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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晋商如何挖到第一桶金，
是对历史和先人负责，
也可以启示今天希望成功的创业者。
学晋商，先学晋商的品德。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当少数人致富之后，社会上难免有各种怀疑与猜测。这就有了第一桶金来路不正的“原罪”说。有些富人也内心不安，编造了各种“神助”的神话。
太谷北洸村的晋商大户曹家声称，自己的第一代创业者曹三喜在外卖砂锅时，有一次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里。结果，晚上发现满地都是金银财宝，由此发家。旅蒙商号大盛魁也编造了一神秘老人留下银子的故事，并煞有介事地设立了“财神股”。在一个人们普遍信神信鬼的社会中，这些故事也许会有人相信。但说得多了，反而会有越描越黑的效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过程也许充满了对外殖民、掠夺的血和泪，但晋商的第一桶金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和才智，再加上抓住了“开中制”和清朝统一中国这样的好时机。晋商中许多成功的大户，如曹家、乔家、侯家、冀家、渠家、常家等，都是从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经过很多代人努力才成为富商的。他们在成功之后也走了官商结合之路，但在起步挖第一桶金时，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就是明代张、王两家这样富可敌国的富户，起先也是自我奋斗，成功后才有人去读书、当官，靠权力达到顶峰。了解晋商如何挖到第一桶金，是对历史和先人的负责，也可以启示今天希望成功的创业者。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指出：“财富大半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金钱的产物。”这就是说，人之所以穷，主要是自己安贫乐道。一个人只要想富，总可以通过奋斗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晋商最集中的晋中这一带，自然条件恶劣，人多地少，生活相当艰难。那些安于贫穷的人，就一代一代地在这块土地上自生自灭。但少数不甘于贫穷的人却在寻找并尝试不同的脱贫之道。
在封建社会，穷人的脱贫之道一是造反，二是经商。山西民风淳朴，没有造反的传统。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在山西，也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或重要将领是山西人。于是，那些不甘贫穷的人就走上了外出寻找脱贫之道的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明代的王家兄弟王瑶、王现走遍了大江南北，范家的范永斗奔波于张家口和辽东之间；清初曹家的曹三喜来到了辽宁朝阳，乔家的乔贵发来到了内蒙古包头，常家的先人来到张家口这一带，侯家的侯万瞻父子从南到北贩运丝绸，渠家的先祖渠济是走乡串户的货郎，后行至包头。这些今天如雷贯耳的晋商名家，哪一家不是不甘贫穷，走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创业之路？没有改变贫穷的决心，他们如何能走上这一步？
外出经商其艰苦自不必说，关键是要能经得起惨败的考验。当年乔家的广盛公在包头从事“买树梢”的投机买卖。“买树梢”相当于买青苗，在春天把农民未长成的庄稼买下，到秋后按预定的价格收购。未来是不确定的，“买树梢”是大收益与大风险并存。乔家有一次“买树梢”失败，濒临破产，幸亏有同仁相助才渡过难关。以后，乔家用三年的时间还清了旧债，才有了新起步，并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如果面临破产、债权人讨债，乔贵发一死了之，还会有后来乔家的大富大贵吗？晋商中这种从困境中求生存与发展的例子不少。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不是财产，而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后来变成巨大的物质财富。
