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出生于新教牧师世家，他先在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学，后转到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学。1869年，25岁的尼采尚未毕业就担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副教授，次年成为教授。1879年因病辞职，在瑞士、意大利、法国等地疗养写作，1889年1月在意大利都灵突患精神病，1900年8月死于魏玛。
尼采著作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包括：《悲剧的诞生》（1872）和《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中期包括：《人性的，太人性的》（1879）、《朝霞》（1881）、《快乐的科学》（188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晚期包括：《善恶的彼岸》（1886）、《论道德的谱系》（1887）、《瓦格纳事件》（1888）和《偶像的黄昏》（1888），去世后出版的《敌基督者》《尼采反对瓦格纳》《瞧，这个人》等著作，以及以《权力意志》为题编辑出版的笔记。尼采著作和手稿编入30卷的《尼采全集考订版》（KGW）和研究版（KSA）。
《悲剧的诞生》对希腊文化的艺术本质作了独特论述，当时流行的一种理性主义观念认为，希腊戏剧、哲学等后起的文化形式是在克服早期神话中的非理性因素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理性文化。尼采则认为，希腊神话体现了希腊人健康的生命价值观，希腊人已经了解叔本华揭示的道理：生命是苦难、危险、孤独、恐惧的。但这种认识并未使他们否认生命的价值，相反，他们敢于直面人生，但不是肯定生活的苦难，而是赋予苦难生活以积极的价值。他们的价值观表现于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这两种精神。
酒神的性格最初表现为原始的酒神崇拜仪式和庆典，酒神象征着生命之流，它冲破所有羁绊，不顾一切禁忌，撕破现象世界的面具，沉醉在与大地的原始统一之中。酒神精神揭示了自然与人、苦难与光荣、生与死、奴役与自由的统一：“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和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与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
日神象征着光明、限制，代表着个体化原则，并通过这一原则构造出美妙的现象和梦幻，用以消除人生的痛苦。
酒神和日神不是对立的，日神为酒神阻挡了来自亚洲的动物崇拜的肉欲和凶残的冲击，保障了希腊人健康的价值观。酒神精神用音乐艺术表现如痴如醉的艺术，日神精神用造型艺术表现梦幻般的仙境。希腊艺术既有音乐旋律和曲调中跳动的生命冲动，又有对美的型相的爱和静观。两者之间既有张力，又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希腊人对生命价值的积极态度和追求。
悲剧最初是表现酒神精神的歌队合唱，但第一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设置了第一个演员，经过索福克勒斯的发展，欧理庇德斯用演员表演成为悲剧的主要形式，塑造了代表日神“个体化原则”的人的形象。苏格拉底是第一个颓废的天才，他把生命的价值归结为对知识的追求，这是对生命的变相否定，因为只要我们用知识去评价生活，我们势必把生活看作是消极的、被动的东西，把有意义的生活看作是沉思而不是行动。尼采说：“我们只要清楚地设想一下苏格拉底命题的结论：‘知识即是美德，邪恶仅仅来源于无知，有德者即幸福者。’悲剧的灭亡已经包含在这三个乐观主义的基本公式之中了。”
苏格拉底式的乐观主义理性不但与酒神精神格格不入，而且把日神的性格形象转变为无生命的木偶。与苏格拉底辩证法相适应的艺术形式是歌剧，歌剧是悲剧的堕落。虽然希腊哲学和歌剧使得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结合不再可能，尼采告诉人们的道理是，真正能表现希腊文化精神的典型是艺术而不是哲学，真正能表现希腊艺术精神的典型是悲剧而不是歌剧。
