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〇家庭、世事与“第一要著” 〇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思考 〇现代文学的多种崭新形式 〇奠定了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的优秀传统 〇超越个体存在意义的“现代文学的灵魂”
1917年文学革命发起之后，新文学书刊大兴，京沪一些著名大报都辟有副刊发表白话文学作品，一大批和传统迥然不同的现代新型作家纷纷涌出，文学日益突破文人圈子走向社会，成为宣传新思想新道德的主要方式。但这一时期真正以个人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是鲁迅。
鲁迅原名周树人，号豫才，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县城内，鲁迅是他37岁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使用，此后一生用得最多也最为世人所知的笔名。周家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鲁迅祖父为清朝进士，做过京官，后因科场案入狱，一蹶不振；父亲只是一个秀才，体弱多病，郁郁不得志。少年鲁迅为了父亲的病，常出入当铺和药店，受尽周围人的奚落。从鲁迅懂事起，家道即已中落，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还感慨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的。”
鲁迅母亲娘家在绍兴乡下，经常带鲁迅去舅家，几近“乞食”，但鲁迅因此走进自然的天地，结识了不少像少年闰土那样淳朴善良的农民的孩子，并熟悉了中国农民的凄惨生活。这些在他的记忆中都留下深刻印象，清晰地再现于后来的文学作品中。
鲁迅在家乡念完私塾即往南京，先后入满清政府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那时正值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先是康梁鼓动年幼的光绪皇帝施行短命的“戊戌变法”，接着是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朝野上下各种维新要求和顽固思想斗争愈演愈烈，这都给青年鲁迅以极大震动。鲁迅在南京开始学习自然科学和外语，并通过改良派书刊与林纾、严复的翻译接触不少西方现代文艺和哲学。1902年，他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带着玄奘赴西天取经的心情，到原本步武中国文化、近代却因学习西方而超过中国的东瀛小邦去求学，中国文人感时忧国的传统在他身上已具体化为渴求理想的强国之路。先是习医，预备医治他父亲那样的病人，而且他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就靠了医学的推动。但不久，在一次课间放映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他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国当成俄国间谍捉住，正要砍头，一群同胞却麻木地鉴赏这“盛举”，他因此感到医学并非急务，“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身体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对中华民族精神缺陷（“国民劣根性”）的敏感，使他看清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之类只是一种梦想。其实整个学医期间，他一直很关心这类问题。通过大量阅读西方现代文艺与哲学作品，加以独立深入的思考，在医学梦破灭之后，他转而确信“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莫过于文学，“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最初的尝试并未成功。他和弟弟周作人以及另外几个朋友计划办一份杂志叫《新生》，很快即告流产。鲁迅没有气馁，他和周作人将原本给《新生》的一批译稿另外编成两册《域外小说集》出版，在东京和上海寄售，可惜通共只卖去四十来本。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次成系统地介绍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对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更具深远影响。鲁迅一生极其重视译介外国文学，他坚信打破各民族文化心理隔阂的“最平正的道路”惟有文学
，所以翻译工作在其全部文学活动中占了很大分量。原拟给《新生》的稿件，还有转到《河南》（也是一份留日学生办的杂志）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与《破恶声论》等几篇重要论文，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整理了自己的思想：他站在当时中国人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批判地梳理了中西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利弊得失，确立文艺为“第一要著”。
根据自己理解的西方现代进化论思想，鲁迅认为：“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反本”; “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这固为“人世之所以可悲”，却是必须正视的真相。中国传统之弊即不敢正视此真相，率皆如老子之徒寄托理想于“不撄人心”，先叫自我心如死灰，复使社会了无生机，自欺欺人，以为如此即天下太平。这种社会必以压迫抗争为能事，一两个人的反抗之声注定要被淹没，故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以降，真能正视进化争存的悲壮图景，遵从个体心灵的要求而反抗压制有所动作的，“上下求索，几无有矣”。近代中国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却不了解西方文化精髓在于顺应进化争存规律而崇尚个人抗争，因此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之根本弊病，并未因为学习西方而有所触动。此时的鲁迅几乎一无依傍，不仅否定了传统，也失望于晚清思想界浅薄的维新与西化，在极少有人赞同的情况下，认定中国当务之急，既非片面移植西方物质技术，也非皮毛地抄袭所谓民主政治，更不是生吞活剥地搬用各种主义、学说，而“首在立人”，树立个人独立自由之精神，这样社会群体才能发展。他因此对西方19世纪末崇尚个人“主观意力”的“先觉善斗之士”，如尼采、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郭尔、易卜生之流，以及“摩罗”诗人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文学家深致敬意，认为他们代表了文化上“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足以矫正文明“偏至”的“新神思宗”，是异邦真正值得国人倾听的“新声”。
