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她们走进餐厅的时候已经快两点了。一片浓密的光影随着外面松树的摆动在空荡荡的桌子间来回移动。两个侍者正一边收拾碟子，一边大声地用意大利语交谈，一看到她们进来就立刻安静下来，给她们端来了放了很久的午间套餐。

“我在海滩上爱上了别人。”罗斯玛丽说。

“是谁？”

“先是一大群看起来不错的人，后来是一个男人。”

“你和他讲话了吗？”

“讲了几句。他非常英俊，淡红色头发。”她狼吞虎咽地吃着，“但是他结婚了——事实总是这样。”

母亲是她最好的朋友，总是尽可能地引导她，这在演艺界不稀奇，但是特殊之处在于埃尔西·斯皮尔斯太太这样做并不是在弥补自己的失败。她对待生活没有个人的痛苦和怨恨——两次满意的婚姻，两次丧夫，每次都加深了她振奋的坚忍态度。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骑兵军官，第二任是军医，他们都对她产生过影响，她想把那些影响完整地呈现给罗斯玛丽。她从不纵容罗斯玛丽，而是想使罗斯玛丽变得坚强——她不遗余力地在罗斯玛丽心中培养理想主义，如今这种理想主义导向了母亲自身，罗斯玛丽通过母亲的眼睛来看世界。因此，当罗斯玛丽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时，她受到母亲和她自己的盔甲的双重保护——她对肤浅、轻易和粗俗的事物怀有成熟的不信任。然而随着罗斯玛丽在电影界突然成名，斯皮尔斯太太认为她应该从精神上断奶了；如果这种活跃的、紧张的、急切的理想主义能够聚焦于其他事物而不是她自己，作为母亲会感觉到快乐而不是痛苦。

“那么你喜欢这里了？”她问。

“我们要是能认识那些人大概会有意思些。还有一些别的人，但是他们不怎么样。他们认出我了——不管我们去哪里，大家都看过《爸爸的女儿》。”

斯皮尔斯太太等着这股自负的热情消退，然后她实事求是地说：“这提醒我了，你什么时候去看望厄尔·布雷迪？”

“今天下午就可以——如果你休息好了。”

“你去——我不去。”

“那我们就明天去。”

“我希望你自己去。路不远——你又不是不会说法语。”

“妈妈——有没有什么我不必做的事情？”

“好吧，那就晚点去——但得在我们离开之前。”

“好的，妈妈。”

午饭过后，她俩都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无聊，这是美国游客在安静的异国他乡常常遭遇的。没有刺激，没有外界呼唤她们的声音，她们自己的思绪片段也不会突然从别人的脑海中冒出来。她们怀念着帝国的喧嚣，感觉生活在这里无以为继。

“我们就在这里待三天吧，妈妈。”罗斯玛丽在回房间的路上说。外面的微风吹动着热气穿过树丛，阵阵热浪从百叶窗透进来。

“那海滩上你爱上的男人怎么办？”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妈妈，亲爱的妈妈。”

罗斯玛丽在大厅停下脚步，向老高斯打听火车。穿着浅棕色卡其制服的看门人靠在桌边休息，直直地打量着她，随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礼仪。她和另外两个卑躬屈膝的侍者一起搭巴士去火车站，却被他们恭敬的沉默弄得很尴尬。罗斯玛丽几乎想要求他们：“说话啊，随便说，不会打扰到我的。”

头等车厢很沉闷。铁道公司生动的广告招贴——阿尔勒的加尔大桥，奥朗日的圆形剧场和沙莫尼的冬季运动——都比外面一成不变的大海更新鲜。美国火车只关注于自己疾速的行程，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里没有那么迅捷和紧张的人们嗤之以鼻，但这列火车不同，它是正在穿越的国土的一部分。它的气息惊扰了棕榈树叶上的灰尘，煤渣混进花园里干掉的粪肥。罗斯玛丽深信探出窗口便能摘到花。

