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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古代文明的交流

波斯帝国的创建

波斯人是印欧语系的一支,其最早的发源地可能在高加索以北的山区,但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波斯”(Persia)一词来自于他们早期的居留地——帕萨(Parsa)。“帕萨”大约在今乌米亚湖南方山区。约公元前2000年时,波斯人与同属印欧民族的米底人一起来到伊朗高原,波斯人生活在高原的西南部,曾经是米底的附庸国。据说波斯人有10个部落,6个从事农业,4个从事畜牧业。公元前558年,出身于阿黑门尼德氏族的居鲁士二世称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58—前530),他在位期间波斯开始扩张领土,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帝国。

居鲁士二世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强国吕底亚、东部伊朗和中亚,又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埃及和努比亚;冈比西斯二世以后的国王大流士在镇压国内的高墨达暴动后,征服了色雷斯地区,使马其顿向其称臣纳贡,最终建立起古代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希罗多德说波斯帝国有20个行省,范围东起印度,西至埃及,北达小亚细亚,甚至进入今日东欧一带。波斯帝国统治的中心在苏萨城,而波斯波利斯,即“波斯城”也有大流士华丽的宫殿。

大流士一世,波斯波利斯王宫浮雕

大流士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帝国的统治。首先是加强王权,确立君主专制的政体。他神化自己,控制行政权、军权、司法权,建立特务组织,即所谓的“国王的眼睛”,刺探各地情报以防止叛乱。大流士以行省制管理全国,行省行政长官叫总督,掌管省内的军事和民政。军事方面包括征兵、练兵、保安等,民政则有收税、司法、教育等。当时的税制,是由国王每年规定一个数目,总督则设法缴齐。总督之下是地方官员。由于帝国的范围广大,波斯王朝并没有直接统治所有的地区,有些被征服地区沿用当地的统治制度。

其次,大流士将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每个军区下设若干省军区,军事长官和总督各司其事,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为保证政令传达,方便军队调动,保证境内的军队和物资流通,大流士采用并改进了亚述人所使用的驿站制度。他在全国修建驿道,最长的一条称为“御道”,起自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以弗所,东至伊朗高原的苏萨,全长2400公里,用快马送信,日夜不停,只要两星期就可以到达。

大流士还统一币制,使得境内的商业活动有一定的标准。他规定帝国中央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市可造铜币。这种由王室发行以保证其纯度的钱币铸造起源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

波斯在军事行动之后能继之以政治上的怀柔策略,是其庞大的帝国得以维系的原因之一。波斯帝王尊重被征服地区原有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在必要时还把自己当作是当地的神所指定的继承者,并为这些神重建神庙,表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如大流士重建巴比伦神庙,冈比西斯自称为马杜克所派来统治巴比伦的人选。在巴勒斯坦,冈比西斯重建了耶和华神殿,指派以色列长老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在埃及,他接受了传统法老的头衔,得到不少埃及祭司的支持。

波斯帝国向欧洲方面的扩张遭到希腊人的坚决抵抗,希波战争以波斯战败而告终,此后波斯人虽不再直接攻击希腊,但始终对希腊世界构成威胁。在帝国的最后150年间,各地叛乱和外族入侵不断,王室内部的流血斗争也不断发生。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国王腓力普统一了希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最终征服了波斯,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帝国。

除宗教以外,波斯的文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特色。波斯文化融合了古代近东各地区的成就和风格。在建筑方面,波斯人模仿两河地区的塔式建筑,但在柱子的装饰上,又具有埃及人和爱奥尼亚人的风格。波斯的浮雕和塑像艺术则受亚述的影响较深。此外,波斯的建筑和艺术具有以王室为中心的特点,有很强的世俗性。

波斯的影响

古代波斯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们的宗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该教的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存年代无法确定,有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早期。他是一个企图改革波斯古老宗教信仰的先知,极力反对一些古老的宗教仪式和信仰如多神教、牲畜献祭和巫术等,企图在更加超越人世和更有伦理意义的原则上建立新的信仰体系,但他也利用了许多传统信仰中的观念和思想。

