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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楼下空荡荡的大厅里见到了坎皮恩。
“我看见你上楼了，”他兴奋地说，“他还好吗？决斗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不知道。”她讨厌他把决斗说得好像马戏表演，而麦基斯科则是悲剧小丑。
“你和我一起去吗？”他问道，那副神情像是订好了座位，“我租了酒店的车。”
“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去。我估计看了会让我少活几年，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我们可以远远地看。”
“你干吗不叫邓弗莱先生和你一起去？”
他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没有胸毛可以藏了。他挺直了身体。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嗯，我恐怕去不了。我母亲不会乐意的。”
罗斯玛丽回到她的房间时，斯皮尔斯太太困倦地翻了个身，大声问她：“你上哪儿去了？”
“我睡不着，你继续睡吧，妈妈。”
“到我房里来。”罗斯玛丽听见她坐起身来，便进去告诉她发生了什么。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斯皮尔斯太太建议，“你不必凑得很近，而且之后你或许还帮得上忙。”
罗斯玛丽无法想象自己目睹这一切，不想去，但是斯皮尔斯太太困得神志不清，而且这让她想起当她是医生的妻子时，夜间有人死亡和遭遇不幸，她丈夫会接到电话。“我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出去走走，做点事情——你为雷尼的宣传活动做过很多更艰巨的事情。”
罗斯玛丽依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但还是听从了那个坚定清晰的声音，那个声音在她十二岁时把她送进巴黎奥登剧院的舞台门口，又迎接她出来。
当她在台阶上看到阿贝和麦基斯科开车离去，以为自己得以解脱的时候——过了一会儿，酒店的车出现在拐角。路易斯·坎皮恩高兴地尖叫着把她拉上车坐在他的身边。
“我躲在那里，生怕他们不让我们去。我带着摄像机，你看。”
她无助地笑了。他已经可怕到不能更可怕，简直丧失人性。
“我不明白为什么麦基斯科太太不喜欢戴弗夫妇，”她说，“他们对她很好。”
“哦，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她看到的事情，因为巴尔邦的缘故，我们还是不知道她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么你刚刚不是在为此伤心咯。”
“哦，不是，”他说着，声音变了，“我们回酒店的时候还发生了一点事情。但是现在我不在乎了——我已经彻底解脱了。”
他们跟着另外一辆车沿着海岸向东行驶，经过胡安莱潘，那里正在搭建新的游乐场。现在已经四点多了，蓝灰色的天空下，第一批渔船正嘎吱嘎吱驶进灰绿色的大海。接着他们离开主路，驶入偏僻的乡间。
“是高尔夫球场，”坎皮恩叫起来，“那里肯定就是决斗的地方。”
他说得没错。当阿贝的车在他们前面停下来时，东方的天空呈现出红色和黄色，预示着这将是闷热的一天。罗斯玛丽和坎皮恩吩咐司机把车开进松树丛里，他们待在树荫里，挨着被晒得发白的高尔夫球场跑道，阿贝和麦基斯科正在那里徘徊，麦基斯科不时抬起头，像一只嗅来嗅去的兔子。不久，远处的球座那里出现了移动的身影，在这里观望的人认出来是巴尔邦和他的法国副手，副手腋下还夹着手枪盒。
麦基斯科有点惊慌，他溜到阿贝身后，喝了一大口白兰地。他呛着往前走，几乎要径直走到对方的地盘上，但是阿贝拉住了他，上前去和法国人交涉。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
坎皮恩抓住罗斯玛丽的胳膊。
“我受不了了，”他近乎嘶哑地尖叫着，“太可怕了。这会让我少活——”
“松手。”罗斯玛丽坚定地说。她慌乱地用法语祈祷。
两位当事人面对面站着，巴尔邦卷起袖子。他的眼睛在阳光下闪着不安的光芒，但是他在裤缝上擦拭手掌的动作却很慎重。麦基斯科喝白兰地壮了胆，噘起嘴吹了一声口哨，长长的鼻子若无其事地探来探去，直到阿贝拿着一块手帕上前一步。法国副手背过脸站着。罗斯玛丽充满怜悯地倒吸一口气，对巴尔邦恨得咬牙切齿。然后听见——
“一——二——三！”阿贝声音紧张地数着。
他们同时开枪。麦基斯科晃了晃又稳住了。双双没有射中。
“好了，够了。”阿贝喊。
决斗者走过来，大家都用征询的眼光看着巴尔邦。
“我宣布我不满意。”
“什么？你当然满意了。”阿贝不耐烦地说，“你只是不知道罢了。”
“你的人拒绝再来一次？”
“你真说对了，汤米。你坚持要决斗，我的人已经奉陪了。”
汤米轻蔑地笑笑。
“这种距离太可笑了，”他说，“我不习惯这样的闹剧——你的人必须记住，他现在可不是在美国。”
“嘲笑美国是没用的，”阿贝严厉地说，接着他又用息事宁人的口吻说，“已经够了，汤米。”他们迅速地谈了一会儿——接着巴尔邦点点头，冷冷地对他刚刚的对手欠欠身。
“不握个手？”法国医生提议。
“他们早就认识了。”阿贝说。
他转向麦基斯科。
“来吧，我们走。”
他们大步离开的时候，麦基斯科欣喜若狂地抓紧他的胳膊。
“等等！”阿贝说，“汤米要他的手枪。他以后可能还用得到。”
麦基斯科交给他。
“去他妈的，”他用粗鲁的声音说，“告诉他他可以——”
“要不要我告诉他你想再来一次？”
“嗯，我开过一枪了，”麦基斯科边走边喊，“我干得相当不错，是吧？我没有怯场。”
“你醉得厉害。”阿贝直率地说。
“不，我没醉。”
“好吧，那么你没醉。”
“我喝没喝酒又有什么两样？”随着他自信心的增长，他怨恨地看着阿贝。
“又有什么两样呢？”他又问了一遍。
“如果你不明白，我说了也没用。”
“你难道不知道打仗的时候所有人都是醉醺醺的吗？”
“好了，我们别再说了。”
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身后的石楠丛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法国医生赶了上来。
“不好意思，先生们，”他喘着气说，“你们能不能把酬金付给我？当然只是医疗费用。巴尔邦先生只有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无法支付。另外一位先生把钱包忘在家里了。”
“亏法国人想得出来，”阿贝说着，又对医生说，“多少钱？”
“让我来付。”麦基斯科说。
“不，我来。我们都经历了一样的危险。”
阿贝付了钱给医生，麦基斯科突然钻进灌木丛里，呕吐起来。接着他虽然脸色苍白，却昂首阔步地和阿贝一起在玫瑰色的晨光里走向汽车。
坎皮恩仰面躺在灌木丛里喘不过气来，他是决斗的唯一受害者，而罗斯玛丽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着用便鞋不断踢他。她一个劲儿地踢，直到把他踢醒——对她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再过几个小时，她就会在海滩上见到在她心里依然被称为“戴弗夫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