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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铁一直没成为晋商的主业，
但冶铁业是晋商起飞的助推器。
黄河铁牛提醒了我们冶铁业在晋商中的地位。
离开运城盐池，我们可以到离这里不远的永济市。
永济是尧舜建都的蒲坂，后称蒲州。它西临黄河，通过蒲津渡口和蒲津桥与长安相通，是山西物品外运与入晋物品的重要水陆口岸。这里又盛产棉花、纸张、笔、柿子、梨、竹笋、丝绸、酒等物品。其中桑洛酒在宋代被称为国酒。因此，这里早就是商业城市。《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这里是非常大的都会，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明代晋商的中心就在这里。永济先后出现了王现、王瑶、张允龄、张四敬、韩玻、沈邦良、薛英贤、展玉泉、王思、范世逵、王海峰等大商人。永济的东岳庙有明代的一组泥塑佳作。永济的普救寺还是《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碰撞爱情火花之地。不过我们更应该去看的是永济西15公里处黄河边上唐开元年间铸造的黄河大铁牛。从大铁牛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带发达的冶铁业。
古代的蒲津渡位于蒲坂与朝邑（今陕西省大荔县）的黄河两岸间，它是集渡、关、桥为一处的秦晋要隘，是当时晋地通向长安的必经之路。
唐开元十三年（724年），唐玄宗下令，由兵部尚书张说主持重建蒲津浮桥。铁牛就是这座浮桥的桥锚之一。整个桥锚包括两岸的铁牛、铁人各四尊，铁山各一座。它们连成一体，作为浮桥的固地铁锚。两边用36根铁柱连接牛腹，并用铁索相连，上铺木板成为连接黄河两岸秦晋大地的浮桥。今天我们看到的黄河北岸坐东向西的铁牛、铁人是在1989年8月发掘出土的。正西方360米处黄河对岸也应该有相对应的铁牛、铁人，但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黄河铁牛代表了山西当年的冶铁水平。
在一千多年以后，当我们观看这些铁牛、铁人时，仍然为之震惊。这四尊铁牛横向面河而卧，每座高1.5米，长3.3米，体阔腰圆，两眼圆睁，两角昂然向上，最大者75吨，最小者30吨。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2.33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各有一铁人作牵引状。这四个铁人分别代表汉、维、蒙、藏四个民族。这些铁牛、铁人出土时仍然乌黑发亮，没有一丝锈痕。
面对铁牛，冶金专家会为我们在唐代所达到的冶金水平而骄傲；艺术家会为它的造型巧妙而惊叹；文学家会联想到当年张生正是由河南经过这座浮桥而来到离这里不远的西厢，与崔莺莺产生了那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作为晋商之旅，我们关心的当然是铁牛所代表的山西冶铁业及其与晋商兴起之间的关系。
据估算，已出土的铁牛、铁人、铁柱、铁山等的用铁量占到当时全国一年生铁产量的四分之一。铁当然是在当地冶炼的，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一带冶铁业的悠久历史和发达状况及其当时在国内冶铁业中的地位。据介绍，当年并没有现在的大型炼铁炉，铸造铁牛等的方法是在周围建起几百个甚至更多个小炼铁炉（经历过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人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连续不断地冶炼、浇铸。铁也是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活必需品和主要贸易物品之一。冶铁业在晋商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山西铁矿丰富，“产铁之地十有八九，其不产地十之一二”。虽然书上的这些记载难免有文人的夸张，但山西铁矿储量的确不少，而且都是含铁量达40%—50%的富矿。山西的大量煤矿资源是在19世纪后期以后才被发现的，但山西南部早就有煤矿的开采与利用。有铁矿、有煤矿就会发展起冶铁业。
中国是在春秋末期开始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山西是中国最早生产并使用铁器的地方之一，这一带有考古发现的铁器。西汉才女卓文君的先人卓氏就是在赵冶铁而富，后被秦始皇流放到蜀地的。