尼采对希腊悲剧的解释没有得到古典学界的认可，他意识到他的创造性思想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由四篇论文组成，前两篇说明他的“不合时宜”恰恰是由于德国教化的自满和贫乏，后两篇推崇叔本华和瓦格纳为卓尔不群的“不合时宜”。第一篇以大卫·斯特劳斯的新书《旧信仰和新信仰》为例，说明德国“知识庸人”的特征。尼采是在高中读了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后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但这个他曾相信的人却以“新宗教”的创始人自居，鼓吹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世界观。尼采尖锐地批判说，斯特劳斯的“新宗教”迎合达尔文主义，企图“与现代科学重合，现代科学根本不是宗教”
。这本内容低劣、文理不通的书成为畅销书，只是迎合了德国知识界的犬儒主义，既想抛弃“老信仰”又要用“新信仰”保留老道德。
第二篇对德国大学地位显赫的“历史科学”提出“不合时宜”的质疑。尼采区分了三种历史：“纪念式的历史学、好古式的历史学和批判式的历史学。”纪念式历史学属于行动者和强者，他们在过去寻找现在进行的伟大斗争的榜样、导师和慰藉者，可以通过改动、曲解、虚构来效仿过去。尼采批判说：“纪念式的历史学用类比进行欺骗，它用诱惑的相似来刺激勇敢者鲁莽，刺激兴奋者狂热。”如果掌握在自私自利的人和恶棍手中，它的效果就是“让死人埋葬活人”。好古式的历史学是保存者和敬仰者的学问，他们把自己置身于祖先时代，景仰过去是对现在存在的感恩，但他们把过去存在的一切都搜集和珍藏起来，成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他们的格言是“只要有真理，哪怕生活沦亡”。批判式历史学指圣经历史批判学派。尼采说他们的破坏和清除没有为有希望的未来腾出地基建设新的房屋，他们把基督教“转化为历史知识的宗教，一个完全在科学认识的宗教，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就是毁灭”。
在第三篇“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中，尼采没有论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称赞他真诚、快乐和坚韧的德性。更使他赞赏的是，叔本华独立于国家和政治之外，不像康德以来的德国大学中的哲学家。尼采认为与国家结盟的哲学是“一种开玩笑的哲学或假哲学”，因为国家不关心真理，“而是只关心对它有用的东西，无论这是真理，半真理，还是谬误”。按照国家利益高于真理的标准，国家区分了好哲学家与坏哲学家，并把所有教席分派给好哲学家。叔本华不属于“好哲学家”，因此成为能够吸引整个民族追随自己的哲学家榜样。
第四篇借拜雷特戏剧节剧院奠基之际祝福瓦格纳。在亚历山大征服而造成的希腊化式微的时代，瓦格纳被视作新的亚历山大正在接近。瓦格纳是戏剧、精神、文化和整个生活的革新者，他“应当马上像一个下凡的神一样”
。在拜雷特剧院矗立着瓦格纳不合时宜的舞台上，表现出从黑暗通向兄弟姐妹、敌友、主仆之间的无私的忠诚。
然而，拜雷特上演瓦格纳最后一部作品《帕西法尔》。在尼采看来，他“变成腐朽的、绝望的浪漫主义者，突然束手无策地彻底瘫倒在基督的十字架前”
。对瓦格纳评价的根本转变标志着尼采的思想和风格从批判德国庸俗文化进入了更彻底、更激进、更深刻的“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中晚期作品除《道德的谱系》是论说文外，其余是格言体作品。这些作品按章节标题的提示，由长短不一的格言组成，格言可以是一个警句，一个比喻，一个寓言，一首诗歌，也可以是一个问题，一段对话，一篇短文。不同章节的格言通常没有逻辑关联，但贯穿于尼采格言和论文的共同主题是：“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认为，价值评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人是价值评估者。
科学家用“真”和“假”评价知识，审美者用“美”和“丑”评价艺术，道德家用“善”和“恶”评价道德，教士用“上帝”评价宗教，哲学家用“实在”和“表象”评价世界。所有流行价值观都是用错误的概念和病态的情感来评估生命的价值，其结果是损害、虚弱，而不是助益、增强生命的力量。尼采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转变为“能把我们的全部本能生活解释为一种基本意志，即我所说的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Willezur Macht）的“权力”（Macht）有统治的意思，但与政治权力无关，而是指“强力的增长形式”
。人类可感知的全部作用力都可“毫不含糊地界定为权力意志”
。按照权力意志的标准，