戛纳火车站外面，十几个出租车司机正在各自的车里打盹儿。海滨大道上的赌场、漂亮的店铺，以及高档酒店光秃秃的铁门正对着夏日的大海。难以置信这里竟然也有“旺季”，罗斯玛丽受到一些风气的影响，变得有些害羞，仿佛她对濒临消亡的东西表现出了不健康的偏好，仿佛人们会思索她为什么会在去年冬天和今年冬天狂欢间的平静期来到这里，而此时真正的世界正在北方轰轰烈烈地铺展。

她拿着一瓶椰子油从药店出来时，一个怀里抱满沙发靠垫的女人从她跟前穿过，走向街那头停着的汽车，她认出来是戴弗太太。一条又长又矮的黑狗对着女人直叫，惊醒了瞌睡的司机。女人坐进车里，可爱的脸庞严肃、克制，眼神勇敢、警觉，没有目标地直视前方。她穿着鲜红色的裙子，露出两条棕色的腿，有着一头狮子狗般浓密的深金色头发。

在等火车的半个小时里，罗斯玛丽走进了克鲁瓦塞特大街上的同盟咖啡馆。树木在咖啡桌上投下绿色的光影，一支管弦乐队演奏着《尼斯狂欢曲》和去年的美国流行音乐，讨好着想象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她给母亲买了法国《时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一边喝柠檬汁，一边打开《星期六晚邮报》翻到俄罗斯公主回忆录的那页，发现九十年代沉闷的习俗都要比法国报纸头条更真实，也更贴近她的生活。在酒店里使她压抑的正是这种感觉——她习惯于大陆上最离奇的怪事被重点归纳成喜剧或悲剧，自己从未受过提取事物本质的训练，如今感觉法国既空洞又陈腐。管弦乐队悲伤的曲子加重了她的这种感觉，使她想起杂耍表演中为杂技演员演奏的忧郁音乐。她很高兴回到高斯酒店。

她的肩膀晒伤得厉害，第二天无法再游泳，于是她和母亲租了一辆车——她们讨价还价好半天，因为罗斯玛丽在法国已经对钱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沿着河道纵横的里维埃拉三角洲行驶。司机长得很像伊凡雷帝时期的一位俄国沙皇，他自告奋勇充当导游，而那些辉煌的名字——戛纳、尼斯、蒙特卡罗——在沉闷的掩饰下开始闪光，喃喃诉说着老国王们如何在这里宴请或者离世，印度王侯对英国芭蕾舞者投去佛陀的目光，俄国王子在吃不到鱼子酱的日子里享受了几个星期波罗的海的暮光。最特别的是，海岸线依然留有俄国人的踪迹——便是他们那些关闭了的书店和杂货铺。十年前，当旺季在四月结束时，东正教堂的门就上了锁，他们最爱的甜美香槟也被储藏起来，直到他们回来。他们说：“我们下一季再来。”但是这话说得太草率，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黄昏时分驱车返回酒店，很是令人赏心悦目。海面上方神秘莫测的颜色仿佛孩童时代的玛瑙和玉髓，绿得如同蔬菜汁，蓝得仿佛洗衣水，暗得像葡萄酒。沿途看着在屋外吃饭的人们，听着乡村小酒馆的藤蔓后面传出特别单调的钢琴声，都令人愉快。当他们离开黄金海滨，穿过一排排越来越暗的树木，驶向高斯酒店，把各种植物不断抛在身后时，月亮已经徘徊在了引水渠的废墟上……

酒店背后的山间某处正在举行舞会，罗斯玛丽透过蚊帐里幽幽的月光听见音乐声，意识到附近某处也有着快乐的气氛，不禁想起了海滩上那些不错的人。她心想早晨或许可以遇见他们，但他们显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团体，一旦他们的遮阳伞、竹席、狗和孩子都安置到位，那部分的海滩实际上也就封闭了起来。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最后两个早晨她都不要和另外那群人一起度过。 M4yTnb7FX6OhSutnlhQrUzm5AxHGd5V827LGnBLQcmJAXZ6cvP+Et9ef3hcTKQ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