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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诗歌：最初的实践领域 〇小说的积极尝试 〇各具特色的白话散文 〇初期戏剧的艰难耕耘
所谓“早期白话文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文学史概念。本节的叙述基本以新文学社团兴起的1921年为下限，概略地展现新文学初创时期的创作格局和文学景观，在其中，将尤为关注新文学“形式”的选择和发展。大致说来，既为“初创”，在艺术质量上就不免稚嫩和粗糙，这无疑是早期白话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这个判断并不完全适用。因为这些早期作品不仅仅提供了白话的文学试验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新文学未来发展的模态。
白话文学最初的实践领域是诗歌。这与胡适率先“尝试”新诗以证明白话的文学可能性有关。作为向整个旧文学体系的示威，这一时期白话新诗的实践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成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在经过千余年来的锤炼和积淀所形成的强大的近体律诗的表意规范之外尝试着汉语诗歌的新的可能性，这在汉语诗歌的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革命性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其次，在这种白话诗歌实践中，发生重大变化的不仅仅是表意符号，更包括整个的表意系统和规则；更明确地说，是诗歌观念的深刻变化。
尽管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第一批现代白话新诗直到1918年1月才在《新青年》4卷1号上公开问世，但胡适的“尝试”在此前的一两年就已经开始。在初期白话诗的实践中，胡适既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也是恪尽全力的实验者和先行者。他数年来的诗歌实践成果结为《尝试集》，于1920年出版，这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新诗集。
胡适的“尝试”显示了白话新诗从传统诗词中蜕变和新生的艰难过程。宋人“以文入诗”的传统和黄遵宪以古文的“伸缩离合”之法所进行的革命性实践，是他白话诗创作的最初资源和依傍。在同旧体诗逐渐告别的过程中，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胡适先以“作诗如作文”作为目标逆向选择，借重中国诗歌传统中没有严格格律限制的“古风”以跨越近体律诗严格的形式规约，追求诗的“散文化”。他后来收入《去国集》中的早期旧体诗创作，都显示了这一探索的轨迹。在此基础上，胡适进而开始了“白话入诗”的更大的实验探索。《尝试集》中的前期作品大都属于此类。在第二个阶段，胡适从对英文诗歌的翻译中受到启发，逐渐摆脱古典诗词的笼罩，进一步追求“诗体的大解放”，以彻底的“白话化”为探索目标，进行白话新诗的艺术表达。1918年3月，他在翻译苏格兰女诗人安娜·林赛（Anne Lindsay）的《老洛伯》（ Auld Robin Cray ）时，就在译序中激赏它的“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后来，他更将自己1919年2月翻译的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Sara Teasdale）的《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s）一诗，称为“新诗成立的新纪元”。这也同时标志着他的白话诗实验进入了一个“成熟期”。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统的源头，胡适的新诗实践和理论建构既提供了白话新诗的最初形态，也表达了相应的诗歌观念，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提倡“细密的观察”和“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所形成的写实倾向；二是因倡导诗的“具体的做法”所造成的理念化、寓言化的倾向。前者的后果一方面表现为早期白话诗创作中即物状景的写实之作的大量出现，如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铁匠》，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朱自清的《小舱里的现代》等；另一方面则奠定了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基本诗歌观念。在后者，胡适的表达似乎略显曲折，他的本意是要让诗去表达高深、曲折的理想，但因“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应该用具体的写法”，所以，所谓“具体的作法”在早期白话诗中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对“抽象化”的诗歌理念的暗示作用。胡适的《鸽子》、《老鸦》，周作人的《小河》等代表了这种诗歌观念支配下的诗歌实践。
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和傅斯年等早期白话诗人也像胡适一样，是“从旧式诗词里脱胎出来”的。沈尹默的《三弦》、《月夜》是早期白话诗的代表作。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两诗集也在白话诗的初期创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鲁迅、周作人在早期白话诗的实验中则敢于打破旧诗词格律的束缚，为新诗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更自由的诗歌表达的启示。周作人的《小河》一诗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在小说创作方面最初显示了白话文学实绩的是鲁迅的创作。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4卷5号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形式和现代精神的白话小说。与白话新诗的成长道路似乎有所不同，由鲁迅所开创的现代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显示了白话文学的高度。