什么是好？——一切提升人之中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自身的东西。什么是坏？——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什么是幸福？——权力增长的感觉——克服阻力的感觉。
然而，若按照削弱、损害权力意志的标准，人类迄今所有的价值就是颠倒了好坏、善恶、真假的价值，他要按照“权力意志”的标准，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如考夫曼所说，“‘重新评估’意在进行一场反对现行公认价值的战争”
。尼采的价值重估考察了科学、哲学、道德和宗教领域的“真、善、美、神”的价值与权力意志关系。
1．重估科学价值：“真理是不可辩驳的谬误”
尼采重估的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文学，乃至数学、逻辑。所有科学虽然适用于不同对象，但有以下六个共同特点。
（1）“科学精神的威力在于局部而不是整体”，科学是“以严格的方法发现的不起眼的小小真理”, “科学划分出的各个最小领域人们都是纯客观地加以探讨的”。如同物理学、化学从微观层次认识事物，应从生理学、医学解剖的身体器官和神经系统解释人的心理活动。“人类不能始终避免心理上的解剖台以及台子上的刀和钳子等残酷景象。”他认为对身体行为的细致观察可以发展成砍到“人的形而上学需要”根上的一把利斧。尼采还认为，理性、逻辑、精神如同化学的“升华”一样从低级的感觉、情感产生出来，他希望建立“一种道德、宗教和审美观念与感激的化学”。
（2）科学透视从一大堆混乱的无机或有机的材料中选出对生活有用的部分，把长久有用的部分固定为真理，把那些没有用或被淘汰的部分看作虚假。但是，真理和谬误的区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生活的变迁，原来的真理变成被驳倒的谬误；反之，原来的谬误变成不可辩驳的真理。尼采用一个比喻说明“三个思想家”的不同：看待流淌的矿泉，“外行根据水流量估量它们，行家按照水的成分，或者恰恰按照它们当中不是水的东西来估量它们”
。外行根据信念把矿泉等同为泉水，低级行家分析水的成分，高级行家则通过排除法找出测评矿物质的标准。
（3）科学真理是多元的，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眼睛看世界：“世界是可以不同地解说，它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而是具有无数的意义，此即‘视角主义’。”
不同的视角满足不同欲望和需求，因此是相容的、互补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应是贯通的，“历史哲学不再抛开自然科学来进行思考”
。只想用一只眼睛看世界事物是“欲望的一种支配欲”, “想把自己的透视角度当作规范强加给其他欲望”
。他称斯宾塞企图把所有科学还原为力学的想法是“思想病态和愚蠢”
。
（4）数学在科学中起到很大作用，这是因为“对一个特殊的种群来说，要维持它自身并增加其力量，它关于现实的概念必须包含足够可计算的和恒定的事物，使得这个种群把一个行为计划建立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对于任何物种，“可计算性”都是衡量生存环境的标准，“对于植物，整个世界是一株植物；对于我们，整个世界是人类”
。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可计算性”要处理极其广泛和复杂的关系，因此数学具有高度精确性。由于用处的不同，有的科学不需要数学精确性，数学并非在所有科学都适用。比如，人的身体器官和生理活动是按照适合生命过程的计算构造出来的，但数学不能计算从感觉“升华”而来的意识活动，“一旦我们扣除神经系统和感觉，扣除掉‘终有一死的外壳’，我们就是计算错误”
。
（5）所有的科学都是人性科学：“全部科学都是‘认识你自己’, ---只有当人最终认识所有事物之后，他才能认识他自己。因为事物不过是人的边界。”
事物是人的外在部分，人很难把不把事物“看作一个人”
。人总是把非人的现实人格化，把非人类的行为看作人的行为。即使最抽象的数学，也是“为了确定人与事物的关系。数学仅是一种辨识人的工具罢了”。比如，“1+1=2”的人际关系含义是：“一个人无法证明自己，所以两个人就无法可以驳倒。”同样，逻辑矛盾律和同一律起源于“根据谋生之道和根据敌视他的人去发现‘同类’，谁若对事物的归纳概括得过于迟缓和谨慎，那么谁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就小于能从一切相似中立即找到同类的那一个”。
（6）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科学是权力意志一种特殊方式---“真理意志”，科学因而是快乐的。尼采深知，权力意志如无阻力就没有快感，但严重的阻力则可扼杀权力意志，“快感乃是在轻微的阻力上引发的权力感”
