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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达的农业文明比起初级农业文明，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文化方面，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达阶段的最高峰，达到了当时世界上其他文明所无可比拟的高度。
魏晋南北朝（220—589）三百余年，中国处于分裂战乱状态。这时期中华文明发生了独特的变化：一是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迁入内地，胡汉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吸收、融合；二是北方人口大量渡江南下，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人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居民相互交流，促进彼此的进步。中华文明的范围比过去扩大了，也进步了。降及隋唐帝国（581—907），中华文明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经济进步，国力强盛，政治和社会组织合理发展，科学文化昌明发达。唐代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外来的文化能平等对待，吸收其有益的成分。唐太宗（627—649）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公主与吐蕃、回纥王室结婚者不少，虽然这有政治原因，但也说明歧视少数民族的观念不强。在唐王朝担任重要官职、将领的少数民族人士，更有百余人之多。也有不少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为当地统治者和人民服务。大量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也传播他们自己的文化。唐代僧人不畏艰险，赴印度学习佛教，求取真经者络绎不绝。而唐代的知识分子学习外来的佛教、梵文者，更是比比皆是，成为一时风尚。思想上儒佛道三家争胜，文化艺术上则多元交汇，辉煌灿烂。社会风气也相当开放自由，尚武任侠，昂扬激越，呈现出积极进取、恢弘博大的气象。
南朝贵妇出游画像砖
宋代（960—1279）在我国历史上号称“积贫积弱”，这主要是从汉族政权的角度说的。如果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考察，这一时期应该说是汉文化进一步扩展以及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先后和宋对峙的辽（916—1124）、西夏（1038—1227）和金（1114—1234）王朝，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建立的政权，中华文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辽灭亡后其余部建立的西辽政权（1134—1217），完全是按照中国文化、中国模式进行统治的，其疆域往西一直到达花剌子模（今阿姆河流域），是中亚的大国。
宋代经济远较唐代发达，城市繁荣，商业兴盛，生产力更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些日本和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在宋代已接近现代化，只是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使这一发展势头未能继续下去。由于经济繁荣，宋代的科学技术也十分发达，中国的许多重大科学发明都出现于宋代，产生了像沈括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大科学家。宋代重视教育，建立了全国的教育系统，并有国家的财政支持，使学习知识的人数大为增加。哲学上出现了不少派别，相互问难辩论。在政治上，由于问题很多，内忧外患连续不断，不少知识分子奋起寻求改革，同时也有不少人反对改革，形成了改革与反改革派的长期党派斗争，这是宋代的一大特点。但总的说来，宋代的思想状况逐渐改变唐代生动活泼的局面，转向保守。宋儒吸收佛、道的一些思想，把儒家思想发展成为以伦理学为主体的、无所不包的宇宙观体系——理学。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用纲常名教建立起森严的封建等级，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对人进行全面的压制，扼杀对自由思想的追求，盲从、僵化逐渐成为一种思想定势，这大约也是阻碍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宋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尤以宋代为高峰。宋代农学有突出成绩，今人统计的宋代农书达105种，比此前各朝的总和还多出70％，其中以《陈旉农书》最为重要。该书对农业技术和生产管理都很重视，有意识地追求完整的农学体系，对天时、地利、人力这三者的关系，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做了更辩证的论述。作者特别强调人力的作用，针对当时已发现的地力减退的情况，他说：“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这和八百多年后西方的土壤肥力递减说完全不同，说明中国农学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北齐陶骆驼