琐罗亚斯德教的第一个特点是主张二元论。该教认为善与恶是宇宙初生之时就存在的双生儿,两者在人心之中不断冲突。善神是阿胡拉·马兹达(阿胡拉意为“主上”,马兹达意为“智能”),代表光明、忠诚和正直;恶神是阿里曼,代表黑暗和邪恶势力。二者几乎势均力敌,它们不断争斗,最终是善神取胜。

琐罗亚斯德教的第二个特点是救世主的概念,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时,救世主降临,所有的死者要接受审判,行善之人升入天堂,行恶之人被打入地狱,后者只有无尽的痛苦和黑暗。至于那些心意不定、行为得失参半的人,则将悬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由此看来,琐罗亚斯德教宣扬惩恶扬善的思想,强调伦理,认为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但他们会在来世为今生的所作所为接受奖赏或惩罚。

公元前539年以后,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来世说、死者复活、末日审判等思想使得人们从注重今生转而关注来世拯救。

波斯帝国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促进了近东地区诸文化的融合。作为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波斯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交通的便利,币制的统一等都是促进交流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波斯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整个文明世界的主宰,所以尽量不以残暴的方式控制被征服人民,而是采取宽容大度的姿态,这种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古代文明的许多优秀成就,使得许多古老文明在失去其所依赖的国家和政体之后,还能将其精神遗产融入新生的文明之中,波斯帝国无形之中汇集了这一条条文明的溪流,将之引往未来的新世界。此外,波斯人那种建立“世界帝国”的思想对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是后来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之理想的原型。

中国与安息和萨珊王朝的文化交流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分为三部分,其中塞琉古王朝统治的范围最为广阔,包括了西亚和中亚的大片地区,都城在叙利亚境内的安条克。公元前3世纪中叶,中亚各地纷纷独立,其中帕提亚的部落首领阿尔萨息杀死塞琉古总督,于公元前247年称王,建立安息王国,此后不断开拓疆土,占领中亚、西亚的广大领土,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到公元前1世纪时,安息与同时代的罗马、印度、中国并立为当时的四大帝国。公元224年,安息王国为本国的波斯贵族所灭,新的王朝叫作萨珊王朝,也有人称之为新波斯王朝,它基本上承袭了安息王国的版图。

在世界文化史上,安息为开辟丝绸之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时,安息是位于丝路西段的主要大国,同时又是连接中国和更西边的叙利亚、埃及、罗马的桥梁,在丝路的开拓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从历史渊源上看,中西交通与丝绸西运实际上早在数百年前就已开始,不过当时主要通过草原民族与各地商旅辗转传运,尚无国家支持保护的直接交往与贸易。正是由于这些草原民族的中介联络,波斯帝国时期丝绸已运到西亚,成为皇帝宫廷中的稀世珍宝,西方首先便是通过服务于波斯宫廷的希腊人而得知丝绸和称为丝国(“塞勒斯”)的中国的。这条经匈奴、斯基太人而辗转传递的路线也有人称为北方丝绸之路。

公元前119年(一说公元前115),张骞率领300人的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丝绸等珍贵物品和大批商旅随行,来到乌孙、大宛等国,他们的副使还到达了安息,拜见了安息国王。据说安息国王非常重视他们的来访,派两万骑兵迎中国使者于国界之外。以后又派遣使节回访汉朝,并献上鸵鸟蛋和杂技艺人。一般即以这次中国安息使节往来作为丝绸之路正式建立的标志。此后双方使节往来不绝,商旅交易日见通畅,中国对中亚、西亚的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史记》中有关于安息的详细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其中如葡萄酒、最为大国、王面钱币、横行书写等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安息在中国人眼中的突出特点,也完全符合安息的实际情况。

开拓丝绸之路的第二次高潮则是在公元73—97年间班超出使西域时。在此之前由于西汉末年的混乱,西域交通受阻,经班超等人的努力之后,丝路又复畅通。当时班超想与丝绸之路最西边的罗马(中国称为大秦)建立联系,派副使甘英出安息而抵西海(地中海),只是由于安息商人的阻挠而未能启航,失去了与罗马直接联系的机会。这说明此时丝路贸易已主要为安息掌握。由于中国丝绸运销西亚、转运罗马已成大宗,安息居中转口,尽获其利,才出现了安息贸易界(我国史书中的“安息西界船人”)千方百计阻挠甘英西航之事。无独有偶,我国史书还提到,大秦王欲通使于汉,也受到安息多方阻挠,因此遮阂不得自达。这些事例可以说从反面揭示了安息在丝绸之路贸易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丝绸之路既促进了安息的城市商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把安息和西亚的特产如葡萄、苜蓿、阿月浑子、扁桃、甜菜、茴香等传入了我国。