在汉武帝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铁和盐一样实行专卖制度，限于官采官办。铁与铁器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东汉元和年间（84—87年），在山西岁采铁207万斤。向民间开放冶铁业比盐要早。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在官办采铁的基础上，“并许百姓随便铸造”农器烧器。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又重申这一政令，“今后许百姓自行铸造”。从此，山西冶铁进入官办与民办并举的时代。这就促进了晋商的发展，山西商人在盐之外又开始了铁的生产与贸易。
山西的官办冶铁在历朝历代都占有重要地位，北宋至道二年（996年），铁在河东，立炉于西京（今洛阳）州县，拨冶户760煽。至道三年（997年），又立炉于交城县，拨冶户1 000煽。到元代至大元年（1308年），在河东建提举司掌管冶铁之事，管8个冶铁的地方。到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全国置冶铁所13处，山西有吉州两处，太原、泽州、潞州各一处，共5所，占全国冶铁量的38%。明代山西产铁的州县达19个，遍及山西的南北。
山西的民营冶铁业也相当发达，分布在32个州县。其中，以泽州的阳城、潞州的长治为最。这一带生产的铁被称为泽潞铁，算得上是当时的名牌产品。泽州以生产生铁为主，主要用于铸造，既包括官用的炮、钟，也包括民用的锅、壶、盆、铧等。潞州以生产熟铁为主，主要用于打造刀、剪、锄、钉等。尤其是潞铁打造的钉，为南方造船所必需。
泽潞的冶铁技术在明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众多个体冶炼的基础上，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铁的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清人唐甄在《潜书》中记载：“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冶铁，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所籍而食之者，常百人。”这样经常用百人之上且分工明确的冶铁场当时并不少。
山西生产的铁主要还是军用。例如，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潞州一次就生产阻敌入侵的铁蒺藜（铁制三角物）100万只。天顺五年（1461年），陕西总兵一次就让阳城运铁10万斤。这一时期，泽潞供应军需用铁每年不下五六十万斤。
由于冶铁业的发展，山西生产的铁在供给军用之后，仍可以大量用于民品。正是发达的冶铁业使山西商人可以从事铁的贸易。泽潞生产的农用和生活用铁器通过晋商运销天下。同治年间的《阳城县志》称这一带“外贩不绝”。铁货贩往京城、直隶、山东及辽东地区。潞安经营铁等器具的商人早就进入京城，并于明代在京城创建了潞安会馆。
明代中期之后，政府开放了与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建立了“茶马市”。内地购买马、皮毛等物品，而在卖给少数民族的物品中，铁器是最重要的物品之一。隆庆六年（1572年），潞州的铁锅已通过张家口的马市销往漠北蒙古族居住的地区。万历元年（1573年），销往辽东的有“孙和尚潞锅三垛”“郭世明潞锅一垛”“于守仁潞锅一大车”。明代之后，广东佛山等地的冶铁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被一些学者作为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但北方用铁仍以泽潞铁为主，各地炼钢也主要以山西铁为原料。明末女真人占领抚顺时，俘虏了许多汉族商人，其中有相当多是山西商人。
进入清代之后，泽潞铁仍然通过晋商之手行销天下。清统一中国之后，内地人纷纷前往垦荒种地，所需农具等铁器主要由泽潞铁供给。康熙末年，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处可耕之地甚多，但农具不够用。征西将军祁里德上疏：“请部行文山西巡抚，速令制造，雇觅驼只，交其属员带往。”泽潞地区冶铁业发达，还表现在铁税课额的剩余银两骤增上。当时税课有定额，超过定额征收的银两称为“剩余银两”。道员德明在潞安府管理冶铁税课，任职一年多，剩余银两多达五万多两，反被诬为“若非朘削商民，何以得此多赀”，结果被削职。冶铁业的发达反而害了这个道员。潞州长治的荫城，早已成为山西铁货的生产和集散地，税课多本来是正常的。据不完全统计，清乾隆、嘉庆年间，铁货交易额已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
晋商的商业早期以盐为主，中期的多元化贸易中茶叶占有重要地位，后期则是票号业，铁一直没有成为主业。但不可否认，冶铁业是晋商起飞的助推器。黄河铁牛提醒了我们冶铁业在晋商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