。而科学探索遇到过时观念的障碍正是那种可以战胜的轻微阻力，科学探索者由于克服轻微阻力而引发权力意志的胜利感。即使在孤独的科学思考和探索中，也可感受到真理意志的力量，“出于与体操练习的同样原因：它即使没有旁观者也照样富有乐趣”。科学探索者通过不断战胜轻微阻力而获得一点新知识，“就有超越一切之上的感觉，并感到自己是这方面惟一知道正确答案的人”
，这是自由而快乐的权力意志的整体感。
2．重估哲学价值：“体系意志是正直的匮乏”
在与科学的对比中，尼采反思哲学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浮，反对哲学僭用“最高科学”“科学体系”的名义祸害权力意志。哲学与科学的反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与科学在“最小领域”中的探讨相反，哲学是“整体的一般性的大学问”
，如果说科学透视从身体各部分和神经系统的化学反应的“升华”，通过生理、心理体验与生活密切相关，那么哲学以“气体力学”的方式上升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形而上学世界，“把那些‘最高的概念’，就是那些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实现那蒸发着的最后雾气，作为开端”加以崇拜
。这些最高概念与生活毫不相干，毫无用处：“关于这个世界是一切知识中最无关紧要的一种，甚至比处在暴风雨危险中的水手眼中的水的化学分析的知识还无关紧要。”
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世界规定：“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里长出，更不允许生成”; “低级的东西”被当作虚假世界，而“所有最高的价值均隶属第一等级，所有最高概念，存在，绝对者，善，真实，完美”都是“自因”
。尼采把“自因”斥为“迄今构想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最佳例子”，探求第一原因的意志是“暴虐的冲动本身”。
（2）所有哲学家“不自觉地认为‘人’是一种永远真实的事物，一种在流变中都保持不变的事物，一种可靠的事物的尺度……缺乏历史感是一切哲学家的遗传缺陷”
。哲学家把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习俗中人的形象凝固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人”“道德人”等等。尼采并不反人性，他认为科学对人自身矛盾、变动和无序的体验及人所感受的外在变化是对人性的活生生的透视，而哲学家所说的人性则是“太人性”的抽象和拔高。
（3）尼采反对一切哲学体系，认为“体系意志是正直的一种匮乏”
。他在回答“我们为何不是唯心主义者”时说：“理念同感官相比，是更具威胁性的蛊惑，它具有冷静而贫血的外表，但又是靠哲学家的‘血液’为生的……研究哲学成了吸血鬼的吸血行为了”，这个“长期隐蔽的吸血鬼，它初始吞噬感官，终则留下作响的白骨一堆”, “总之”，尼采说，“一切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迄今成了一种疾病”
。尼采也不赞成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他用归谬法批判唯物论的感觉论：他们说外部世界是我们感官的产物，但又把我们的身体作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于是”，就得出一个显然荒谬的结论：“我们的器官就是我们器官的产物”
。尼采还反对原子论，认为原子只是为了计算世界而虚构出来的“永恒不变的东西”
。
（4）尼采反对哲学的根本理由不是它的抽象无用，而是因为哲学与道德和宗教的结合，哲学家建造的体系实际上是“道德的宫殿”。尼采以“四大谬误”为例，说明哲学如何利用理性为颓废的道德服务。第一是混淆原因和结果的谬误，这是指把从感觉抽象出来的概念反过来当作感觉的原因，比如，“善”原来不过是一切好的东西的名称，哲学家反倒把这个名称当作一切好的东西的原因。尼采说，这个谬误是“理性的真正堕落”, “在我们中间被神圣化，它拥有‘宗教’和‘道德’的名称”。第二是内在原因的谬误，即把行动的原因归结为自我、意识或动机等“内在事实”
。第三是把原因等同为幻想的谬误，这是指用从未经历的东西解释熟悉事物，“上帝”“至善”等幻想就是这样形成的。尼采说：“道德和宗教的全部领域可归到这个幻想的原因概念之下。”第四是自由意志的谬误，即，“责任”和“罪”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罪”是人必受上帝之“罚”的原因。于是，这些“心理学中最基本弄虚作假的对象被确定为心理学自身的原则”。
