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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形象进入历史叙述 ○两种叙述的深刻差异 ○现代文学“发生”的诸多条件
早在文学革命运动发生后不久的20世纪20年代初，这一时段的文学便以不同的形象进入了历史叙述。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里，文学革命以其对白话文学的有意提倡，成功地将中国文学导入了白话文学的正轨，并以此而区别于此前45年中的近代文学变迁。胡适指出，“这五十年（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也是白话文学获得最后胜利的时期。这个最后胜利的标志就是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文学史叙述的特点在于，他将目光更多地投放在古文学内部的危机和变化方面，以进化论史观构造了一段“古文末运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文学革命扮演了一个为古文学发丧送终的角色。有关白话新文学，胡适所言不多，但有一个内容却成了日后几乎所有新文学历史叙述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将新文学视为一种与中国古代文学截然异质的文学，并以此而建立起新、旧文学的分垒。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众多有关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略有差异的只是新文学的具体断代的年限。胡适把1916年作为新文学的始端，此后的文学史叙述则逐渐滑向1919年的“五四”运动。
稍晚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中，同样借助进化论的资源将同一个历史时期描述为近代社会实践的重心频繁转移的过程，这就是由“器物”（洋务运动时期）、“制度”（戊戌变法时期）到“文化”（文学革命时期）变革的依次过渡。在这50年的中国进化历史中，文学革命既被纳入了近代变革的整体框架，成为历史连续性的一个环节，也显示了它的独异之处：在连续性的历史运动中毕竟开辟了一个新的实践领域。
表面看起来，除叙述视点上的差异外，这两种历史叙述之间似乎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但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其间的深刻差异。在梁启超的历史视域中，新文化运动只是近代一系列社会实践中的一个连续性的阶段，其间发生变化的只是实践的内容。他似乎忽略了在近代社会实践的转移中所存在的主体、性质的变异。胡适自有他的清醒，但他一方面在新与旧、活与死之间做出断然裁决，因之无法对白话文学做出发生学的解释；另一方面则又极力模糊时代的界限，同时也放弃了历史学的解释原则，以所谓文学进化的必然趋势，构造理论化的白话文学史。这使他的文学史叙述在“发生”解释方面趋于武断，在“结构”解释方面因失去基本的依托而流于空泛。周作人清楚地意识到胡适对新文学历史解释的缺陷，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尝试拉近晚清以来的文学革新运动与新文学的距离，但也因此而削弱了对新文学结构变异的分析和解释，最终得出了“古文和白话没有严格界限”的结论，新文学的新质自然也就无法得以呈现。
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严格的社会分期为现代文学史叙述断定了性质和时限。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文学作为它的先导和过渡，为之准备了白话工具和部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为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精神印记，使之具有了无须论证的全新性质。
80年代，尤其是在中期以后，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文学史叙述上下接通的动机已日渐明显。但如何处理新与旧、连续与断裂以及文学史叙述中的“发生”（历史）解释和“结构”（性质）解释问题，起码并未在理论上得到完全解决。这既有一般文学史理论的问题，也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特殊原因。这里显然无意于探究这类理论问题，而只不过是要对本章的“发生”概念做出必需的解释。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揭开了中国文学的全新一页，并以它的鲜明个性标界出两个泾渭分明的文学史时期。但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并非从天而降，它无疑是要以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实践语境和应有的资源准备。事实上，现代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等人在对中国近世文学变革和文学革命历史资源的梳理中，早已将晚清的语文革新运动和诗文界革命的实践收入视界内。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区分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的不同性质，但“结构”解释中的差异判断并不必然排斥“发生”解释中对历史联系的强调和发现。如果说对新文学的结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那么，发生学的分析将显示：这一终结的起点和过程都展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之中。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旨在谋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实践之间历史关联的发现和说明，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描述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文学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文学史材料的堆积，也不是要去对众多非确定性的事实做出历史因果的解释和判断。这里首先要追问的是：由结构分析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与传统文学截然异质的新文学的实践条件是什么？
这个条件的产生和成熟的过程就是新文学的发生。这个发生的条件包括新文学和文化实践的主体、方式和资源等一整套社会性的机制。因此，这里的“发生”概念既不是指起源或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联系，也不在于为新文学的出现寻求一个事件性的界标。在某种意义上，它试图描述一种新文学结构性的发生，即在前新文学时期去发现某一种可能导向新文学的社会性体制和结构的初步诞生。在这种历史实践结构中，任何一种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完全解释新文学的出现，但新文学的出现却无疑需要汲取并转化其中各个方面的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