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回顾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先后经历过从贤人政治到神权政治再到理性政治，从阶级政治到团体政治再到政策政治等不同的阶段和形态。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时刻吸引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其孜孜不倦的思索，由此推动了政治学科的不断发展。

政治学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两大学术分野，也就是所谓政治学的两大基本属性，即规范性和科学性。政治学的规范性一般指的是政治哲学，政治学的科学性一般指的是政治科学。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政治学的发展，整体上看始终以政治哲学研究为主，其间虽曾有像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从经验入手分析政治现象的政治思想家，但为数不多，直到休谟区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之后，政治科学的研究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兴起。1880年在美国学者柏吉斯的倡议下，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政治研究院，1903年美国成立了政治学会。政治学由此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这也标志着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现代时期。可以说，政治科学研究发展到20世纪才真正具备现代政治科学的专业特征。在此之后的政治科学高歌猛进，已经相继经历了三次发展高峰。按照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归纳，这三次高峰分别是：（1）“芝加哥高峰”，其主要特点是有组织的实证研究，强调对政治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解释，侧重于定量研究。（2）“行为主义高峰”，其主要特点是：政治科学的专业化水平急剧提高，子学科不断进步，政治科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3）“理性选择/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高峰，此时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理论演绎，强调使用数学方法和建构经济模型。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同传统政治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方法论上。包容于政治哲学之中的传统政治学偏重理论思辨和政治制度的研究，虽然成果浩如烟海，但很难全面解释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出现的有别于从前的政治现象。原因在于，传统政治学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即20世纪之初立足于经验哲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政治学者提出要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他们指责传统政治学把不高明的、印象式的、粗疏的、怀疑主义的而又怀有偏见的研究，当作煞有介事，并且以科学名义写出来，他们批评政治哲学著作的汗牛充栋除支持著作家的价值偏好外别无作用，没有把统计及计量方法做更好的运用。这些不满酝酿产生变化，刺激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

罗伯特·达尔认为，这种对传统研究的抗议运动已成功地使政治研究与现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调查结果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形成政治学的新研究途径，即政治科学。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将以行为主义方法论为主导的现代政治科学的特征归纳为：规律性、可证性、技术性、数量化、系统性、纯科学、整合性。

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本身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在这个旗号下充满着标新立异、自我评价和相互攻击，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局限性，客观上提高了政治理论的分析能力，促进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遭到人们的批判和责难，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其价值祛除的原则，由于回避对社会政治问题作出价值判断，强调使用调查方法和计量方法说明政治行为，醉心于数字和统计，热衷于数字的堆积和繁琐的求证，既无法说明宏观问题和政治现象的实质，也不能解释和预测社会的政治发展，反而日益脱离政治生活。因此，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为后行为主义所代替。

达尔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不足。他认为，如果说政治学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在对抗传统政治学中恢复了社会科学的统一性，那么它却与其他方面分裂了。那些分裂的部分也许永远不会沿着过去的路线真正重新联合起来。他所指的这些分裂在于：一是很难承担起政治哲学家的历史性任务；二是很难系统地运用那些已经发生的事物，即历史；三是忽视政治变迁；四是缺乏想象力。

时下每当谈到政治学的发展，不能不说其是欧美文化霸权主导下的知识体系，或者说当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带有高度的美国化色彩。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以美国政治科学研究为圭臬，而且欧洲国家的很多学者也都在使用和传授美国政治学者创立的理论工具和知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政治科学研究又经历了一次范式革命（paradigm revolution）。这次范式革命显然不能单纯地再用后行为主义（post-behavioralism）来概括，有人称之为政治学的后现代。伊斯顿在1991年发表的《政治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这个领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多样性，但也带来了碎片化（fragmentation）、资讯过量（communication overload），太多的研究途径，学派冲突，党同伐异，使得政治学作为一整体性的知识，已不能再称之为进展，也不再能继承前人的步伐，有自信地迈向未来。” 可见，政治科学研究的多中心、分歧化现象日益加剧，因此，建立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政治知识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理解，这种政治学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要求各国学者研究政治问题时必须把它放在其所在的政治文化的脉络中，才能了悟其政治发展。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首要的还是学习西方学者创立的各种理论工具和范式，把它运用到实际问题的研究中，进行政治陈述，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