3．重估道德价值：“非道德主义”
尼采说，他重估道德价值的策略有两条：“一是否认人们所谓道德动机真正推动人们的行动，即认为它们只是一些言辞，目的是或巧或拙的人的欺骗（特别是自我欺骗），而且也许正是那些最著名的道德家最精于这种欺骗；二是否认道德判断以真理为基础。”
《道德的谱系》运用的是第一种策略，即尼采所说的“教士心理学”；第二种策略是考察从习俗、善恶区分到道德堕落的“道德的自然史”
。
（1）“道德的自然史”
尼采说：“道德首先是一种根本上保存集体、防止其毁灭的手段；然后是在某种高度上，是一种保存集体生存质量的手段。”在自我保存的原初习俗中，并没有“合乎道德”与“不合道德”、“善”与“恶”、“利己”与“不利己”的区别，人们按照公平回报的观念判断好坏。凡有利于族群生存、促进个人享乐的东西都是好的；反之，凡有损于族群生存、阻碍个人享受的东西都是坏的。在习俗阶断，“动机格外激烈，格外有力，格外粗俗。最恐怖的手段不得不在这里发挥作用”，在道德的进一步阶段，用“你应该如何”的戒律要求人们对自己动机和行为负责。最初的道德戒律并不要求惩恶扬善，相反，它肯定
善行是升华的恶行，恶行是变得粗野、愚蠢的善行。个人对自我享受的唯一要求（以及害怕它会丧失的担心）在任何情况中都得到满足，人可以如他能够做的那样去做，无论是虚荣、复仇、快乐、有用、恶意、狡诈的行为，还是牺牲、同情、知识的行为。
最初意义上的善恶观念并非完全没有明确界限，它的最高价值是按照原先公平回报的习俗，明确地区分出两个界限分明的族群：
谁有力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即感恩图报和有仇必报，那他就被称为好人；谁无力进行报答和报复，就被看作是坏人。好人属于“善的”群体，因为有公共意识，因为所有个人都通过报答和报复的意识密切地相互结合在一起；“坏人”属于“恶的”群体，是一堆没有公共意识、卑躬屈膝的无能之辈。好人是一个种姓集团，坏人是尘土般的乌合之众。
这是尼采对两种道德区分的首次表达，他使用的Kaste这个词指印度种姓，后来他用“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表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区分。尼采认为这两个群体不是敌对的，“强者”或“主人”不把“弱者”或“奴隶”视为仇人，后者按照自己的道德服从于主人的统治。
但是，道德家、宗教家在哲学家的帮助下，却用颠倒的善恶标准，掩盖弱者的无能，限制强者的力量。尼采说：“无论是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老师，都从不怀疑他们说谎的权利……迄今被用来使人变得道德的所有手段，究其根源，是非道德的。”
既然道德沦为用弱者的生命意志否定强者的生命意志的手段，既然增强生命意志的道德本源必然被谴责为非道德，尼采乐意当“非道德主义者”：
从根本上说，我说的非道德主义者这个词，含有两个否定。第一，我否定迄今为止被认为是高尚的那种类型的人，如善良的人，亲善的人，行善的人；第二，我否定有影响力的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颓废的道德，更明确地说，就是基督教道德。
（2）“教士心理学”
《论道德的谱系》把教士的动机作为奴隶道德战胜主人道德的原因。尼采解释了三个问题：基督教为什么要反对主人道德？主人为什么能够接受奴隶道德？奴隶道德为什么能够主宰西方文化？怨恨、坏良心和禁欲理想是尼采的回答。
与贵族和骑士相比，教士是低等者和卑贱者的代表，他们出于怨恨，否定想要而得不到的有价值的东西---权力、财富、享受、强健、智慧，于是
咬紧了充满深不可测的仇恨（无能的仇恨）的牙关声称“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卑贱者才是好人……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
尼采说，基督教的复仇“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有才智又最为阴毒”
。最有才智的仇恨的教士彻底改变了历史。在胜利者的意义上，尼采说：“只有三种可尊重的人”：有才智的教士、杀戮的战士和创造的诗人。
教士的恐吓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主人自己屈服于“良心的谴责”。“良心”和“责任”起源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惩罚仅限于对不遵守契约的人。强者的惩罚是对外的，从来不知道内心的惩罚。随着公社瓦解，国家建立，“人的外向的发泄受到了限制”，强者的残酷本能在不能对外释放时就转向反对自身，在良心的名义下折磨自己：“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是‘良心谴责’的起源。”备受良心谴责的强者如同“渴望而又绝望的囚徒”，在这种历史境遇中，他们遭遇到基督教从怨恨精神内生长出来的坏良心，基督教关于罪责、惩罚和上帝拯救的学说对他们来说是“新奇的、深邃的、前所未闻的、自相矛盾的和前途光明的东西”，适应了强者摆脱内心折磨的需要。强者接受了基督教“良心谴责”，也脱离了强者的本能。
