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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社会痛苦焦虑、忧患不断的历史进程中，贯穿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总主题。这必然会深刻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的基本面貌和走势，赋予它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性格。正是因为1937年抗战的突然爆发，一度中止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把这个有纪年含义的历史符号带入到20世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对文化结构和心理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似乎可以考虑作这样的调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爆发，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半期；抗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则形成了它的后半期。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以20世纪中国的命运为前提、为指归的，它既是社会大振荡、大阵痛和大调整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大撞击和大渗透的产物。正像社会历史转变的性质经常会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主题的延伸与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呈现出丰富多变的历史面貌。
○启蒙的历史依据 ○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 ○“现代化”内涵的扩大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从“中国中心论”的彻底破灭开始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这场全民族总危机的导火线，它后来又把中国带入到灾难深重的甲午战争中。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它在思想理论上的重要收获是严复译的《天演论》，在社会体制方面的激进表现，是充满启蒙色彩的戊戌变法。与其说是它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向了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在内的现代文学开拓者的文化和历史的视野，不如说是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现代化”的文学概念，从而奠定了现代文学的思想基础。在戊戌变法以及“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的身上，兼有思想启蒙与文学启蒙的双重色彩。可举为用思想启蒙的巨大车轮带动文学启蒙典范的，应推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新民说》和另一篇重要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新文学提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高度，将后者置于政治、道德、宗教、人心、风俗和人格变革等社会改革的广阔背景当中，把文学的现代化与社会、民族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应看到，梁启超君主立宪的保守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也为后来现代文学的深刻矛盾与危机，留下了隐患。
文学启蒙的工作意味着，人们将要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做出自己的严峻选择。最初力倡文学现代化的，是陈独秀和胡适。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这篇《新青年》杂志实际的发刊词中，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抨击了传统的文化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行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稍后，他又和胡适分别在《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等文中，以“口语的”、“言之有物的”而非“退隐的”、“山林的”等措辞，对现代与传统的文学观进行了二元对立式的划分，锋芒直接指向“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要求文学从对传统文化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在当时无疑有极重大的意义。如此激烈否定传统、推崇现代性的文学品格，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严格地说，陈、胡的言论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历史工作的继续。这实际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晚清以降的文学启蒙，已开始由笼统的倡导推进到实际运作的阶段，文学现代化的理性思维正逐渐为思虑成熟的文学策略所替代。在以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康有为开始的文学变革和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现代潮流之间，陈独秀和胡适扮演了推波助澜和舆论推动的角色。事实上，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两人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胡适中年以后的“《红楼梦》研究”、“《水经注》研究”，陈独秀在晚年勉力进行的文字学研究，都充分证明了这种传统文化影响的存在。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尽管现代/传统的对立被一部分思想先驱看做了“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
，它的目的是通过对旧传统采取过激的“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但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感，不只是来自现代/传统这种对立的关系，而且也来自对文学启蒙本身的深刻怀疑。在激烈的反传统态度中，一开头便明确包含或潜埋着对士大夫固有传统的体认。比如，文学启蒙的目的重在国民性的改造，从而最后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这恰好说明它仍未脱离“以天下为己任”的愤世忧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论中显现了文学启蒙中现代化主题的内在复杂性和现代性。
把文学启蒙思潮中的现代化内涵继续扩充并极大地深化了的，是鲁迅和周作人。虽然他们二人的思路是循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两个方面展开的，但显然这种思考的重心更偏重于后者，即个人的现代化。1907年至1908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和《摩罗诗力说》中，鲜明地表露出希望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态度，但又为之怀着深沉的隐忧：“中国人”会不会被从“世界人”中挤出。
几乎在此前后，他在论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又以施蒂纳、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个人”学说为哲学背景，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作为通向“人国”的途径，否定了一切外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专制”形式：道德、伦理、国家以及“世界人”和“国民”等类属概念。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对鲁迅的上述思想做出了理论上的呼应。虽然和鲁迅一样，周作人热忱地关注着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但认为，个人精神世界的建设更为迫切和必要。周氏兄弟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国民灵魂的重要命题，极大地突出了中国文学中“个人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使之成为它后来发展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就不难理解，尽管鲁迅始终是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角度思考改造国民灵魂的问题的，但无论在孔乙己、魏连殳还是在祥林嫂、阿Q身上，他思考最深、忧愤最广的仍然是个人生存的“危机”。虽然在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一命题在演进之中也产生过种种变异，在不同营垒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之间出现过诸多争论，但基本思想却支配并影响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的发展。“五四”文学革命乃至抗战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思潮，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密切联系，文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鲁迅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的文学观，实际不仅在“五四”时期的创造社作家，同时在30年代的革命作家那里也得到自觉的呼应。在创造社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中，包含着对文学的“社会影响”的重视。虽然革命文学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不免有浮夸之辞，某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但它的内核仍保留了改造国民性的色彩，比如张天翼、丁玲、叶紫就把文学启蒙的对象集中于下层社会，把唤起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作为文学的基本任务。在30年代，另外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坚持与政治保持有距离的文学观，认为“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
，却不赞成“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他们关于“怡情养性”、赞美“原始人性”以及回归自然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倾向中，依然保持着改造国民灵魂的内涵，同现代文学的基本信念是并行不悖的。以前大多数研究者较多注意到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上的分歧，对他们同样坚持文学启蒙的共同倾向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用现成的政治性结论替代了对复杂文学现象细致的考察和辨析，这就容易游离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启蒙的发展主线，最终陷入认识论的误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过去我们沿用了思想史界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思路，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这虽然在文学研究的一定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启蒙与救亡本来已经包含了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内蕴，它们是现代化总目标下的基本的张力，却不能说是唯一的矛盾。同样，通过文学本体论排斥文学的文化因素来达到文学研究纯洁化的目的，是另一个今天需要省思的误区。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内涵繁复的概念，现代化本身并不是统一的，其中充斥着矛盾和悖论。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所遵循的是与轮回、循环的历史观念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这种时间观念以现代/传统、新/旧甚至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处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个案，以进化论的历史观念为研究的基础，于是在建构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或系统的同时，增加了它本身的历史排斥性的功能，从而将大量的不符合这种时间意识和观念模式的其他文学实践排斥了出去。因为较多考虑自身的文学性而牺牲、省略和放弃了文化研究的复杂性，研究界对1937年以后即现代文学后半期的认识和评价出现分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挫折，抗战爆发严重挫伤了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梦想，同时使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高涨成为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发展中的显著特征。在这一情况下，文学的启蒙对象及其目标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抽象的个人转向具体的社会大众；个人的现代化开始让位于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