二

学习任何一门科学，方法都是特别重要的。所谓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政治现象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原则、程序和手段的总称。它直接决定着政治学体系是否完整、政治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能否发挥等，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进行规范性问题还是进行经验性问题的研究都需要相对应的方法指导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政治科学研究往往开始于一个或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这些概念能够用来确立研究对象。在某种范围内按照某种研究方法组织和修正这些概念体系，综合来自不同方面的经验材料，确立研究视角与研究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涉及概念分析和经验研究，通过某种模型并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组织起来，并有可能提出某种新的假设，发现某种新的模型，并最终发展为一种全面的解释理论。

研究方法，也可以称为概念体系、模型框架、研究路径等等，研究方法的启发性价值往往大于解释性价值。研究方法最大的用途也许就是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设。因此，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发现而不是解释。研究方法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还可以表现在，科学发现中的变化不是由新的材料或观点引起的，而是由新的方法所导致的，是由发生在科学家自身头脑中的转变所引起的。

几乎所有观念、理论和模型都隐含着价值或假定，这也是难以建构纯粹经验理论的原因所在。拿概念来讲，人们在使用中就怀有褒扬（如“民主”、“自由”和“正义”）或贬斥（如“冲突”、“无政府”、“意识形态”，甚至包括“政治”）的不同感情倾向。模型和理论包含着多种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诱导性的”，例如，我们难以接受理性选择理论是价值中立的说法。该理论的基本假定认为，人类根本上是自私自利的，这种理论的政策结论往往具有政治保守倾向实不足为怪。同样，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的阶级性，也是以更为广泛的历史和社会理论为基础的。

因此，分析工具，如模型和微观理论，建立在更大的宏观理论基础上有其合理性。这些政治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包括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等，它们解决权利和国家角色的问题。在更深的层次上，许多宏观理论又反映出了某种主要意识形态传统的假定和信念。这些传统颇有些像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所称的范式。“范式”一词通常有如下含义：一是指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所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规定科学发展方向的指南；二是指包含一种图景、思路与看法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三是指特定时期某个科学共同体所恪守的信念；四是指一套特定的符号、模型与范例。我们认为，范式是一套帮助建构知识探究过程的相关原则、学说和理论，它实际上构成了进行知识探索的框架。在经济学中，从货币主义（monetarism）取代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或许还有随后又到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ism）的转向，可以看到范式的影子；在运输政策中绿色环保理念的兴起，也显示了范式的作用。按照库恩的说法，自然科学的支配范式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科学通过一系列新旧范式更替的革命获得发展。但政治和社会研究就大为不同，它们本身就是对立和竞争性范式的战场。这些范式以一般社会哲学的形态出现，通常称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等。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对社会存在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提出了独特的世界观。当然，将这些意识形态描绘成理论范式，并不是说就促进一定团体或阶级的利益，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政治分析具有狭隘的意识形态特性。相反，这仅仅是承认政治分析通常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进行的。例如，许多政治科学理论就是在自由—理性主义假定的基础上确立的，因而打上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印记。所以，虽然我们不能独立于我们的价值，但我们要尽量独立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即使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在研究之前至少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价值立场，这也是政治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三

所谓科学，既包括科学研究的结果，即科学的结论，也包括科学研究的过程，即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分析经验资料，从而获得关于事物的一般性知识，也就是通则。但与自然科学的通则不同的是，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通则通常代表的是概率性通则。而且影响一个社会政治现象因变量的自变量往往不止一个，甚至这些自变量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而对社会政治现象因变量的解释往往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用一种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来表达，社会政治变量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统计规律性。也就是说，政治科学规律无法与所有的观察个案准确吻合，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每一个政治事件，它所描述和预测的只是政治变量之间的概率关系，所谓政治科学的通则就是代表政治变量之间的统计规律性。

