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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青年形象”与各种新式知识者向它的迅速集结 ○破坏与建设的两个思想维度 ○对文学革命的不同解释及其交锋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这份刊物显现了鲜明的特色和卓然的个性。首先，它的读者定位是“青年”，毅然地将老年中国和“陈腐朽败”之社会抛在了身后，在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报刊业实践之后，也在同时展开的众多报刊宣传之中，它确立了自己“新鲜活泼”的形象。其次，它迅速集结了当时的各种“新式”知识者，形成了一个新的实践阵营。再次，它的话语资源也不曾为那些急切地谋求社会政治变革的近代知识者所共享。具体地说，它以对“人权”、“科学”等新的观念的倡导，开启了中国知识界新一轮的文化实践，并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发端的一个显著标志。
《新青年》及其同人的文化实践从一开始就明晰地表现为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维度，即掊击旧（传统）文化，输入新（西方）文明。前者首先展开对中国思想传统的祖师爷孔子的重新评判，展开对封建礼教的抨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重新估定。《新青年》不仅刊发了陈独秀、吴虞、易白沙等人猛烈攻击孔子学说和封建伦理的文章，还将问题的讨论引向了具体的社会和现实领域，如劳工、妇女、教育、文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讨论在拓展新文化运动的实践空间的同时，也逐步形成并确立了“思想自由”的实践原则。在后一方面，即新文化的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为从西方输入文明的“欧化”战略和相应的西方思潮的引介实践。
上述的双向努力使《新青年》所标示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在当时中国的新旧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的“问答栏”里就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与来自各地的读者展开了对话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有关文学问题的讨论逐渐被提上了日程。1915年11月，《青年杂志》1卷3号刊出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这是《青年杂志》创刊以来第一篇直接、全面地描述文艺现象和探讨文艺问题的文章。作为对于欧洲文艺史的描述，此文提出了一种文艺进化的等级模式，即把欧洲近代文艺史描述为依次由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进化过程。这一提法很快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此后，有关文学进化的等级和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在《新青年》所刊布的通信中又有了进一步的探讨。依据上述的文学进化模式，陈独秀的观点是：“吾国文艺犹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
1916年10月，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致书《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信中对陈独秀的文学发展观表示赞同，并同时将自己“年来思虑观察所得”，具体概括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信中称：“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是：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此信被立即发表于当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2号。陈独秀在答信中除对五、八两项略表疑惑外，对其余六事，“无不合十赞叹”，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希望胡适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
。这篇“详其理由，指陈得失”的文章，便是被胡适自称为文学革命“宣言”的《文学改良刍议》。此文刊载于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紧接着，《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中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并将胡适奉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由此遂将胡适的这篇有关文学改良的“未定草”，推上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前台。一场史称“文学革命”的运动也从此迅速展开。
1917年年初，也就是在文学革命业已拉开帷幕的时候，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往北京。此后，以当时倡导“思想自由”的北京大学为中心，文学革命的声势逐渐壮大，并进而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实践目的是除旧布新，因此，面对着传统文化尚存的强大优势，它的实践范围自然是十分广阔的。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批判和清理的过程中，启动白话文学实践，倡导文学革命精神，却很快成为其中一个具体、坚实而又有效的部分。
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了文学变革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他以中外文学史史实论证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他将“形式上的革命”作为文学变革的起点，认为文言作为文学的工具已经丧失了活力，因此只有首先解决“文字问题”，即“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文学革命才能得以有序而又有效地进行。
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则提出了要宏阔得多的“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目标和方向：“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对整个旧文学系统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指出：“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因为“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共同之缺点也。……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继胡适、陈独秀之后，钱玄同、刘半农等先后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钱玄同以语文学家的身份对中国旧文学和积淀着封建毒素的汉语言文字进行了猛烈的讨伐。刘半农则就白话的采用和中国文章体制的变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18年4月，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阐明了文学革命的宗旨、方法和途径。他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将文学革命与现代民族语言的建设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凸显了它的现代性内涵。在新文学的具体建设方面，他提出了“工具、方法、创造”的三步程序，即先积聚白话资源、磨砺白话工具，然后是训练搜集文学材料，结构篇章和文学描写的技术与方法，只有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才足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胡适特别强调，在进行以上准备时，应当充分师法和取镜西洋文学。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进一步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取向。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以《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为阵地，积极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思想，使文学革命的影响日渐深广。
在文学革命运动的展开过程中，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交锋构成了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文学和思想的论战始终没有完全停歇过。其中出于文学观念的根本对立而发生的两军对垒，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新文学捍卫自身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任务。新文化运动伊始，林纾作为晚清的古文家和颇有影响的翻译家，率先起而反对白话文。他在《致蔡鹤卿太史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行为予以攻击，称之“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这一反对声音很快在新文化阵营的合力夹击下销声匿迹。
1922年9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从美国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激进倾向进行了批评，因此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场重要论战。“学衡派”诸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不乏切中肯綮的意见。但因新文化运动所处的特定时代位置，这种批评和反批评终未能纳入一种正常的学理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而更多一些情绪和姿态的成分。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实践的开端，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诚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宗旨所显示的，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角度而言，这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从实践结果看，至1920年，作为现代“国语”的白话已纳入官方教育体制。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这自然使文学革命获得了合法性，但更是现代中国民族文化转型的重大契机。
其次，它在完全改变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文学的生产方式。文学革命打破了近代以来体用之争的思想樊篱，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和极大热情吸收和引介外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新青年》杂志在创刊伊始，就投入了对外国文学和现代思想的持续不懈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和外围刊物，如《新潮》、《文学周报》，以及《少年中国》等，也都纷纷大量刊载翻译作品。《小说月报》还辟有“海外文坛消息”、“小说新潮”等多个栏目，有时甚至以“专号”的形式推出外来文学的动态、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上述情况除说明当时开放的文化态度和确实的外来影响之外，还预示着文学生产的一种体制性的变更，这就是它已经裸露在或者说置身于一种国际性的互动关系之中了。在文学革命运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都不同程度地找到了机会，畅行于中国的文化领域。这种影响及其对现代中国的构造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只不过对这种影响的方式、后果及其意义仍有待于做出审慎的梳理和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