“新声”就是“心声”，即内心反抗的呐喊，而这正是文学的根基和出发点。文学应是觉醒了的个人为着打破中国传统悖于进化常理的“污浊之平和”而发出的反抗的心声，在现代，它将是国人能否挣脱“荃才小慧之徒”蹈袭西方文明“偏至”而生的维新西化思想敢于“自别异”的关键。文学不仅是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整体文化能否更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文学起于个体“心声”、“内曜”，而这正是一切文明的“本根”。“本根之要”高于一切，“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憔悴，储能于初，始长久耳”。
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思考，是鲁迅区别于其他近现代思想家的极其重要所在。
晚清至“五四”，极端重视文学的并非鲁迅一人，但不曾有人像他这样明白阐述重视文学的原因。鲁迅将一切问题归结为文学，不仅把文学看做自己思想的出路，更将它视为“立人”的“第一要著”:“人”的出路和希望，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可能，就寄托于文学。这是现代中国语境中产生的一种“文学主义”。文学家鲁迅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刻自觉。这种自觉完成于1907年至1908年间，远比十年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更切近文学的本质，只不过未像后者那样立刻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与有没有这种深刻的自觉密切相关。
1908年鲁迅归国，先后在绍兴、杭州两地教书，1912年进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先往南京，旋迁北京。鲁迅在北京教育部，除应付日常事务外，曾积极推行文艺，但上司昏庸，不予支持，只好废然而止。他更多时间是逛厂甸，以有限的经济力量购置廉价古董书籍，并经由日本书店继续泛览西书，一刻没有停止严肃的思想探索。北京政局混乱、形势险恶时，他甚至靠抄古碑和旧籍度日，倦于交游，过着隐士的生活。“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因为目睹或亲历了晚清崩溃、民国初建过程中政局的持续动荡，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改革之难，留学期间开始的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愈益邃密，用文学来表达这种思考的冲动也不断增强，而多年埋首古书，对社会史和文学史（尤其是小说）作了长期不懈的精细研究，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所以当东京时代的同学、来自《新青年》阵营的钱玄同邀他写稿，鲁迅稍加斟酌便答应了。《狂人日记》和最初的“随感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鲁迅带着对人情世故的深刻体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长期深入的思考，加入新文化阵营，开始新文学创作，一出手就突发大声，一改文学革命初期颇为沉寂的局面。与其说新文学选择了鲁迅来显示创作实绩，不如说鲁迅选择了文学革命这块阵地，在更大的社会语境中陈述积累已久的思想，所以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比任何人都更丰富也更深刻。
首先，他卓越而不间断地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多种崭新样式，并一一使其臻于成熟。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起，鲁迅在文学上的创造力便一发而不可收。1918年到1926年，他创作的小说（全部收在《呐喊》、《彷徨》中）虽说都是短篇（《阿Q正传》也属于短篇格局），一共仅25篇，也偶有不尽如人意者，但绝大多数不仅当时，就是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也仍然是清醒地看取现实而又显示了高超艺术的无与伦比的典范之作。鲁迅还从中国历史和神话传说中选材并杂取今人今事创作小说，文笔洒脱、想象奇诡、诙谐风趣、寄托遥深的《故事新编》，开了中国传统演史小说的新生面，是现代历史小说开山之作。创作短篇小说的同时他也撰写了大量随感录，后来更全力以赴，创造了中国新文学另一种新形式：杂文。杂文是鲁迅对古今中外所有可用于现代中国语境的文章形式的创造性综合，也是鲁迅文学成就的综合显示，包孕宏富，仪态万方，为世界文坛所仅见。鲁迅还创作了散文诗的不朽之作《野草》，和《朝花夕拾》等文字优美、感情淳厚的散文精品。他的六十余首旧体诗词同样表现了过人的文学才能。
其次，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的优秀传统。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鲁迅对文学的执著，不同于清末梁启超等人出于实用需要抬高文学，而是基于觉醒了的现代个人生存意识并结合现代中国文化语境做出的独特选择，旨在解放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能量，真实地传达他们的“心声”、“内曜”，从而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冲开传统和现代“瞒和骗”的语言骗局所遮蔽的奴役关系，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发出自己生存的战叫。他不畏强者的横暴，也不迁就弱者的愚黯，不仅反抗现实政治的高压，更从根本意义上反抗人类生存的困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体现了可贵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可宝贵的精神内涵。鲁迅的文学，真正从“心”发出来，“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
，具有高度及物性，笔锋所向，物无遁形，虽属“奴隶的语言”，却是起初而强劲的人的呐喊。“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因为直接传达了现代中国人心中的起初，积极诉说生存欲求，自由发挥创造冲动，所以避免了“被描写”的悲惨命运，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弱势中，以文学的孤军诏告中华民族困馁至极的奋斗与绝望至极的希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如果以充分承认鲁迅存在的个人性为前提，这段话至今仍是对鲁迅出现的意义的恰当概括。
此外，鲁迅在热情呼唤现代化的同时，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对现代化的疑虑和警惕，意识到现代化在中国可能产生的各种假象、变体和负面效应，这种充满辨证精神的深刻思想，在“五四”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被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其精辟的预见性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久远的指导性。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成为超越了他个体存在意义的、不可替代的“现代文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