但稍微探究一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走向成熟的历程将不难发现，这种不同只是表面的。在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和过渡中，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小说的大量引入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这一点还要感谢近代“小说界革命”所带来的译述风气，古文家林纾的一百余种文言的小说译作，为现代小说侵入文坛做好了创作和阅读方面的准备。在此期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也曾亲自选择并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这一过程实际上从文类观念、叙事形式以及语言技巧等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最终能以成熟的形象面世，提供了模仿的范本和磨炼的契机。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路》等短篇作品以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些作品在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进一步赢得了荣誉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确立了典范。在鲁迅的影响和带动下，在《新潮》杂志的周围以及其他报刊上，还先后涌现出了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叶圣陶、冰心、俞平伯等一批年轻的小说作者。
从1919年初《新潮》杂志创刊到当年的下半年，这些年轻作者以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启蒙思想作为观照社会、人生的主要资源，大胆地用小说探讨社会、人生诸问题，迅速形成了一个“问题小说”的创作热潮。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杨振声的《渔家》、《贞女》，冰心的《谁之罪》、《斯人独憔悴》，俞平伯的《花匠》，以及叶圣陶的《伊和他》等，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各种社会问题，形成了“问题小说”的最初的观念和创作风格。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更将“问题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问题小说”的出现与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周作人“人的文学”的理想和胡适对“易卜生主义”的宣传与倡导，使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向社会挑战的尖锐姿态。尽管从艺术质量上看，“问题小说”大多存在概念化的弊病，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所形成的“问题”模式的小说观念，在此后却历久不衰，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无可争议的主流模式。
在新文学初期的文类系统中，并没有“散文”的地位。直到1921年，周作人才在《美文》中探讨了介于诗与小说两大文类之间的一种写作可能，并从此开始新文学对散文的理论建设。但理论的空白并不意味着实践的匮乏。现代散文可以追溯到新文学初创时期的“随感录”一类的文字，这不仅因为这些文字暗含了后来理论上对“散文”的确认，更在于它们的实践本身对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铸造。
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号开辟了“随感录”专栏，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园地。随后，《每周评论》、《新生活》、《新社会》，以及《晨报》、《民国日报》等众多报刊也都相继开设了“随感录”、“浪漫谈”、“杂感”等性质相类的栏目。这些栏目的开设对初期散文形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它们参与塑造了一个切近现实、倚重思想、篇制短小、章法灵活的写作品种。
在初期白话散文的众多实践者中，《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其写作者的群体优势为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鲁迅的“随感录”写作开创了现代散文中绵延数十年而且成果丰硕的“杂文”、“小品”谱系。除鲁迅之外，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随感录”写作也都以各自的特色显示了白话散文写作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进入20年代之后，《新青年》“随感录”的这一写作传统被《语丝》所承继和发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再度成为“语丝文体”的积极创造者。在此同时，周作人则逐渐告别初期散文写作的“浮躁凌厉”，转而追求一种“冲淡平和”的境界。他在精心营构的“自己的园地”中，尝试接通现代散文与晚明小品的精神联系，并铸造了一个极富个人化色彩的“言志”抒情的散文品种，成了中国现代散文传统中同样影响久远的另一脉络。
与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新文学初期的戏剧创作则略显贫弱，在挣脱传统旧戏、建立现代戏剧观念的艰难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等创作，但在现代戏剧传统中的意义并非十分重大，真正对中国现代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是在1922年以后才出现的。
1．新文学初期文学理论的意义和矛盾。
2．举例说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组织化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