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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画一幅晋商在全国各地活动的画，
我想应该写上：
“晋商走遍全国，商也富来民也富。”
北京的“都一处”和“六必居”是两家著名的老字号，有关它们的传说许多人并不陌生。
乾隆十七年（1753年）腊月三十晚上，北京城里的店铺几乎都打烊回家过年了，只有前门附近的一家小店还在营业。子夜时分，来了一主一仆模样的两个人。他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后并没有离开。当他们发现这家小店并无招牌时，就让店主拿来笔墨，主人模样的人写下了“都一处”三字，是说这时开张的店在京都只有这一家了。不久，宫中送来一块虎头牌，店主才知道来吃饭并题字的人是乾隆爷。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已无法证明了，但“都一处”的确成了老字号。不知道当年乾隆爷吃的是什么，让我留恋至今的是它的烧卖，薄皮大馅，一咬一口油，真香啊！
另一个是关于“六必居”的。“六必居”也在前门附近，是明代时官员们早朝之后常来喝个小酒、聊聊闲天的地方，连当朝宰相严嵩也常来。尽管在今人看来严嵩是奸臣，但他其实也是大书法家，又位极人臣，能请他给写个店名，生意定会更加兴隆。不过严嵩的字不好求，他们就去找严夫人。严夫人想了一个办法，写了许多幅“六必居”的字，严嵩看了认为写得不好，就自己写了一幅让夫人临摹。后来这幅字就被刻成了“六必居”的店牌。这个故事也只能听之一乐，但“六必居”之盛名却非虚传，至今不少老人都非“六必居”的咸菜不吃，大酱不用。
知道这两个传说的人不少，但知道这两家店为山西人开的并不多。“都一处”为山西李姓青年所开，他所制作的马莲肉和晾肉堪称一绝。乾隆皇帝去吃饭时，李掌柜已去世，店主是他的妻子盖素珍。“六必居”为山西临汾人赵存义、赵存仁、赵存礼三兄弟所开。他们经营“开门七件事”中除茶之外的“柴、米、油、盐、酱、醋”。这六样东西是日常生活离不了的，故有“六必”之说。
在当年京城的晋商中，这两家店绝对谈不上大，主人亦小康而已。但从这两家店我们可以看出，山西人无处不去，无一行业不经营，而且出手就成功。山西人经商之才能可见一斑。
再来说北京，从明代起山西人就在北京经营着各个行业，几乎无所不包。所开的名店除“都一处”“六必居”外，还有经营纸业的“洪吉纸号”、经营药业的“万全堂药店”（早于同仁堂）。山西人在北京有多少商号、多少商人已不可考，但在北京最早建商人会馆的是山西人，会馆建得最多的也是山西的会馆，达32个。
当然，到北京经商只是山西人顺手玩玩。山西人在其他许多地方的买卖比北京大得多。近代学者严慎修在其所著的《晋商盛衰记》中写道：“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洲、内外蒙古，以至俄国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几无不有晋商。”再来看具体的记载：“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人。”四川打箭炉“城以内所驻商贾，惟秦、晋两帮最伙。”康熙皇帝也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易，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清宣宗实录》中则有“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等处贸易”的记录。山西究竟有多少人在外经商？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平遥等地的调查，有从商经历的人占成人的一半以上。
吃过“六必居”咸菜的人不少，但有几个人知道其创业者为山西人呢？
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山西人在经商，哪个省可以与之相比？徽商也算第二商帮了，但他们主要还是在南方富庶之地活动，很少去到偏僻、边远的地方，更别说国外了。至于其他的商帮，都是一些地域性相当强的商帮。与晋商相比，他们都要用一个“小”字来形容。晋商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仅在于它有富甲海内的大户，还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经商运动。就连梁启超先生都说，能让他“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只有“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
在这种广泛的经商过程中，晋商不仅富了自己，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为富一方。
清朝统一中国，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乾隆初年，为了加强西北蒙古地区的防卫力量，清政府将右卫将军改为绥远将军，其所属的八旗子弟军队由右玉移驻绥远，进行屯田耕种，并鼓励内地百姓前往口外开垦荒地。绥远地区的农业得到发展，前来经商的山西人很多，后来最著名的就是乔家和大盛魁。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先在包头一带当伙计，以后与秦氏合伙开了一个草料铺，兼营豆腐等小吃和杂货。该店成功后，秦氏儿子不肖，全由乔家接管，以后发展为经营各个行业、有十几家店铺的集团。因为这些店铺的名字中大多有一个“复”字，故乔家在包头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这家商号对包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一家对内蒙古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商号是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所创建的大盛魁商号。其总号原来在乌里雅苏台，后迁至归化。他们经营的商品包括茶叶、烟草、绸缎、糖、铁器、蒙古靴子、木碗、药材、牲畜、冻羊肉、皮毛等。大盛魁在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对发展这个地区的生产、活跃经济、改善牧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广大的北部边疆本来是荒凉而贫穷的，晋商在改变这种状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归绥地区从清初开始移民开荒种地。山西人在这里经营皮业、餐饮、肉、药材、纸张、百货、铁器、木材木器、油漆、典当、钱庄、票号、理发、修鞋、缝纫等，既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移民增加，到光绪十年（1884年）时已有“士农工商数十万户”。库伦（今乌兰巴托）和多伦原来为落后的草原，山西人在这里主要经营牲畜，对当地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到宣统末年，库伦地区已有近二十万人，超过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地区的总和。
山西人在东北的贸易应该是从明代中期在辽东设东马市正式开始的。这里原来地广人稀，自山西人来后城市人口逐渐增加，没有店铺的地方也有了店铺。晋商大户太谷曹家正是从辽宁的朝阳起家的，所以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城”之说。据不完全的资料，在奉天（今沈阳）的山西商人有一百三十余人，当然这些留下名字的只是大店铺的东家或大掌柜，实际在此经商的山西人十几倍于此数。他们还来到吉林、黑龙江一带。东北的晋商主要从事粮食的生产、运输与销售，组织当地土特产（包括人参、鹿茸等）的运销，以及从事酿酒业和榨油业。这些经商活动使东北经济发展加快。到宣统末年，东北人口已达一千八百多万，比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增加了近六倍。
山西商人在新疆哈密、巴里坤这一带的活动始于康熙末年，是随清驻防而去的。起初以运粮为主，后来经营茶叶，并向内地贩卖玉石。此外，晋商还在四川雅州、青海松潘这一带经商。
晋商在各地经商都对当地有重要影响，即使像苏州这样繁荣的地方，晋商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道光八年（1828年），由于商业用银多由票号汇兑，苏州市场上少了数百万两现银而使市场波动、物价飞涨。这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商业本来就发达，晋商的到来，再重要也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北部落后地区，晋商的到来就是“雪中送炭”。所以，我们重点介绍了晋商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活动与影响。
记得有一幅表现“领袖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的画。我想如果画一幅晋商在全国活动的画，就应该写上：“晋商走遍全国，商也富来民也富。”今天当我们为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而欢呼时，不要忘了当年晋商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