萨珊也在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自安息与中国建交以来,丝路即使东西方各地区各民族往来不绝,经济文化交流皆日益密切,达到《后汉书》所赞赏的情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萨珊统治持续四百余年,结束时已在唐朝初期,正好和我国魏、晋至隋、唐间与西域交通高潮时期相当,史载北魏时波斯遣使来华达十余次。到中国的中亚和波斯商人人数也不断增加,据说北魏时洛阳城中葱岭以西的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则人数在二三万左右,其中多半来自中亚、波斯等地。隋唐时即把来华的中亚、西亚人士通称为胡人和波斯人,他们开设的商行称为胡店,在首都长安他们有四千余户,在广州上万人,在扬州亦有数千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萨珊为阿拉伯灭亡时,其末王叶兹底格尔德三世之子卑路斯曾到长安请求中国援助,唐朝也一度支持卑路斯之子泥里斯西归复国,惜未成功,这说明萨珊波斯与唐朝的关系已非同一般。许多波斯人居留中国,逐渐汉化,他们的后代也取中国的姓氏,有的姓氏还跟他们在中亚的故乡和族名相关,例如康、安、石、米、曹、史诸姓,分别由撒马尔辛、布拉哈、塔什干、弥末、克布德、沙西萨布兹等城市名字而来,但也有姓李的,如唐末词人李询即为波斯后裔。

波斯工艺品也沿丝绸之路大量流入中国。其中银币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萨珊银币在当时具有国际货币的地位,流通于亚欧之间,在中亚、西亚尤为普遍,甚至还通用于我国河西地区。据统计,我国现已发现的萨珊银币共有49起,总数近1200枚,自萨波尔二世至叶兹底格尔德三世连绵三百余年。由于丝路贸易为商旅提供大量财源,来华波斯客商皆以巨富著称,民间把波斯商与富豪做等义词,因此李商隐在《杂纂》中以“穷波斯”“瘦相扑”作为例子,指称那些最不相称的语句(相扑是肥胖的角斗士,今犹见于日本,故相扑中无瘦子,犹波斯商中无穷人)。

萨珊宗教传入中国的,除祆教外,还有摩尼教、景教。唐贞观九年(635),波斯僧阿罗本抵长安传布景教,是为景教在我国正式传播之始,但实际上聂斯托利亚派在中亚至新疆一带早有流传。刻写于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它于明天启五年(1625)重新发现,以中文和叙利亚文书写,历叙阿罗本来长安及在中国其他地方设立景教寺院等事。作者景净就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波斯人,他译述的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教义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在敦煌发现。

萨珊的拱顶建筑技术、波罗马球、波斯医药等也传入我国。波斯名药如没药香料、阿魏镇痉剂等在我国医药界早负盛名。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成果也随丝路传入萨珊波斯,其中重要的有育蚕缫丝、造纸、地下水渠(坎儿井)、铸铁术等项。蚕丝工艺大约在5、6世纪已为萨珊有关行业掌握,后经拜占庭而传入欧洲,因此西方有拜占庭皇帝请波斯僧以空心竹杖偷运蚕卵的故事。纸由东汉蔡伦发明,萨珊时即已见于中亚波斯一带,后来造纸术又传入阿拉伯世界,最后及于欧洲。上述各项发明对西亚波斯最为有益的则是地下水渠灌溉技术,它在我国西北新疆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传于中亚、波斯直至叙利亚,使这些地区的沙漠边缘地带得到开发。例如黎巴嫩以罗马古迹巴尔贝克著名的贝卡谷地,即引黎巴嫩雪山之水以地下渠道方式组成灌溉网,使它成为沙漠绿洲,发展至今已1600余年之久。

[推荐阅读书目]

1. 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文物出版社,1990。

2. James B.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ment (《与圣经相关的古代近东铭文》),2 nd e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3. James B.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s (《古代近东图册》),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ylXaZr4c2T/6t7P4ao88ErqZ27VIo3HxTkVtxmpj8rp2s5nS+OFbVPyl0WyPk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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