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明、新、止”之后,述“定、静、安、虑、得”,船山在此五者的分析方面,多受朱子辨别“功效次第”与“工夫节目”的影响。五者之后即为由“六先七后”所论述的“八条目”。其中船山首先重视的是“正心”,并以此开展出其心意之辨。
朱子在《大学》正经中论及“正心”处, 所给的解释是“心者身之主也”。船山由此指出:
朱子于正心之心,但云“心者身之所主也”,小注亦未有委悉及之者,将使身与意中间一重本领,不得分明。非曰“心者身之所主也”其说不当,但止在过关上著语,而本等分位不显。将使卑者以意为心,而高者以统性情者言之,则正心之功,亦因以无实。
船山并不反对朱子在“正心”一目上对心的一般性解说“心者身之主也”,但他认为朱子章句和《四书大全》小注所列朱子曰,都未详细说明正心之心在意识结构中的具体位置和功能,而流于一般。这样的结果,不仅可能导致一些人“以意为心”,把心的作用降低为意;也可能使另一些人以为正心之心即是“心统性情”的心,把心的理解笼统化。而无论是哪一种,都会使得“正心”的工夫无法落实。其实,在《四书集注》及《四书或问》中,朱子也有详细论心之处,只是在《大学》正经部分,八个条目平铺托出,略无剩言,故朱子所给的解释亦简明扼要。
现在来看船山的思想。他说:
夫曰正其心,则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为功,统性情之心,虚灵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以视、以听、以言、以动者为心,则业发此心而与物相为感通矣,是意也,诚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为功者也。
船山认为,如果“心”是“心统性情”的心,或“虚灵不昧”的心,这样的心有善无恶,无有不正,在这样的心上也无法施加“正心”的工夫。“正心”的工夫一定是对于可能不正的心所施加的。另一方面,如果说“正心”的心即是用以支配视听言动一切行为的已发的意识,那么这种与外物相感通的意识是属于“意 ”,是“诚意”中诚的对象,而不是“正心”之正的工夫的对象。
那么,什么才是“正心”所说的“心”呢?船山的主张颇为特殊,他以为正心之心应当用孟子所说的“志”来理解。他说:
盖曰“心统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见则身也,其密藏则心也。是心虽统性,而其自为体也,则性之所生,与五官百骸并生而为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为者则据之以为志。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则孟子所谓志者近之矣。
这是说,从性藏于心来说,心统性情;而其实,心之为体,乃性之所生,为性所决定;心与五官并生,而为五官之主宰,这种存在于胸中的主宰作用,即是所谓志。他接着说:
惟夫志,则有所感而意发,其志固在,无所感而意不发,其志亦未尝不在。而隐然有一欲为可为之体,于不睹不闻之中。欲修其身者,则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供情欲之用,则直无之矣。传所谓“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味”者是已。夫唯有其心,则所为视、所为听、所欲言、所自动者,胥此以为之主。唯然,则可使正,可使不正,可使浮寄于正不正之间而听命于意焉。
无论意的已发或未发时,志始终都“在”;这种“在”的状态的体验是,无论意之已发未发,人会自觉到胸中有一比意欲念虑更为根本的主导性东西。这就是志,也就是正心的心。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把船山所讲的这个志叫做志心。当人意欲修身时,是因为此具有主导性的“志心”意欲修身;如果此志心不欲修身,不欲于视听情欲,则修身也好,视听言动也好,都无法真正实现,正如《大学》传文讲正心所说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样。所以,此个志心,是视听言动的主宰,但它并非永远为“正”,它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不正的,或在正与不正之间而全然跟着“意”走的。 因此必须早下工夫,使此志心得以为正;否则,就是产生善的意欲,这个意欲也是无本的,不能持久的。
因此,船山又说:
夫此心之原,固统乎性而为性之所凝,乃此心所取正之则;而此心既立,则一触即知,效用无穷,百为千意而不迷所持。故《大学》之道,必于此授之以正,既防闲之使不向于邪,又辅相之使必于正,而无或倚靡无托于无正无不正之交。
当其发为意而恒为之主,则以其正者为诚之则。当其意之未发,则不必有不诚之好恶用吾慎焉,亦不必有可好可恶之现前验吾从焉。而恒存恒持,使好善恶恶之理,隐然立不可犯之壁垒,帅吾气以待物之方来,则不睹不闻之中,而修齐治平之理皆具足矣。此则身意之交,心之本体也;此则修诚之际,正之实功也。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视听言动者也,则唯志而已矣。
“心统性情”的心,即虚灵不昧的心,是衡量此志心“正”或“不正”的准则;但虚灵不昧的心不可以接受工夫,而此志心则可以“授之以正”。如果此志心立于“正”,则它可发挥良知的作用,种种意欲行为都不能迷惑它。所以《大学》之道的根本,就是要“正”这个志心,保持其正,防止其不正、纠正其不正、避免其寄托于正与不正之间。船山欲用孟子的“持志”来规定《大学》的“正心”。
船山认为,就此正心与其他条目的关系而言,当意之已发时,要以正的志心为主宰,以志心为准则来检验意、转化意,进行诚意的工夫。当意之未发时,虽然没有好恶出现,但仍须存养保持此正的志心。船山把这个心叫做心之本体,认为这才是修身与诚意之间的“正心”工夫,认为应当这样来理解朱子 “心者身之所主”的意义。
从船山的思路来看,他一方面着重把正心之心与“明德之心”区别开来,以显示出正心之心的经验性;一方面着重把正心之心与“意”区别开来,以显示此正心之心的主宰性。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志心”的概念近于“理性”的概念。 就其强调此心与意不同,以之为“隐然有一欲为可为之体”,船山所说的正心之心在有些地方确近于刘宗周所说的“意”,而此心意之辨颇近于强调意念之辨的刘宗周。但刘宗周的意虽然与经验的念虑不同,但作为深层的意向性,用船山的话来说,是“无有不正而初不受正”,这就与船山的正心之心不同了。归根结底,刘宗周仍然受阳明良知学的影响较多,故在心的范围内重视先验性;而船山受朱子的影响较多,在性的范围以外,重视心的两面性,以强调工夫的落实。对于《大学》的工夫条目而言,与朱子重格物,阳明重致知,蕺山重诚意相比较,船山似可说颇重正心,这从下节关于诚意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