我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到宋代已全面成熟，并广泛应用。唐代出现竹纸，到宋时竹纸制作更加精美，成为书写、印刷的上好材料。并且还能利用麦秆、稻草造纸，进一步扩大了纸的原料来源。造纸技术提高很多，制出的纸可长达五丈，而且厚薄如一。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用来印刷佛经、书籍。宋时雕版印刷已十分精致，流传至今的许多精美的宋版书都是雕版印制的。宋代印刷术上的更大成就是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种印刷技术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然后把许多字固定在一铁板上，用来印刷，可反复使用，简便易行。活字印刷术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一场革命，使文明的传播更加快捷，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火药在宋代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在战争中用作杀伤性武器，如喷气式火器、爆炸和延烧性火器，以及后来枪炮的雏形——管形火器等。指南针在北宋时已用于航海，到南宋则把罗盘和指南针都用在航海上，并逐渐向全世界传播，为人类扩大活动范围，征服海洋做出了贡献。
唐宋时期天文学也有发展，唐时僧一行对天体进行过详细观测，制定了大衍历，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历法。他还在世界上首次实测子午线的长度，虽然还不够精确，但有开创之功。宋代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在此基础上绘制成详细的星图，同时还作刻石记录，这就是世界闻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石刻天文图绘有星辰1431颗，全部根据当时天文观察得来，位置相当准确，符合实际天象，是12世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学星图。在天文观察仪器的制作上，宋代的贡献也十分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应是苏颂等人所制成的水运仪象台。这是一个超过12米高的建筑，共分三层，以水力为原动力，经变速和传动装置使三层仪器联合转动。既可自动跟踪天体运行，又可观察天象，同时还能报时。这一仪器的制作成功，说明中国宋代已在天文、数学、机械制造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为了控制整个仪器的运转速度，使用了擒纵器，而擒纵器是钟表制造的灵魂，中国这方面的成就比西欧至少要早300多年。
数学的成就在唐宋时也处于世界前列。唐代数学教育相当普及，编写了不少数学课本，王孝通的《缉古算经》即为其中之一。该书系统研究了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其他国家的同类工作至少要晚600年以上。宋朝科学家沈括提出隙积术，即从一些大小、形状相同的离散物体堆积成的规则形体积，求解这些物体的个数。这是我国垛积术研究的开端，后来得到发展，创造出一批优秀成果。沈括还研究过会圆术，即给出了弓形的弦、矢和弧长之间的近似关系。另一数学家秦九韶，提出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欧美科学家的成果早500多年。他还得出了名为大衍求一术的数学理论，即对一次同余式问题给出了解法，设计出极为精巧的演算程序。18、19世纪，欧洲著名数学家欧拉、高斯等经过60年的研究，方才达到了和秦九韶相同的水平。大衍求一术理论在19世纪由英国传教士伟列亚力介绍到西方，博得西方学者的热烈赞叹，秦九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医药学在唐宋也有很高的成就，唐朝大医学家孙思邈，总结毕生的研究经验，写成《千金要方》30卷和《千金翼方》30卷，可称为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该书先对医生的医学水平、道德修养、行为举止等提出了要求，然后论述各科病症及处方。孙思邈主张养小以为大，所以论病症由妇科和儿科为先，对妇科疾病尤有详细的论述。他对药物学也颇有研究，在书中详细讲述了药物的栽种、制造、保存等。他还十分重视针灸，认为针、灸、药应该并重，绘制了人体的针灸穴位图（已佚）。他在书中还讲述了许多养生保健方法，提倡运动、锻炼。宋朝的医药学更为发展和普及，国家设立医药局，出售各种成药，方便百姓治病。有大量医药书籍印刷发行各地，还有国家统一颁行的药典和药物图谱。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宋代的解剖学，能够根据解剖结果，绘制出人体图谱，虽然不够精细，但脏腑的位置和形态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不能不说是一项重要的科学成就。为了使针灸穴位正确，便于临床应用，宋朝还用精铜铸造出人体模型两具，据说该模型内置脏腑，外刻经络穴位，每穴均与体内相通。体内灌有水或水银，封以黄蜡。如针刺入则有液体溢出，如稍差则针不能入。这一供医生学习针灸的先进教具，产生在距今一千年的宋代，充分表明了我国医学的伟大创造。
