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今传本《读四书大全说》定稿于康熙四年，王船山时47岁，许冠三谓该书“乃夫之就四书学源流以阐发其心性论与天道观之第一部述作，旨在假宏道以创新”。
观许说之意，似船山借弘扬儒道之名，以开展其思想创新之实。其实，船山对于儒学传统，对于儒家经典，对于孔孟程朱，都怀有真实的尊重，其传承发扬孔孟之志，亦本其真心而发，而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乃是对朱子学派四书诠释的“批判的总结”。
因此，一方面，船山的思想创新和经典疏释仍然是在儒家思想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由于船山并未将自己定限于程朱或陆王的任何一派，故又显示出其相对独立的性格。
《读四书大全说》是王船山思想成熟后的作品，但此书并无船山的自序，故难以知其最初写作的缘起。通观此书，应为船山阅读《四书大全》的笔记，其目的包含着澄清自己的思想，这与后来的《四书训义》作为诸生的讲义性质不同。不过，我们说此书是《四书大全》的读书笔记，并不意味着船山此前未曾读过这部明代士人的必读书，毋宁说这是船山思想成熟后欲通过对经典的重释而建构其思想体系的系列活动之一。
因此，船山的此书与朱子的《四书集注》不同，朱子是用大半生的精力处理四书的注释，体系完整精密，在其中兼有文献学和思想家的双重工作；而船山则大体上是顺《四书大全》的脉络，以朱子《章句》、《或问》相比照，随处下笔，记录其思问心得，或发明《大全》本来义理，或指摘前人注疏之误，体系自不明显。与明代为朱学者和为王学者宗派性地依傍朱熹和王阳明不同，王船山学术既具有鲜明的批判性格（critical)，又有其孤发独诣的创造诠释（creative)。
对于《四书大全》而言，船山的读书札记可称是“批判的阅读”，但是这里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反对或颠覆，而是指分析的、不盲从的独立态度和精神。事实上，通过《读四书大全说》可见，船山与同时其他著名思想家相近，也是以承认《四书》的经典性、程朱的权威性、儒学的正当性、道学概念的意义性为前提的。如船山在解说《大学》最后“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及朱注“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时指出：“上推之天理，知天之为理乎物者则然。下推之人事，知天理之流行于善恶吉凶者无不然。此非传者得圣学之宗，不能一言决之如此。而非两程子，则亦不能极之天道，反之己心，而见其为功之如是者。”
天之为理乎物，是指天赋予万物以天理，这是讲理的规范性；天理之流行无不然，是指天理流行于事事物物，是讲天理的普遍性；传者得圣学之宗，是指《大学》传文的作者掌握到圣学的宗旨；两程子即二程，认为二程能达天道之极。船山在本书中还敬称《大学》经文为“圣经”。这些都说明船山对“圣学”、“圣经”的尊重，对二程的推崇，以及所受到的理学“天理论”的深刻影响。
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态度，其最著者见于其晚年的《张子正蒙注》序论，其推崇周张二程，肯定朱子；批评朱门后学，力反陆王，可谓晚年定论：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繇，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
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着。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教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熺，……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
可见，船山不仅对于道学史已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对道学创始人也十分尊崇，独对陆王，批破甚严。
船山对陆王则不假辞色，而对朱熹始终称朱子，尤推崇二程张载，在这个意义上，船山应当属于广义的道学范畴。这种直接接承北宋道学而对理学心学皆有批评者，在元以后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