与成功的晋商同时出去闯天下的人当然不止我们今天知道的这几家，但为什么只有他们成功了，而失败的是绝大多数呢？我想这有一个眼光的问题。换句话说，成功的人不仅要有艰苦奋斗、不怕挫折的精神，还要有超出别人的眼光，能抓住商机。仅仅能吃苦、勤劳、坚强，还不能保证成功，还需要有能力。既有眼光又有能力，才能抓住别人看不到或抓不住的商机。
恢宏的晋商大院不是来自“神助”或“原罪”，而是来自勤奋与才智。
张、王两家抓住了“开中制”后的盐业贸易，侯家抓住了丝绸贸易，常家抓住了与俄国的茶叶贸易，范家抓住了与尚未执掌中原的女真人的贸易，日升昌抓住了票号业，这些我们都已熟悉。这里再讲一个并非晋商著名大户的例子。
明代嘉靖年间，山西蒲州（今永济市）商人王海峰从事盐业贸易。当时长芦盐场官僚显贵与地方豪绅上下勾结，制造土盐和走私的人相当多，官盐销售量锐减，许多盐商纷纷离去。王海峰想，长芦盐区是当年齐国管仲靠鱼盐之利起家的地方，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别人走了，这不正是自己的机会吗？他于是上书政府整顿盐业，增加税收，这当然与政府的想法一致。长芦盐区整顿后，生产和运销再一次繁荣，王海峰的盐业生意由此做大了，他也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富商。
还有一位更不出名的山西交城县农民王权，家境贫困又遇大灾，投奔兄长当伙计的店，照顾有病的东家。东家被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给他500两银子开店。王权回乡时认识了一位在李自成军中管后勤的小官，知道他们正进军北京，而且势不可挡。王权注意到义军戴的是一种陕西米脂一带的凉帽（油画《李自成进北京》中李自成戴的和位于北京昌平的李自成塑像上戴的那一种），估计他们到京后凉帽就都坏了，必定要换。于是，他便到陕西大量收购凉帽。凉帽从每顶3个铜钱涨到18个铜钱，他仍然收购，待李自成部队进京，以每顶1.8两银子的高价售出。王权因此大赚一笔，被人称为“凉帽王”。市场上机会常有，但能看准并抓住的人并不多。成功的晋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智者。
李自成头上的凉帽正是王权成功的商机，千千万万的王权正是抓住这种商机成就了一番事业。
我们常讲“小富靠智，大富靠德”。这就是说，成大事者不会去玩那些权术，而是拥有做人的大德。许多人在开始创业时往往饥不择食，什么缺德事都干。晋商中这样的人当初肯定也不少，但他们以后无一成大事，在赚几个小钱后就销声匿迹了。所以，留下的都是做成大事者的成功事例。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坚决制止往胡麻油中掺假一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当时，许多商人普遍的做法是把小米粥的汤用搅拌法掺入油中，短期内从颜色上看不出来，也不致毒死人，或者吃下去后有不良后果。乔致庸反对的正是这种做法，他认为要卖就卖货真价实的油。还有一件发生在乔家复字号的事：当时许多商号卖面时缺斤短两，但复字号卖的一斤面实际上却是一斤一两。表面上看，乔家是傻子，实际上消费者并不傻。他们后来都到乔家买面，把其他商号挤垮了。我想，《乔家大院》中每块一斤的砖茶实际上是一斤一两，应该是根据这件事的艺术创造。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商号总以为自己比消费者精明，就用各种方法蒙骗消费者，实际上消费者什么不明白？经济学告诉人们的一个真理是：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千万别以为自己比别人精明。把别人看成傻子的人自己才真傻。当年那些卖掺假的麻油、缺斤短两的面粉的人，哪一个后来成了大家？骗得几个小钱回去，又能过几天日子，遑论大院？
许多人都关心如何创业，如何致富。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葵花宝典》，道理简单得很。当年晋商是这样走过来的，市场经济中各国的企业家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的人仍然要这样走。道理并不难，无非是有人不愿意这样走，总想找一条捷径而已。
对于“原罪”说，我是不相信的。我想那不过是想当然，不过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敌视。那些有“原罪”的创业者，即使当时看上去无限风光，很快就会受到惩罚。赖昌星、顾雏军之类当年靠骗术上过“福布斯”排行榜的人，倒台不也就在几年之间吗？只有那些靠勤奋、才智、人品致富者才是大将之才。
看晋商，想现在。学晋商，先学晋商的品德，才没有白来一趟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