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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行六个人，罗斯玛丽、诺思夫妇、迪克·戴弗和两位年轻的法国音乐家，在沃伊森餐厅等尼科尔。他们打量着餐厅里的其他客人，看他们是否举止自在——迪克说除了他自己，没有哪个美国人举止自在，他们要找一个例子和他对质。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走进餐厅的男人没有一个不在十分钟里抬起手来摸脸的。
“我们完全不应该放弃给胡子上蜡，”阿贝说，“不过迪克不是唯一一个态度自在的人。”
“哦，我就是。”
“但是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清醒且态度自在的人。”
一个穿着体面的美国人带着两个女人进来，那两个女人无拘无束，飞快地扑向桌子。男人突然意识到有人在看他——便抖抖索索抬起一只手，整理着并没有不平整的领带。在另外一群没有落座的人中间，一个男人不停地用手掌拍打着他刮过的脸颊，他的同伴则拿着一截灭了的雪茄，机械地举起又放下。幸运一些的人用手指摸着眼镜或者发须，脸上什么都没有的人只好轻抚他们光溜溜的嘴，甚至绝望地拽着耳垂。
进来一位著名的将军，而阿贝寄希望于将军在西点军校第一年的训练——第一年没有学员可以退学，也没有学员可以从那种训练中恢复——和迪克打了一个五美元的赌。
将军等待入座时，手自然地垂在身体两侧。忽然他的胳膊像要起跳似的突然往后摆，迪克不由得“啊”了一声，以为他要失去控制，但是将军恢复过来了，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煎熬就要结束，侍者帮他拉出椅子……
这位征服者有点恼怒，抬起手来挠了挠他整齐的白头发。
“瞧见了吗？”迪克得意地说，“我是唯一一个。”
罗斯玛丽对此深信不疑，而迪克意识到自己从未有过更好的观众，他把这群人变成了一个如此欢乐的集体，使得罗斯玛丽对其他不坐在他们桌的人都不耐烦地嗤之以鼻。他们已经到巴黎两天了，实际上却好像仍然在海滩遮阳伞底下。比如前一天晚上在侍卫队的舞会上，罗斯玛丽还从没有参加过好莱坞上流派对，每当周围环境对罗斯玛丽来说变得难以应对时，迪克便会有选择地招呼几个人，控制住局面——戴弗夫妇似乎交际广泛，但是那些人总好像是很久很久没见过他们，表现得非常惊讶，“哎呀，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接着他重建自己的小团体，嘲讽地一举将外来者温柔却永远地排除在外。不久罗斯玛丽自己也仿佛曾在某段不堪的过往里认识这些人，然后看透他们，排斥他们，抛弃他们。
他们自己的团体则是完全美国式的，有时候又一点都没美国式的感觉。他使得他们恢复了被多年的妥协模糊了的自我。
昏暗的餐厅里烟雾腾腾，柜台上丰盛的生冷食物香味扑鼻，尼科尔穿着天蓝色的衣服走来，如同飘来一朵云。她从他们的目光中知道自己有多美，并回报以感激的甜美微笑。起先他们都非常友善，十分彬彬有礼。然而他们很快就厌倦了，变得有些尖刻，最终还做了一大堆计划。他们为一些之后根本记不清的事情哈哈大笑——笑得很开心，男人们喝了三瓶葡萄酒。坐在桌边的三个女人代表着美国生活之巨变。尼科尔是白手起家的美国资本家的孙女，也是利佩·韦森菲尔德家族伯爵的外孙女。玛丽·诺思是裱涂学徒工和泰勒总统
后裔的女儿。罗斯玛丽来自中层中产阶级，被她的母亲弄进前途无量的好莱坞。她们彼此的相似程度和她们与其他众多美国女性的区别在于，她们很乐意生活在男人的世界里——她们通过男人保持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与他们对抗。她们三个人能够成为好情妇还是好妻子，不是基于她们出身的偶然性，而是基于她们是否能找到满意的男人这个更大的偶然性。
所以罗斯玛丽觉得这次午餐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聚会，更好的是这里只有七个人，是一个好聚会的人数上限。可能也是因为她刚刚加入他们的世界，像使用了某种催化剂一样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毫无保留。散席以后，侍者领着罗斯玛丽来到所有法国餐厅都有的昏暗内室，她借着微弱的橘红色灯光，查了一个电话号码，打给了法美电影公司。他们告知罗斯玛丽请找克劳德先生，当然，他们有《爸爸的女儿》的拷贝——现在借出去了，但是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他们会在圣安吉斯大街三百四十一号为她放映。
