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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大学序》有云“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四书大全》载云峰胡氏曰“尝欲窃取朱子之意以补之，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又载番易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动静之几，具人事是非之鉴。”船山加以评论发挥：
凡“仁义礼智”兼说处，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说。人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与事之是非，心里直下分明，只此是智。胡云峰据朱子解“致知”知字：“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宰万物”，释此“智”字，大妄。知字带用说，到才上方有；此智字则是性体。“妙众理、宰万物”，在性体却是义、礼上发底。……沈氏之说特为精当，云涵云具，分明是个性体。
船山指出，朱子将“仁义礼智”四者并提，这里的“仁义礼智”都是指性，不是指心。因此这四者之中的“智”是性体，而“知”是心用。“性体”的概念为宋明理学家所常用，指性之本体，船山此说亦合于朱子在《大学》解释的脉络中的立意，即朱子所说“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
。船山认为，在朱子的诠释中，“妙众理而宰万物”是用来描述心，用来解释致知的“知”的，而知是用，不是性体，因此他不赞成用“妙众理而宰万物”解释“智”。另外，就性体和心用的关系而言，性体是未发，心用是已发，即心用是发自于性体的，而“妙众理、宰万物”的作用，是性体的“礼”之发或“义”之发，而不是“智”之发，所以“妙众理、宰万物”与智是没有关系的。智之发应该是是非之心，故说“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说”。
由此可见，船山不仅受到理学体用论思维的深刻影响，也受到明代儒学“性体”用法流行的影响。
此外，在敬止的问题上，船山也体现了类似的分析，提出“敬为心体”。《大学》引诗云“于缉熙敬止”，朱子注：“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又曰：“缉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船山发挥朱子之说，认为：“敬在心体上说，止则在事上见，仁敬孝慈信，皆安所止之事也。缉熙者，明新之功；敬止者，明新之效。”又说：“敬字有二义：有所施敬而敬之是工夫，若但言敬而无所施，乃是直指心德之体。故先儒言主敬、言持敬，工夫在‘主’‘持’字上。敬为德体，而非言畏言慎之比。”
他认为作为心体意义的敬，是指人的德性，与作为工夫意义的敬意义不同。这种以心体—工夫的框架对“敬”所做的分析，既可以看到船山对程朱派主敬说的态度，也可以看到船山所受到的理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