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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渊 源

其实,船山与理学本有直接的渊源和广泛的关系。 这在有关船山家庭的传记中处处可见。可以略举如下。

船山自述其父亲王朝聘:“先君子少从乡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受业。” 这是指出王朝聘青少年时主要受学于伍定相。伍定相被高世泰称为“布衣理学”,邹泗山则称其“居敬穷理,实践虚求,伍子一人而已。” 高世泰是东林学者高攀龙之侄,邹泗山是江右王学领袖邹东廓之孙,可见当时人都视伍定相为一个深于理学的儒者。

船山的父亲在青年时与江右王学的邹东廓一派也有从游之迹。船山说:“先君子早问道于邹泗山先生,承东廓之传,以真知实践为学。当罗李之徒,纷纭树帜,独韬光退处,不立崖岸。衣冠时制,言动和易,自提诚意为省察密用。”“早问道”即是指青年时代王朝聘曾问学于邹泗山,并接受了邹东廓的讲求真知实践的思想。罗李当指泰州学派的罗近溪和李卓吾,船山强调,在万历时期的王门后学各立宗旨、穿着古怪的衣冠、做着各种高言阔论的时候,王朝聘坚持做一个平易的儒者,注重实践,并在理学上提出“诚意为省察密用”的思想。

王朝聘中年以后则颇有意于朱子之学,船山述其行说:“以武夷为朱子会心之地,志游焉,以题书室,学者称武夷先生。” 可见,船山的父亲王朝聘对朱子十分敬慕,因为朱子居武夷山讲学,所以自名其书堂为“武夷”,而学者也都称他为武夷先生。在这个意义上,王朝聘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朱子学者。船山又说:“当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先君子独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皆先君子崇尚正学之教也。” 船山这里所说的新学即是阳明学,照船山的说法,王朝聘对阳明学始终保持独立和批判的眼光,与流行的王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划清界线,而不与之同流。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对其父学术思想的定位是“宗濂洛正传”,这就是说他的父亲在学术思想上是继承北宋道学。 这些对于船山的思想发展不能不有所影响。

以上记述表明,船山的家学与理学有甚深的渊源,其父亲的学问宗旨与朱子学和王门中注重严肃修养的派别相近。现在来看船山自己的学术取向和理学的关联。船山的儿子王敔对船山的学术归趣有明确的表述,他在为船山所作的《行述》中说:“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比较起来,船山说他的父亲是“宗濂洛正学”,而船山的儿子说船山是“参伍于濂洛关闽”,二者略有区别。这种区别就是,王朝聘是“宗”承北宋道学,而船山是“参伍”两宋道学,“宗”即尊奉、宗奉,而“参伍”是选择地依据、分析地综合。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濂、洛、关、闽四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整体地尊奉,不能简单地按照朱子所说的道统去继承,而只能经过比较、选择,综合地总结四者中的正学圣道,依据于此而批判陆王。此外,严格地说,与直指象山不同,在这里的叙述中,船山似乎不是整体地批判王门后学,而是直斥阳明后学中崇尚无善无恶和专讲不学不虑的流派。 王敔的这些说法按之于船山本人的著述,应当说大体上是符合船山所表达的主张的。

船山对于象山、阳明之学的指斥是一贯而明确的,但相比起来,船山对于朱子之学的态度要复杂一些。他的前期代表作《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既有尊重和肯定,又在理论上有所异议,对朱子后学则批评较多。然而,很明显的是,船山与陆王的分歧是被他自己看做为正学与邪说的分歧;而与象山、阳明相比,他与程朱的分歧则主要是哲学上、理论上的,被他看做为正学内部的理论差异。他对朱子学后人的批评也主要是不满于他们流入考证训诂,而不是视之为邪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船山对朱子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读四书大全说》中对于朱子学的《四书》诠释,在大关节上予以肯定的同时,往往有苛评之处,盖与其当时心境有关,虽然主要针对于朱门后学者。但在船山后期,对朱子的态度渐就平实,在《礼记章句》和《四书训义》中对朱子的推崇明显加重 。

船山的《礼记章句》中对各篇都做了章句疏解,唯独其中的《中庸》和《大学》两篇,完全录用朱子的《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而且,在《中庸》和《大学》各篇之前船山都有一大段文字阐明其意,如他在《大学》篇首说:

是篇按圣经之文以审为学之次第,令学者晓然于穷理尽性、守约施博之道,可谓至矣。愚谓十传之文,鳞次栉比,意得而理顺,即令古之为传者参差互发,不必一皆如此,而其命意,则实有然者。得朱子为之疏通而连贯之,作者之意实有待以益明,是前此未然而昉于朱子,固无不可之有。况《礼记》之流传舛误,郑氏亦屡有厘正而不仅此乎!是篇之序,万世为学不易之道也。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所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人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始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

这是说,《大学》以格物为本的为学次序是不可改变的,朱子所分析的《大学》十传文理通顺,意旨明白。即使古人作《大学》传时,十传的次序或许与朱子定本有差异,但朱子所把握的《大学》意旨和工夫次序是正确的,而且只有经过了朱子的发明,《大学》作者的意旨才得以彰显。在《大学》的问题上,船山的立场是捍卫朱子而反对阳明。

船山在《大学》本文“此谓知之至也”朱注下“衍”其说曰:

故以格物为始教而为至善之全体,非朱子之言也,经之意也。……补传之旨,与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千古合符,精者可以尽天德之深微,而浅者亦不亟叛于道,圣人复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这是说,《大学》以格物入手的工夫,不仅是朱子的主张,本来也是《大学》经文的主张;朱子的“补传”完全符合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教导,圣人在世 ,也不会改变朱子的说法。

他更在《礼记章句·中庸》的篇首说:

《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义,自朱子之时,已病夫程门诸子之背其说而淫于佛老,盖此书之旨,言性言天言隐,皆上达之奥,学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则固不知其指归之所在,而佛老之诬性命以惑人者亦易托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于心得,而深切著明,俾异端之徒无可假借,为至严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为而不屑一与之辨也, 故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 ,以附章句之下,庶读者知圣经之作、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

他推崇朱子的《中庸章句》“深切著明”,认为朱子对《中庸》的析述反映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而且他还声明他自己“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 对于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和批判审查态度的船山而言,这种对于朱子的推许,应当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无怪乎唐鉴据此认为船山为学“由关而洛而闽”,“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唐氏之说虽不确,但亦有见于船山对朱子的推许而使然。

这种态度在《四书训义》中全面体现出来,该书依据朱子的《四书章句》而训释《四书》的义理,不仅限于《大学》、《中庸》。其体例是逐章先录朱子章句注释,然后阐述发挥经文和朱子注释的义理,故每卷题下都有“宋朱熹集注,明衡阳王夫之训义”的字样,这可以说真正是“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的体现。所以后来刘人熙说:“船山训义发紫阳之微言大义,并其所以至此者亦传之,使学者得入其门焉。”同时他也指出:“至于训义,专以集注为宗,稗疏、读大全诸说半不入,盖其慎也。若心所独契,确然质百世而无疑者,则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深知前贤,是以不阿所好,功臣诤友,盖兼之矣。” 在《四书》的思想宗旨和话语诠释上,可以说后期的船山是“宗承”于朱子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船山晚年对朱子《集注》的态度有所改变,也反映出他对整个道学的理解和态度有所转变。 g/j4pZUsBuGesCZwyOkufT/by6r6EyLpDjoL4/4V57vHtabkNCnW/Lpc+oS1Fj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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