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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晋商能达到鼎盛，
离不开明代晋商的基础。
这种基础不是人脉，
甚至不是经商的经验，
而是文化传统。
现在的电视剧、电影、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写的都是清代的晋商。无论是影响颇大的《乔家大院》，还是《白银谷》中，晋商都是梳一条大辫子的清朝子民。这就使许多人误认为晋商是清代的事，而不知道辉煌五百年的晋商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晋商与清代晋商有联系，但差异更大。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全面了解晋商。
我们知道，山西人经商起源于晋南，晋商作为一个商帮的形成也是在明初的山西南部。这时晋商的中心，或者说主要的大商人的籍贯都是蒲州（现永济市），或主要在这里经营成功。明初，天下的盐商分为五纲，其中泽潞帮、平阳帮、蒲州帮都在晋南，而且蒲州俨然独成一帮。明朝人沈思孝所说的平阳、泽州、潞州之豪商都是晋南人。其原因不仅有春秋以来的经商传统，与自然资源、地域也密切相关。当然，首先是有盐池的盐，还有铁、粮食、丝绸、烟叶、棉花等贸易的商品。这一带的人利用临近黄河、汾河及陆路交通便利的自然条件在河南地区从事粮食贸易。而且这一带土质坚实，可以挖窑洞，窑洞不仅住起来冬暖夏凉，而且适于贮藏粮食。当开中制实行之后，他们就有条件利用这个机会，用粮食换盐引，形成商帮。此外，陕西的陕商也是在明初开中制后形成的，按日本学者藤井宏的说法，“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山西与陕西为“秦晋之好”，而与陕西人更近、关系更密切的是晋南人。所以，当时的晋商与陕商合作，把商业做得红红火火。晋中一带没有这些资源与物产，明代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商人，更无从形成什么商帮。所以，晋南的商帮在明代已经形成，而晋中是在清初以后才形成的。晋南商帮的中心在蒲州（今永济市），晋中商帮的中心在祁县、太谷、平遥。
明代晋商经营的业务与清代完全不同。明代的晋商起初是以盐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大商人都是靠盐而富。在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变为折色制之后，有一些盐商仍然作为边商经营盐业，还有一些移民到新的盐业中心扬州或迁至他地。同时，他们也经营铁器、丝绸、桂花、烟叶、纸张等商品。这时晋南的商业开始衰落。晋中的商人从来没有把盐业作为主业。明末清初当他们进入商业时，徽商已经进入盐业，并逐渐主导了盐业，留存山西的晋商，或新进入商业的山西人，都没有以盐业为主业。
清代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一直是多元化经营的，所谓“上起葱蒜，下至绸缎，无所不为”就是这个意思。但在经营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板块，各板块被称为“帮”，即船帮、驼帮和票帮。
“船帮”主要从事对日贸易，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文房四宝、药材出口到日本，并从日本进口铜。中日之间的贸易借助于船，故而称为“船帮”。这一帮的主营者是介休的范家。当年这一帮的贸易巨大，获利也相当可观，但在乾隆后期，范家被查抄之后，就完全衰落了。这一帮的兴盛是在清代初期。“驼帮”是指对蒙古和俄国的茶叶贸易，由于在张家口以北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故称为“驼帮”。“驼帮”从清初开始，到民国初结束，一直是晋商的主业。几乎所有晋商的大商人，如曹家、乔家、常家、渠家等都参与了茶叶贸易，并以之为主业之一。“票帮”是从事票号业的商人。如果以道光三年（1823年）成立的第一家票号算起，到民国初年票号业衰亡为止，“票帮”也就存在了一百年左右。但票帮的兴盛却是晋商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晋商至此达到了顶峰。在清代，全国共有51家票号，其中43家为晋商所有并经营，而这其中总号设在太原者仅2家，其余41家都在清代晋商的中心地祁县、太谷和平遥，仅在平遥的总号就有22家。今天国内外许多研究晋商的学者仍把重点放在“票帮”上。
明代晋商与清代晋商的经营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明代晋商主要从事盐业贸易。在此之前他们不少人也靠自己艰苦奋斗而创业，但进入盐业贸易后，就要靠官商结合，与以后的徽商颇为接近。而且，他们官商结合的方式主要是在一个家族内既有人从政，又有人从商。在这方面，当年显赫的张、王两家就是如此。而且，只有有政府背景的商人才能做大。