教士的“禁欲主义理想就是他们的基本教义，是表现他们的强力的最好工具”。这一理想用谦恭取消差别，用禁欲否定生命意志的冲动。由于在历史上没有对手，禁欲主义的理想成为反对生命意志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这意味着虚无主义的开始。哲学家是隐藏的教士，与教士是一丘之貉。哲学的虚无主义意味着现实世界的消失，只有“自我”的存在：“世界毁灭了，哲学诞生了，哲学家诞生了，我诞生了！”
4．重估基督教价值：“上帝死了”
尼采重估的宗教包括希腊神话、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他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基督教。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来源，首先发动了弱者反对强者的战争，基督教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并正在“发动了一场针对更高类型的人的殊死战争”，因此尼采的宗教批判集中反对基督教，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
尼采描写的场景值得注意。一个疯子在市场上打着灯笼找上帝，引来“一群不信上帝的人”的嘲笑：“上帝失踪了吗？”他们揶揄说：“上帝像小孩迷路了吗？或者他躲起来了？他害怕我们？乘船走了？流亡了？那拨人就如此又嚷又笑，乱作一团。”疯子瞪着双眼，死死盯着他们看，嚷道：
上帝哪里去了？让我们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在白天是否必须点燃灯笼？我们还没有听到埋葬上帝的掘墓人的吵闹吗？我们难道没有闻到上帝的腐臭吗？上帝也会腐臭啊！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咱们把他杀死的！我们，最残忍的凶手，如何自慰呢？
尼采的意思是，“上帝死了”是“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和自称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共同谋杀但又不愿承认的事实，他挑明这个事实是因为大家仍然生活在上帝的阴影中，或继续受到上帝的腐蚀，或因失去上帝而吵闹不休。上帝是如何被杀死的呢？尼采在不同著作中都有暗示，《敌基督者》集中了散见各处的格言，毫无顾忌地表述“上帝死了”的学说。
尼采尤其厌恶基督教“爱上帝和爱人”的教导。在他看来，“人对自己也是最残忍的动物”, “人本是恶的”。人这头野兽从来没有驯服过，罗马斗兽场中的享受，古代基督徒对殉道的迷恋，西班牙斗牛场上的狂热，普鲁士工人对流血革命的向往，日本人的自我折磨，都说明人的残忍野性。根据对人类文化底层的观察，尼采说：“为上帝而爱人”“不要任何补偿地爱人类只不过是一种愚蠢和残忍行为”
。
尼采的批判以叔本华“爱即同情”的公式为前提，“同情”的德文Mitleid由“同”（mit）和“痛苦”（Leid）组成。尼采否定基督教之爱的主要理由是，同情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其之所以无益是因为痛苦是个人的感受，同情既不能缓解也不能代替别人的痛苦：“无论我们怎么样想与一个不幸者分忧，在他面前，我们总有些像演喜剧似的。”
同情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痛苦感是对生命意志的损害和压抑，“同情加剧并且成倍地加剧了对生命的损害，受苦本身通过同情而传染；在某些情况下，同情还有可能导致生命和生命能量的全盘损害”
。
即使基督教衰落、“上帝死了”之后，“人们也会构筑许多洞穴来展示上帝的阴影”
。基督教依然是现代堕落文化的根源：“法国大革命乃是基督教的女儿和继承者”
, “新教本身是德国哲学的原罪”
。西方人为基督教上帝建筑的洞穴还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反犹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运动、男女平等、商业文化，等等。他们按照“平等”和“过分的同情精神”
的基督教原则，造成了大多数人统治少数强者精英的“畜群文化”。