唐宋时期的经济区仍然主要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但黄河流域由于多年开垦，人口拥挤，生态环境逐渐受到破坏，地力下降，粮食产量开始难以供应当地所需，需要从南方转运粮食。唐朝仍都长安，但从东部转运粮食到西部的道路不畅，往往不能抵达京师，而积聚于洛阳，所以唐代东都洛阳的地位显得重要。长江流域从南北朝时起已得到垦辟，当时大量北方人民避乱江南，土地日益开发，优越的地理条件使这里很快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北方每有战乱，便有大批百姓流入。当然，有唐一代，人口分布的重心仍然是在黄河流域，说明那里仍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到了宋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宋虽都开封，但每年都要从南方运输数百万石粮食和大批布帛等物资前来，以供皇室、官吏和军队之需。宋辽金长年在北方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流域的衰落。降及南宋，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远胜北方，成为中国经济此后长期不可逆转的趋势。
唐宋两代长达600余年，一般认为经济在不断发展，而当时的经济发展当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如何估量这一发展呢？从人口数与垦田数的增加就可见一斑。唐代人口以天宝年间最高，达900余万户，当有5000万到6000万人口。据学者推算，唐时垦田应有800—850万顷（按唐地积计）左右，合现在的460万顷。宋代人口比唐代有所增加，官方统计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户逾千万，到徽宗时（12世纪初）更达到2000万户，据推算人口已达到1亿，即使在南宋时期，也是南方有6000万人，北方金朝有4000万人，大约仍合一亿之数。垦田数则根据推算，当为7亿多亩，也就是合现在的700多万顷，比唐代有提高。人口的增加，使土地不断得到开垦，而新垦地的增加又使粮食产量不断上升，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业的发展还可以从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来估计，这比耕地面积的增加更为重要，因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最根本的还是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就表现在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上。不过要做出准确的数字估算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缺乏可靠的材料。在唐宋之际，农业技术的重大改进有曲辕犁的推广，复种指数的增加，以及良种稻（占城稻）的推广等，特别是南方水田的大量种植，肯定比北方的旱田产量要高，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北魏到隋唐，均田制绵延了300多年，保存了大量的国有小农，但这一制度到唐中叶已经崩溃。宋代不立田制，国家不再干涉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化，结果是租佃关系盛行，成为主导的土地经营形式。宋代佃户人身自由，法律上也和主人有基本的平等地位，只要和地主结算清楚，就可自由流动，另找主人。地租形式主要是分成租和定额租。分成租随整个产量的多少而波动，所以地主还对土地的经营加以干预。而定额租则使佃农可完全自主经营，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租佃关系的盛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也是促成这一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一个因素。有人估计，宋代的亩产量比唐代要提高1.5倍，也许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