清代晋商主要是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商人。他们原来一贫如洗，被逼无奈走上经商之路。曹家、乔家等晋商大家都是如此。而且，他们从事的行业也并非政府控制的行业，因此成功发家最后做大还靠个人，可以称之为“草根商人”。但在传统社会中，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最终商业的成功还要靠政府。清代的晋商在做大之后也要实现官商结合。“船帮”的贸易本来就是政府特许的，“驼帮”的贸易需要取得政府发放的出口许可证“龙票”，“票帮”也是在进入官银汇兑之后才真正做大的。不过这时晋商的大商人家中并没有出现官员，因此官商结合的实现只能靠行贿等公关手段。乔家曾接待过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并从中获益甚大，靠的就是大德通大掌柜高钰的“公关”。晋商各商号、票号交结王公贵族、高官屡见不鲜，而且也相当成功。这种对政府的依赖成为清亡之后晋商迅速衰亡的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晋商在地域、业务、经营方式上都有重大差别，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的确，有些晋商家族是从明代起家直到清代仍有影响。在明代开放对北部少数民族的贸易之后，有一些晋商就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进行贸易，用他们需要的铁器、棉布、丝绸、盐等物品换取在内地有需求的马、牛、皮毛、人参等。这些人在贸易中与女真人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时女真人上层想向关内扩张，通过与晋商的交往了解了一些内地的情况。后来满人入关建立清朝之后，为感谢晋商在物质与信息方面对他们的帮助，顺治元年（1644年），即诏这些商人中最大的八家商人进京，“宴便殿，赐上方服馔，隶内务府籍”，并封为“皇商”。这八家晋商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翟堂、梁嘉宾、田生兰、黄云龙。他们持有朝廷颁发的“龙票”，垄断了清初“京师—张家口—库伦”一线的对蒙贸易。后来范家由于在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中的运粮之功而获得对日贸易的特权，形成清初的“船帮”。但乾雍之际这八家皇商都衰落了，其他明代著名的晋商，无论是张家、王家还是其他家也都衰落了，至少已没有当年的影响。晋南的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已成为过去。
清代之后重要的晋商都是借助于清朝统一中国之后开发内蒙古，“走西口”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人在此之前都是一穷二白的人，与明代晋商没有传承关系。这是清代晋商的主体。
联系明代晋商与清代晋商的是文化传承。明代晋商把诚信作为经商之本。明代晋商王现留给子孙的家训是：“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出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这就是说，子孙从政要留得青白在人间、从商则要诚信致富。清代的晋商接受了这种理念，把“利以义制”改为“以义制利”，作为经商的基本道德，而且清代的晋商也实现了这一点。这正是从明代到清代，晋商作为一个商帮延续并发达的基本原因，也是明清两代晋商的精神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晋商传承了明代晋商。传承重要的不是财富的传承，也不是家族内代际的继承，而是精神的传承。
讲晋商不能只讲清代晋商，至少要从明代讲起。清代的晋商能达到鼎盛，离不开明代晋商所奠定的基础。这种基础不是人脉，甚至不是经商经验，而是文化传统。但清代晋商绝不是明代晋商的简单延续，而是在一个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所以，清代晋商不同于明代晋商，无论在经商范围，还是财富上都有了更大的发展。同时，由于时代的不同、经商机会的不同，这两代晋商必然有重大差异。尤其是清代晋商创造了股份制、身股制等一套企业制度，比明代晋商的家族企业进了一大步。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晋商时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