学系大家云集，其他系也是一样，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三位先生在为人处世、治学方法各方面都各有特点。学生可以同时接触不同治学风格的老师，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师的长处。学生在主要受某个教授的影响的同时，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长处，这是一种有利于培养人才的健全的教学格局与学术生态。
文理交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是北大精神传统中重要的方面。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一直有着继承全人类所有文化遗产的眼光和气魄。对于多元的中国文化，对于新的现代文化，对于西方文化，都鼓励学生培养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北大的精神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奋力开辟新的领域，投身国家和民族最为需要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