尼采的价值重估不只是对现存所有价值的否定。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说：“我只希望在某个时候变成只说‘是’的人！”
随后出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承载精神重负的骆驼变成旷野之王的狮子、再变为创造新价值的孩子的“三段变化”
，暗示尼采要从攻击型的狮子变成创造型的新人。如果说他的早期著作是承载健康文化的“骆驼”，中期著作中对堕落文化的攻击是“狮子”，那么他现在要成为创造新价值的“孩子”了。
尼采认为，否定权力意志的价值是“消极虚无主义”，而增强权力意志的价值是“积极虚无主义”。“上帝死了”敲响了“消极虚无主义”的丧钟。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消息对“我们这些哲学家和‘自由的天才’”而言意味着新的起点：“我们的航船再度起航，面对重重危险；我们再度在知识领域冒险；我们的海洋再度敞开襟怀，如此‘开放的海洋’堪称史无前例。”
“我们这些哲学家”和“自由的天才”就是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超人”，而“开放的海洋”则是“永恒轮回”。
1. “超人”
超人（Übermensch）是一个极易引起误解的概念。“超人”并不是生物进化将形成的一种新人类。当尼采说“超人”是“一个更强大的种类，一个更高级的类型”时，他是在用“比喻”说明如何从人类生命内部的“对立运动”中离析出健康的、上升的力量
。尼采用心理透视法分析人性，认为创造与排泄、精华与废料这两部分生命要素不可分割地结合在每一个人身上。尼采把人的这两部分比喻为两个“裸人”:“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这两种人彼此太相似了。”
尼采把迄今为止的人类视为从希腊酒神精神中不断颓废的产物，“超人”属于未来的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超人”虽然属于未来，但不是现在可望不可企及的妄想。未来的“超人”与现在人内部的上升与下降、伟大与渺小、创造与颓废的生命力是相通的。在此意义上，尼采说：“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爱，乃在于他是过渡和没落。”
从现在人类过渡到“超人”的途径在于把健康、积极的价值从现在人的生命现象中提炼出来。尼采说：“我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东西将取代人；而是：应当选择、意愿、培育何种具有更高价值的人。”
这是要培养、教育出“超人”。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中，查拉图斯特拉出于“我爱世人”的理想下山。他对世人说：“瞧，我教你们做超人。超人是大地的意义”
。经过“下山（第一卷）-上山（第二卷）-再下山/上山（第三卷）”，与形形色色的相信上帝或不信上帝、追随他或反对他、有道德或无道德的人交谈辩论，查拉图斯特拉满腹狐疑地返回山上。他经过梦中启示而康复，但只能在山上向他的动物传达他的启示。
尼采在其自传中说，他之所以选择查拉图斯特拉，因为他“创造了这个最具有灾难性的错误：道德；因此，他也肯定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人”
。第三卷结尾处查拉图斯特拉要纠正的错误是：
人类社会——就是一种试验，我如说教导——一种长期的探求；可是他们探求发号施令者！人类社会只是一种试验，而不是什么“契约”，给我驳倒这些软心肠和半吊子人物的这种言论吧！
2．永恒轮回
尼采说，超人的“任务本身还另有所求---即要求他创造价值”
。“超人”将要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呢？1884年再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增加了第四卷，查拉图斯特拉第三次“下山-上山”，在山上欢迎一群“高人”和“最丑陋的人”来访。“高人”们相信，崇拜一个死去的上帝总比没有上帝好，他们重新变得虔诚，“根据最虔诚者的证言，据说上帝是永恒的”。最后，“发生了一件在那惊人的漫长的一天里最惊人的事”, “最丑陋的人”说：
碰上今天这一天——我是第一次对我活了这一辈子感到满足了……跟查拉图斯特拉在一起过了一天，过了这一次庆祝活动，教会我爱这个大地。“这就是——人生？”我要对死亡说，“好吧！再来一次！”
在第四卷和此后的著作、笔记中，“超人”和“永恒轮回”成为同一个学说。这个学说有三个以下要点。
（1）“永恒轮回”不是时间循环的概念，不是“侏儒”表达的时间观：“一切成直线的都是骗人的，一切真理都是曲线的，时间本身就是个圆周。”“永恒轮回”和“超人”一样是“大地的意义”。“大地的意义”是相对于“侈谈超脱尘世希望的人”而言的，如今“上帝死了”，人们必须“忠于大地”
