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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与近代以来的话语实践 ○语文革新思路的广泛展开 ○“拼音化”方案的推出
中国现代新文学是以白话为媒介并且是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指归的。但“白话”这个概念，起码在它最初出现时是很难找到它的现实对应物的。换一句话说，中国近现代文化实践中的“白话”这一概念，不应被视为一种历史的或语言的实存，它是近代以来一系列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生成之物。历时地看，作为中国近现代一个重要的文化实践领域，白话来自维新背景下的域外语言文化的启示。人们后来在语言学领域为这个概念所确定的直接对应的对象，即自13世纪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汉语书面语形式
，在某种意义上和它的近代使用处于不同的领域，并且，可以说是存在着很大的语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和知识语境中，“白话”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语言学实体，而是社会文化实践所要寻找和建构的目标和对象：一种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工具，一个富国强民的良方。这个目标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和过渡，最终落定在“白话”这个概念上。
1887年5月，黄遵宪最后完成了全面记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日本国志》的纂述。书中也记述了日本语言的近代变化，从借鉴日本维新经验的角度出发，著者在记录这些变化的同时，还时有对西方新知识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有限议论和发挥。其中，有下列一段关于语言文字的较为系统的表述
：
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从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
这段有关语言史的知识表述无疑是准确的，但著者的用意显然还不止于此，他接着援举近代西方的语言变迁为例，说明语言文字运行状况与人的智识状况的关系：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上述判断和推论显然超出了一般语言知识的范围，但这也许才正是作者的本意。黄遵宪继之将话题完全转到了中国的语言文字的历史和现况，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夫！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在黄遵宪的这段记述和相当有限的推论中，重要的不在于它包含了多么准确和重要的专门知识与专业判断，而在于它的这种语言观照方式背后那种寻找社会改良启示的思想视域。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知识的整理已不可能是一种纯专业性的工作，它包含着更灵活的知识锻接并鼓励思想的生发。因此，这些知识整理常常会形成一些意图更为宏大的知识判断，并产生超乎知识本身的巨大影响，而这一可能性恰恰被此后的事实证明。在甲午战争前后近代中国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越来越迫促的现代化变革的启蒙实践中，以下表述无疑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和启示：“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黄遵宪在这里所提供的这些有限的推断和微弱的暗示，此后竟以其超乎寻常的活力，涵摄各路信息并最终进入社会变革的前沿，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相当重要的一脉。正因为如此，它在此后的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得到了众多的回应。这些回应中有的虽然并不直接，但却共同参与了对这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言工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启蒙工具的寻找。
1892年4月，中国近代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宋恕在他阐述维新变法的著作《六斋卑议》中，出于对中国语言文字和智识状况的认识，最早提出了“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宋恕是一位见闻广博的学者，他“慨乎国内政俗，多矫激不平”，而“思想往往趋于革新政治”。
因此，他的语言革新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便幼学”，在于让更多的人能“通文字之用”，而最终的目的又在于它能解“民之疾困”。
同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所编著的清末第一种切音字方案和切音学著作《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在厦门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明了他创制切音字的目的，他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此外，他还将中国语言文字的状况，置于一个视野更为开阔的对比中，首先提出中国文字不应“自异于万国”的主张，表达了他的“思入风去变态中”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他说：“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故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无不读书……何为其然也？以其切音字，字记一律，字画简易故也。”显然，切音字在卢戆章的眼里已成了一国“文明”的前提条件，靠着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1893年他的又一部切音字书《新字初阶》在厦门出版。
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界在对现实的深入反省中，开始进一步将目光转向教育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在普及教育、开通民智的思想要求之下，汉字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播工具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此后，“语文革新”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内容，在各个层面日渐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1895年，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世界的设计中，也勾画了一个世界语文大同的理想：“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考各地语言之法，当制一地球万音室。”承接这一思想，1896年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一书中也提出“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
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国民愚于“三纲五伦”，而使“变法”的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因此希望借地球之教的“合而为一”，而“尽改民主以行井田”，以达到地球之政“合而为一”的境界。而象形的汉字却成了这一宏伟蓝图之“梗”。也就是说，汉语言的象形文字已成了中国走向世界、迎纳世界的障碍，这在“大同”世界的宏伟构想中显然是不容姑息的大患。这是直接由中国近代政治变革的实践构想中推导出来的汉语语言变革的结论。在这里，语言变革成了整个社会变革程序中的重要一环。
