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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的经商活动从春秋时期起，
到明代形成晋商时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经商过程中，
经商者的足迹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是指明清两代的晋商。明清两代的确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但这种辉煌是历史的积淀。当我们沉醉于晋商的辉煌时，不应该忘记这个漫长的积淀过程。正如我们赞叹罗马城的雄伟时，千万别忘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山西人有文字记载的经商活动从春秋时期起，到明代形成晋商时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个漫长的经商过程，远远没有以后那么显赫，经商者也没有以后那么富有，他们许多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的业绩，其足迹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是先行者，没有他们艰辛的创业、失败、再创业，就没有以后的晋商。只有知道这一段历史，才能知道辉煌的晋商是如何炼成的。现在我们就来轻轻翻开那一段已经尘封的晋商前奏史。
在春秋那一段历史中，我们的重点是盐及运城这一带的晋国。但那时的贸易并不仅限于这个地区。战国时魏文侯的老师段干木，原来是“晋之大驵”，即交易经纪人（当时就已有经纪人出现，可见商业活动之发达）。山西北部的人还重视与戎狄族进行贸易，其基地是晋阳（今太原）。1963年，在山西阳高县发现的战国时期的货币“晋阳币”证明了这种贸易的存在，阳高当时为戎狄人居住之地。
西汉初年，文景两帝奉行“黄老之道”，实行无为而治，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文景之治”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强大的国力使汉武帝决定攻打对北部边疆威胁最大的匈奴。那时，山西人经常与长城脚下的匈奴人进行贸易，聂壹就是从事这种贸易的大商人。聂壹是山西马邑（今朔州）人，接受汉武帝的指派，在经商的同时收集情报。聂壹还帮助汉军设计诱敌深入。当时，汉大将军王恢统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左右的山谷之中。聂壹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他已把马邑的首长杀死，请匈奴人乘虚进攻。匈奴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今左云县）入境，直指马邑。在距马邑还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到有异。于是攻陷附近的一个塞亭（瞭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右玉县）的官员。这个官员为了保命，泄露了全部机密，单于急令撤军。尽管聂壹的计划没有成功，但经商未敢忘国成为以后晋商的传统之一。我们可以从范氏为清政府军队运粮，其他晋商赈灾、捐助等活动中看到这种传统的延续。
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山西商人也加入了与西域商人贸易的行列。清末在山西灵石县发掘出了16枚古罗马铜币，从币面看为罗马梯拜流斯皇帝至安敦尼皇帝时代所铸，与我们汉代属同一时期。专家还推测，今天灵石县的贾胡堡村就是当年西域商人的聚集居住之地。《后汉书》中有“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记载。汉代的山西商人还把触角伸到东北地区。《后汉书》中就有太原人王烈在辽东经商的记载。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
后来的史书中也有只言片语关于当时山西人经商的记载。《魏书》记载，山西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百万”。《晋书》记载，后赵建立者石勒曾在14岁时“随邑人行贩洛阳”。《北史》记载，北朝时期“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家桑”。
隋唐时，山西文水人武士彟是一个大木材商。《太平广记》中记载，他早年“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至大富”。富到什么程度呢？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得到武士彟财政上的有力支持，以后武官至礼部尚书，封应国公。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父亲。武则天是靠经商成功的父亲进入唐朝宫廷的，这是她成为女皇关键的一步。此外，还有山西闻喜人裴伷先在边境贸易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唐代时，山西从南向北的许多地方，包括潞州、泽州、汾州、并州、绛州、忻州、代州、朔州、云州等已出现许多一定规模的商业集镇，并向全国，甚至高丽、新罗等国辐射。五代后周时，太原高人李彦躩曾任太祖的榷易使，掌管了后周的财税大权。在当时的商业活动中，“并、治、幽、蓟之人尤多”。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武则天是靠经商成功的父亲才进入唐朝宫廷的。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科学、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尽现当年首都汴京（今开封）的繁华与商业发达的状况。山西商人在这个时代也大显身手。折中制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获得发挥盐业资源的优势。《金史》就有“解、绛民多贩盐”的记载。成功者也不少，例如，山西解州人娄应正是因贩盐而富，“计家财过一县之”，就是一家的钱比一个县的钱还多。
《宋史》中记载了并州阳曲人张永德经商致富，“家世饶财……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这位张永德还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宋太祖娶孝明皇后时，他“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投资”当然有回报，“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封建社会中，皇帝和官员控制着资源，因此，只有与权力结合才能把商业做大。后来晋商中的官商结合传统正是由张永德那里延续下来的。
元代时山西商人也相当活跃。《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马可波罗还注意到，在晋陕豫黄河三角洲地区，“有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虽然学者们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至今尚有争论，但无论这本书是自己亲身游历写成，还是听别人的所见所闻写成，对山西商业活跃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山西有独一无二的盐池，有铁与丝绸等物产，邻近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又地接塞外，当地人自古就与少数民族杂居。这些优势使得山西在明清之前就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这些无疑是明清后晋商形成的物质基础。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山西发达的商业。
但比这种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长期经商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重文轻商、重本（农业）抑末（商业）、重义轻利的。但一代又一代经商成功者的榜样逐渐改变了山西人的观念，他们把“学而优则仕”改变为“学而优则商”，甘心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也是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最成功的思想基础。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一个情节是，在太原贡院前山西总督哈芬讥笑山西人重商轻儒，山西的民风都被山西商人败坏了。乔致庸当着这位总督和主持考试的学政胡沅浦大义凛然地述说了士农工商皆为天下所需，商人货通天下，又为国纳税。这个情节也许是艺术创造，但的确是当时山西商人对商业的新认识。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雍正三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民谣“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同样反映了山西人历史上逐渐形成的重商传统。
这种重商的传统把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商业中来。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于经商，这才创造出了晋商的辉煌。
长期的经商传统也使山西人挖到了作为原始资本的“第一桶金”，同时出现了一批经商高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晋商就呼之欲出了。如果把晋商比作一架飞机，那么明代之前，它是在跑道上滑行；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这架飞机就加油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