。就是说，人必须正视他始终生活在其中的生成变化的生命状态，接受生成创造的价值观，认识到“‘生成’的总价值”与“一个受苦受难、综观万物的上帝，一种‘总意识’和‘普遍精神’”之间的对立
。
（2）生成变化不是表象。在尼采看来，上帝这个存在整体或最高存在者（Sein），只是人对某种“定在”（Dasein）的神化，并把这种片面、静止的定在说成真实世界，而把人们直接感知和生活在其中的生成变化事物当作虚假世界。尼采在反对区分“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形而上学时说：“在我们废除真实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废除了虚假世界。”
剩下的只是生成变化的生命意志之流。尼采把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绝对而无限地重复循环”的学说概括为“肯定消逝和毁灭，肯定对立和战争，肯定生成，甚至彻底否定‘存在’这个概念”，并说“永恒轮回”是“狄奥尼索斯哲学中的决定性的东西”，也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
。
（3）“永恒轮回”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同一的。如果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把“永恒轮回”当作与“存在”相对立的“生成”世界观，那么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一方面，生成每一时刻都是常变常新的，另一方面，“生成的意义必定在每个瞬间都是已经充实了的，达到了的，完成了的”。这个悖论的实质是，“永恒轮回”究竟是超人创造的价值观，还是无意志的世界观。尼采肯定前者，他说，“世界的总价值不可贬值”，因而“生成在每个瞬间都是等值的”
。这一点涉及对“超人”的两种不同解释。
如果把“超人”理解为独行索居的个人，那么他的“永恒轮回”是在毁灭中重生的人生价值。如“最丑陋的人”面对死亡的“再来一次”的满足生活。加缪后来用“西西弗神话”诠释了这种生命价值观。西西弗的命运是把巨石推上山，就在石头被推上山的那一刹间，石头滚回山下，他又要开始新的劳动，如此循环，永无止境。加缪说：“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这是对尼采“永恒轮回”的生动诠释，如果不是绝妙讽刺的话。
第二种解释是，“永恒轮回”的总价值不变，每一时刻的价值等同于其社会政治意义，那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等级制的永恒化。尼采在《敌基督者》中说，种姓制度是“最高的统治的律法”, “头等的自然法则，不为任何意愿和‘现代观念’所支配”。最高种姓是完善的等级，“拥有极少数人的特权，它代表幸福、代表美、代表地上所有的善”; “第二等种姓是最具有精神者的追随者，是他们的左右手，是他们最优秀的门徒”；第三等种姓是平庸的大多数，“对于平庸者来说，平庸是一种幸福”，他们应成为“具有公共用途的东西，成为一个螺丝钉，成为一项职能”
。
令尼采痛恨的是，由于平庸者不安分守己，学会了嫉妒和报复，要求平等，永恒的种姓制遭到破坏。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写的《善恶的彼岸》中预言：“小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下世纪将发生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战争---这是大政治的原动力。”“大政治的原动力”是“超人”，他们是尼采召唤的哲学家，“哲学家是负有最重大责任的人，对人类的发展负有良心上的责任---会利用宗教来训练人和教育人”。未来的哲学家价值法则的制定者，按照这个法则，强者要用“创造者、雕塑家、铁锤的坚硬”，用“塑造、捣烂、锻冶拉长、烘烤、淬火和精炼”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去除人身上的“破布条、无节制、泥土、淤泥、愚蠢、混乱”。
这是尼采设计的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试验”吗？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怪有一种流行观点：即使不能为尼采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我们也不能否认，尼采的政治思想完全允许这种滥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