唐宋时工商业高度发达，尤其是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宋代手工业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重要的矿冶业上。唐朝有国家控制的金、银、铜、铁、锡诸矿共计168所，而北宋初年各种矿产即达172所，后来更增加至271所。国家所收上来的铁，唐元和年间（9世纪初）为207万斤，而宋至道末年（997）猛增至574万斤，到皇祐年间（11世纪中叶）更增加到724万斤。这还只是国家管理的铁矿所统计的数字，民营铁矿的产量可能要远超于此。所以对宋代铁矿的产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人甚至认为高达15万吨，接近于18世纪整个欧洲的年产量，这当然估计过高。不过铁产量的巨大是不可否认的。铁矿从开采到冶炼出成品有一套复杂的技术，需要许多人的协作。一个铁矿冶作坊要有不少工人同时进行劳动，实行内部分工，才能完成生产。据记载，当时已有100余人规模的作坊存在。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大量铸造、使用铜钱的时期，铜、铅、锡的开采和冶炼，都大大地超过前代，甚至元、明、清时期也未能赶上，这也说明了宋代商业的繁荣。唐宣宗大中年间（9世纪中叶），政府年收铜65万余斤，宋代至道末年为412万余斤，皇祐年间为510万斤，而在元丰元年（1078）更猛增到1460万斤。铅和锡的产量，相应也有增加。宋代还有新的采矿业兴起，这就是煤矿的开采。煤矿在唐代已经发现，到宋代则大为兴盛，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都有煤矿开采。有些地方的煤已用来炼铁，如山西等地在宋仁宗（1023—1063在位）时用当地出产的煤和铁铸造铁钱，本小利大，家家为之，结果铁钱泛滥成灾。许多煤更广泛地应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北宋都城开封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以煤为燃料，所以东京汴梁城内外的官营石炭（煤）场即有20多处。宋代煤炭开采已由地面深入到地下，有一套复杂的设备和工作流程，这在世界上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唐宋时期发达的手工业还有纺织业、制瓷业、造纸业、造船业、制盐业等，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如造船，因宋代每年要通过漕运运送大批粮食、物资供应开封，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不但造出了各种内河航行的船只，而且因为商业的发达，也制造出不少出海航行的大船。唐代船舶的载重量都是万石以下的，而宋代的海船则可达万石以上。为了便于在海上乘风破浪，海船还造成了尖底。宋代造船已普遍使用了水密舱技术，即把船舱分割成几个，密封使之不渗水，即使一舱破损，全船也还可保全。另外还有车船技术，即在船上装车轮，多人鼓蹈而进，速度较快，机动灵活，所以多用作战船。宋代船只种类繁多，有分别适于在江河和海上航行的大、中、小各类船，有客运和货运船、游览船，还有各种战船，有的战船装有铁甲，是名副其实的军舰。
农业、手工业发展是商业发展的基础，唐宋时我国的商业更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唐代一大批商业都市脱颖而出，走向繁荣，在全国构成了一个都市群，并由这些都市群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网。可是唐代的城市格局却不能适应这种发展。我国唐代以前，城市布局是一种方格状的坊市结构，中心是皇宫或官署，其次是民居、兵营等，也有相当的空地、农田，民居都划分为方形之坊，各坊都用墙垣圈围起来，四面设门，定时启闭。各坊之间的墙垣组成街道，只供通行，并无店铺。市场被局限在城市的数坊之内，这是特定的交易场所，店铺作坊按行业集居，定时营业，一般居民也可进市场买卖，过时退出。商家只能在官方设立的市场内活动，不能到坊外开设店铺，并处在官方的监督之下。这种在初级农业文明状态下建立的坊市结构，到唐代已经过时。城市的扩大，居民的众多，工商业的繁荣，都要求突破这种限制。所以出现了“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情况。一些手工业者也在居民的坊内居住营业，坊门不按时启闭，市场则更不按时经营，而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到了宋代，商业的发展遂导致坊市制崩溃。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官方设立的市内进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人们在城内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商店，开设作坊店铺，还可以推车挑担沿街叫卖，当然更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了。一些大都市还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有的同行业集中经营，有的则是众多不同行业错杂相邻。
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