电话隔间正对着衣帽间，罗斯玛丽刚挂上听筒，就听到离她不到五英尺远的一排大衣后面传来两个低沉的声音。
“——那么你爱我吗？”
“当然！”
是尼科尔——罗斯玛丽在电话间门口迟疑片刻——又听到迪克说，“我好想要你——我们现在就去酒店。”尼科尔喘着气轻轻叹息。罗斯玛丽一时间完全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语气却传达了一切。语气所包含的巨大秘密在她耳边振荡。
“我想要你。”
“我四点在酒店等你。”
罗斯玛丽屏息站着，直到他们的声音远去。起初她甚至有些震惊，她见过他们在彼此的关系中就像是没有私欲的人，那是一种更为冷淡的感情。现在她却被强烈的感情席卷，如此深远，无法识别。她不知道自己是被吸引还是被排斥，只知道自己被深深打动了。这让她在回到餐厅时感觉非常孤独，但是再观察一下他们又很感人，尼科尔那句“当然”中所饱含的热烈感情还回荡在她的脑海中。她刚刚见证的独特情绪就呈现在她的眼前。然而不论她离得多远，她的内心都告诉她这很正常——她完全没有像在电影里表演某些爱情场景时那样感到恶心。
尽管她离得很远，却还是不可挽回地卷入其中，两人一起购物时，她比尼科尔自己更留意这个幽会。她以全新的视角打量尼科尔，判断她的魅力。她当然是罗斯玛丽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女人——她的坚忍、信仰、忠诚以及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罗斯玛丽用母亲中产阶级的方式来思考，认为这些都和尼科尔对金钱的态度有关。罗斯玛丽花自己赚来的钱——她能来到欧洲是因为一月份的那天，她六次跳进池塘，体温从清晨的九十九华氏度上升到了一百零三华氏度，她的母亲才没让她再继续跳。
罗斯玛丽在尼科尔的帮助下用自己的钱买了两条裙子，两顶帽子和四双鞋。尼科尔根据一份两页长的清单购物，另外还买了摆在橱窗里的东西。她自己喜欢又用不上的东西就当作送给朋友的礼物。她买了彩色珠子、海滩折叠靠垫、人造花、蜂蜜、一张客床、包、围巾、几只鹦鹉、娃娃屋里的微型摆设、三码虾色的新款布料。她还买了一打游泳衣、一只橡胶鳄鱼、一盒黄金和象牙做的旅行版象棋，给阿贝买了大号亚麻手帕，又从爱马仕给他买了一件翠鸟蓝色和一件灌木红色的麂皮夹克。她买这些和上流情妇们买内衣和珠宝完全不同，她们说到底是在买职业装备和保障，而尼科尔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尼科尔是大量创意和劳作的产物。一列列火车为了她从芝加哥出发，穿越大陆腹地来到加利福尼亚；树胶工厂烟雾滚滚，工厂里的传输带一环一环增长；男人们在大缸里搅动牙膏，从铜桶里舀出漱口水；女孩儿们在八月里飞快地把西红柿装罐，或者圣诞夜还在出售廉价商品的杂货店里忙个不停；混血印第安人在巴西咖啡种植园里劳作，梦想家被剥夺了新型拖拉机的专利权——这是一部分为尼科尔奉献的人，当整个体系摇晃着隆隆向前，她这样大批量购买的行为也进入了狂热时期，如同坚守岗位的消防队员面对蔓延的火势时映在脸上的火光。她阐明了非常简单的原则，掌握着自身的命运，但是她阐明得如此确切，从而使这个过程显得优雅，不久罗斯玛丽也会加以仿效。
快四点了，尼科尔站在商店里，肩膀上站着一只鹦鹉，她一反常态地滔滔不绝起来。
“唉，要是那天你没有跳进池塘会怎么样——我有时候会思考这样的事情。战争开始前我们在柏林——我那会儿十三岁，就在我母亲去世前不久。我姐姐要去参加宫廷舞会，她的邀请卡上有三位王子的名字，一切都是一位管家安排的。出发前半个小时她突然侧腰痛，发起了高烧。医生说是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但是母亲已经做好了计划，所以芭比还是去了舞会，晚礼服下面绑着冰袋，跳到了两点。第二天早晨七点她才动了手术。”
严苛是好事，所有体面的人都对自己严苛。但是已经四点了，罗斯玛丽不断想着迪克此刻正在酒店等着尼科尔。她得去了，她不能让他等着。她不断想着，“你怎么还不去啊？”又突然想，“你不想去的话就让我去吧。”但是尼科尔又去了一个地方给她俩买了胸花，还送了一朵给玛丽·诺思。然后她才仿佛想起来似的，突然恍惚地叫了辆出租车。
“再见，”尼科尔说，“我们玩得很开心，是吗？”
“太开心了。”罗斯玛丽说。说出这句话比她以为的要困难很多，尼科尔离去的时候，她的全身心都在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