在这同一时期，各种语文革新的思路和实践也在各地广泛展开。1896年，蔡锡永的《传音快字》在武昌问世，沈学的《盛世元音》也在这年8月的《申报》和12月的《时务报》上发表。他在自序中指出：“今日之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由此可见，他把文字放到了整个社会变革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文字之难易，愚智之所由分也。”因此，“得文字之捷径，为富强之源头”。
又一年以后，另一位近代政治改革的领袖梁启超在其所拟的变法纲领《变法通议》中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
足见当时对言文分离问题的重视已相当普遍。梁启超说：“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日本创伊吕波等四十六字母，别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语以辅汉文，故识字、读书、阅报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读者当亦愈伙。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
故他提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渊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俚语就这样被整合进了近代政治变革的纲领之中。康有为在其同年为上海大同书局所撰写的《日本书目志》中，则从通俗性和感化作用的角度着眼，对俗话小说大加提倡。他认为，“通于俚俗”的小说，是“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
至此为止，在近代知识分子对启蒙工具的寻找过程中，拼音化一直被视为主攻的目标。而此时民间的白话报刊开始大量出现，更为这一实践的推进创造了新的契机。但康有为、梁启超对俗语、俚语社会功能的发现，已预示着一个新的实践方向的出现。1898年8月，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前驱裘廷梁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发表了二千五百余字的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此文第一次将上述关于语言变革的陈述系统地纳入了一个新的范畴：“白话”，并将这一概念隆重地推上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前沿和中心位置。裘文高张“崇白话废文言”的大旗，将文言与白话植入了二元对立的格局。裘廷梁认为，古代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官吏之手，因之而有亡国之君、亡国之相、亡国之官吏；现代国家的命运则与国民的智识状况密切相关。
是故古之善觇国者觇其君，今之善觇国者觇其民。入其国而智民多者，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君之于民，如脑筋于耳目手足，此动彼应，顷刻而成。入其国而智民少者，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志，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虽明诏频下，鼓舞而作新之，如击软棉，阒其无声，如震群聋，充耳不闻。
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接着，文章历数了文言的为害并祈盼着白话可能带来的前景，文中对文言和白话的价值判断饱含激情：“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蔽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仅仅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汶如斯矣。”在论证“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时，裘廷梁还列举了白话的八大优长：
一曰省目力：读文言日读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骄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曰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练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睿愈灵，奇异之才，将必迭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头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
他还以新、旧约在世界各地的“土白”翻译，使基督教在全球得以广泛传播，以及日本的近代语言变革为例，论证了白话对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他得出一个鲜明的结论：
……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一年以后，另一位白话文的先驱陈荣衮也发表了《论报章亦改用浅说》
一文，明确主张报纸改用白话。他的观点与裘廷梁并无二致，他说：
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四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不过五万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一之人，遂举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置于不议不论，而惟日演其文言以为美观，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徒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
大抵变法，以开通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
作报论者，亦惟以浅说为输入文明可矣。
虽然使用的概念并未统一，但他们的“阐述模式”和“推论策略”却是完全相同的。
确切地说，中国的古汉语作为“问题”出现，甚至要远早于黄遵宪《日本国志》的面世。这部分是缘于拼音文字对汉字的挑战。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迹》为用拉丁字母拼注汉语提供了第一份系统性的方案。1625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完成了用罗马字注音的汉字字汇《西儒耳目资》。拼音文字的简易方便因此而早就引起了中国语言学者的关注，但这些资源很难准确地纳入近代中国的思想知识谱系。我们可以确认，在众多拼音化的汉语文字改革方案中，不乏上述历史实践资源的有益启示。与这些历史实践性质不同的是，戊戌变法运动前后的语文革新实践在新的思想和现实背景下对这些资源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和利用，使它与白话一起汇入了近代社会改造的启蒙实践之中。继福建的卢戆章、蔡锡勇之后，广东的王炳耀，浙江的劳乃宣等，也都开始了汉字的拼音化的尝试。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王照，在变法失败后，则发愤要创造一种统一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字母，用两拼之法“专拼白话”。1900年，他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参照日本的假名，创制了一种以北京音为标准的、采用双拼制的“合声字母”。他在书的序言中郑重指出：
余今奉告当道者：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朝廷所应注意而急图者宜在此也。茫茫九州，芸芸亿兆，呼之不省，唤之不应，劝导禁令毫无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心目中不见细民，妄冀富强之效出于策略之转移焉，苟不当其任，不至其时，不知其术之穷也！
此时，甚至连晚清的古音韵学家劳乃宣这样的旧学统中的文人，在向清廷进献的《进呈简字谱录折》中，也达到了同样的认识：
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在这种时代意识背景下，白话所引领的语文革新实践得以迅速地向各个具体专门的实践领域延伸，形成了支脉繁多的近代知识实践的启蒙话语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