唐宋时期城市的另一大变化，就是新的工商业城市的出现。唐代在一些城郊附近、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形成了大的农村市场，一些货肆店铺也设立于其中，成为固定的交易场所，这被称为草市。另外还有定期举行的墟市、集市，或三五日一会，或隔日一会，是定期的初级农贸市场。宋代草市进一步发展，国家在那里设立镇这一行政单位，以进行管理，在镇的下面，还设立了市这一行政单位。镇市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宋代广泛出现，有的镇在人口、商业税收等方面，都超过了管辖它的州军的治所城市，它们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所以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中国的城市革命。宋代的集市贸易也有发展，有些集市发展成为专业性的市场，专门买卖某一种商品，所以有专门的菜市、果市、花市、书市等。在都市中，也出现了定期集市，但这种集市就不是农村集贸市场，而是地区性的、全国性的，甚至还是国际性的定期商品交易会，规模庞大，商品众多，各地各国商贾云集，十分热闹。
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唐代和西域的贸易相当兴盛，大批西域贾商络绎东来，而内地商人也纷纷西去，丝绸古道成为联系东西方的大路，在商品流通、文化传播上，都起了重要作用。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和茶叶，而输入的主要是牛和马。唐代的海上贸易也很发达，和日本、新罗、南海诸国、印度、斯里兰卡、波斯、大食（阿拉伯）等，都有往来。南方的交、广、泉、扬诸州，都是对外贸易的繁盛口岸，那些外商众多的地方，已形成了他们的特殊居留区。宋代的海上贸易更为发达，进出口商品见于记载者达数百种，出口以丝绸、瓷器、茶叶、粮食、药品为大宗，进口则以香料、象牙、硫黄、木材为大宗。为了统一管理海外贸易，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设立了市舶司，外出船只需提出申请，由官方出具证明，出口商品还需经过检验，依例纳税，然后放行。外商船只来到中国也要申报，请市舶司官员上船检查人员和货物，收取税款，同时还得让他们优先购买商品，然后才能允许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宋代市舶司的税款收入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在北宋时每年达到50万贯左右，南宋每年更增加到200万贯左右。
商业的兴盛，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唐代仍沿袭前朝习惯，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供应流通。但由于铜贵，铸钱往往不敷成本，政府不愿铸钱。而人们当时仍把铜钱当作储藏手段，使大量铜钱退出流通领域，致使货币严重短缺。唐朝一直有钱荒的问题，即货币紧缩，流通手段不足，我国古代称这一现象为钱重物轻。铜币不足，于是以绢帛为货币。绢帛在流通中有许多缺点，虽然政府竭力提倡，可人民不愿使用，钱荒的问题未能解决。宋代的铸钱量比唐代大为增加，唐代铸钱每年一般十几万贯，多时达二三十万贯，而宋代铸钱一般每年在一百万贯以上，多时曾达到每年六百万贯。可是因为商业发达，流通量大增，货币仍感不足，于是又在一些地区发行铁币。铁币价轻体重，每千文重达25斤，携带十分不便。纸币在唐代称飞钱，大约起源于民间，类似于现代的汇票，可在一地交钱后，持飞钱到另一地取钱，而免中途运输的麻烦和危险。后来这一业务由政府垄断，商人可持券到政府有关部门兑换现钱，交纳一定汇费。唐代的飞钱到宋代称为便钱，仍由官方经营，并发行一定面额的便钱券。在宋代真正具有纸币性质的货币是交子。因四川使用铁币不便，当地大商人就联合发行一种纸币，称作交子，也是在一地交钱后到另一地取钱。不久交子改由政府发行，并设立机构管理，交子遂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南宋时又在湖广地区发行会子，与交子共同使用。最初交子、会子发行量受到控制，币值稳定而有信用，可以随时兑换成铜币，所以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后来政府因财政困难，大量发行纸币以弥补亏空，于是纸币严重贬值，导致南宋经济混乱，加速了它的灭亡。
唐宋时期的金融业也得到发展。唐代原有一种邸店，经营商旅住宿、货栈等业务，它联系着贩运商和零售商，兼做批发、销售，营业额巨大，有大量货币需要收储拨兑，于是金融业也成为它的兼营项目，各大商人纷纷在大都市设立邸店，以便从中牟利。唐代城市中还有纯粹的金融机构——柜坊，它一方面吸收存款，另一方面进行放贷，成为现代银行的雏形。和现代银行不同的是，银行对存款者要支付利息，而当时的柜坊并不支付。它收取货币，然后凭一定信物支付款项，还要向取款者收取柜租，即似乎只起代客保管货币的作用。宋代的汇兑业务比唐代有更大的发展，除了沿袭唐代使用飞钱（宋代称便钱）外，国家还发行一种钞引，可以持钞引到各地换取需要的货币或实物。为便于便钱、钞引、金属货币等之间的兑换，宋代出现了许多金银钞引铺，进行货币兑换、汇款等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