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2000年出版至今，已重印过七次，受到这门专业课的授课老师和学生的欢迎。到目前，它成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和其他兄弟院校中文系重要的本科生教材和考研参考书之一。一些港台和国外的大学也把它列为教学参考书目。这次重新编写的第二版又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书的初版本，有近十所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参与编写。第二版则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五所高校的学者承担。重写部分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重写作家作品的分配上，仍然考虑到编写者各自的研究专长和他们在某一领域里的学术积淀，尽可能地体现其学术水准和叙述特色。因特殊原因，初版本的第一章、第二章的作者不变。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二十年来本学科“重写文学史”的成果之一。在此期间，曾有《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著作出版，另有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在计划出版之中。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本身的活力和文学史观方面的变化。社会变迁和历史意识的调整，促使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资源、社团杂志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对它的“重评”，不光在一般平面上展开，而且也在多种侧面上立体地展开，以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越来越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今天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然不单纯是一部“作家作品史”，同时也是文学观念的发展史、社团杂志史、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史。在文学史重新建构的过程中，除了作家、作品和批评等传统的研究范畴，作家与都市、社团、媒体的互文关系，以及对文学与社会事件、转型之间关系的“重审”，也应该更积极和有效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看，某一文学现象的形成过程，并不只是来自“文学内部”因素的激发，同时也与文学的“外部因素”有显而易见的互文作用；某一流派的孕育过程，除其观念、审美维度的刺激，同样受制于文学制度、出版、圈子意识等因素的诱导与推动。这都是今日的研究者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文学事实”。正由于如此，“重编”后的中国文学史，必然会对原先的思路和设计有所调整，将一些文学现象加以反思和“重评”，而对另一些“评价过高”的作家作品，则采用压缩、平实处理的方式，使其能够实现历史的“复原”，还其本来面貌。当然，一些相当复杂的文学现象、论争和纠纷，鉴于材料限制，鉴于历史成见的干扰，也鉴于当事人社会关系的存在，仍然不能做出真正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对它们的深入认识和把握，需要在更长远的历史时空中经过沉淀后才能获得。本教材还认真吸收了近年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和编写者本人的研究心得，这无疑有利于叙述空间的扩展，也有利于进一步呈现过去文学史较少涉及的一些问题。

本教材坚持一贯的叙述风格，即不是居高临下的叙述姿态，那种带有“教训”意味的为文风格，而是以一种与学生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展开对各种文学现象、创作和作品的细致叙述，以一种力图逼近文学史真实的态度，跟阅读者一起“重回”文学史“现场”，在掌握必要的知识的同时，获得文学的美的享受。

第二版编写的具体分工是：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绪论、第十五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章

郜元宝（复旦大学）：第三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

吴晓东（北京大学）：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孔庆东（北京大学）：第五章、第九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二章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

孙民乐（中国人民大学）：第一章、第二章

全书大纲基本未动，只对部分章节的标题和个别内容作了一些调整，目的是对历史采取一种平实的态度。在重新编写本书的过程中，郜元宝和吴晓东正在韩国、日本讲学，他们在那里写出初稿，回国后经过修改最后定稿。全书最后的注释校对、内容审定仍由程光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