政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展和提炼一种通则或理论，从而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系统的、有组织的知识，以使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简化，易于理解，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政治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进行简化，没有被政治理论系统化的社会政治现实，对于人们来说，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混乱的。对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做过精彩的论述：“一个较复杂的模式将比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更接近于现实。然而，这会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而且，如果走得过远，会导致拒绝所有的范式和理论。” 他又说：“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 对于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简化的理论，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

理论对现实的拟合度与理论的简化两者往往不能兼得。要使理论对现实的拟合度高，所需要的理论往往要包含较多的变量，理论就会变得复杂；而要使一个理论简化，就意味着要使用较少的变量，这就可能使理论对现实的拟合度降低。

如何简化复杂的政治现象并形成理论，莫里斯·迪韦尔热研究政党的例子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在这个例子中，他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是两党制，而另一些国家却发展成为多党制。

他面对杂乱无章的政治事实，包括数十个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政党数目和不同的政党类型，提出了如下理论假设：（1）如果社会冲突交叠；（2）如果选举体系不惩罚小的政党，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发展成多党制，否则，将会发展成两党制。

他的论证如下：（1）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有一个以上的冲突同时发生，而且卷入这些冲突的人们是交叠的，那么这个国家内部将会有两个以上的政治观点。政党作为选民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机制，会对这些政治观点进行回应，如果每一个政党对应于一种政治观点，则政党的数目将会上升。（2）如果选举体制按照不利于小党的方式建立，那么，这种趋向将会被抑制。例如，如果要求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而不是相对多数的选票，这种要求会使得一些特定的集团妥协他们的立场，从而融合到更有机会获得胜利的更大的政党里面，这种过程逻辑上将会导致两党制。

这样一种政党理论，简化了政治现实的复杂性，给了一条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认识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但是这样一种理论，并不是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政党制度的，也就是说，对于迪违尔热的政党理论，存在一些例外，比如说，根据他的理论预测应该发展成两党制的国家最终却形成了多党制。这样的例外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被彻底证伪了，或者毫无用处了，因为社会政治现实的复杂性，不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格的没有反例的社会规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理论来深化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规律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简化，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

亨廷顿对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冲突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从冷战结束以后纷繁复杂的国际冲突中，提炼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他认为他提出的文明的范式对于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的国际政治，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他说对于理解这些冲突，冷战范式已经过时，国家主义范式也没能提供很多帮助，混乱主义范式不能提供任何线索，而文明的范式对于理解和解释这些冲突显示出了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把90年代任何其他六个月发生的类似事件汇编成一个清单，就会发现它们都显示出文明范式的相关性。” 世界既不是一个（混乱的范式或单极范式），或者两个（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或者184个（国家），也不可能是近乎无限多的部落、种族集团和民族。而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

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的适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文明的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然而，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世界政治的冷战模式在40年中是有用的和相关的，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变得过时了。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文明的范式将遭受类似的命运。”

四

政治学研究中高度抽象思辨的纯粹的规范研究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大多数的政治学研究都是实证的，都具有某种科学的因素，都属于政治科学的范畴。社会调查也是政治科学领域实证研究通常利用的方法。我们这里把政治科学研究的类型作一下划分：

1．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

关于政治科学研究的类型，一种最基本的区分是可以分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比如，现在研究项目的申报，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填报的项目就是你准备从事的研究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

基础性研究也叫做理论性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应用性研究也叫做政策性研究，侧重于研究现实问题，尤其是针对某类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

理论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可以用于同一个主题。在同一个研究领域内，可以从基础性研究或实用性研究角度去从事一项研究，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与具体外交政策的差别，公共行政理论与公共政策的差别。有的学者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如提出区域主义，对国际格局的类型进行分类等等，这些理论基本不涉及具体的外交政策。而有的学者则从事外交政策或战略的研究，如分析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并提出如何发展中美关系的对策；或具体分析当前国际格局的现状，进而分析中国如何面对这种国际格局。在公共行政方面也是如此，有的学者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如提出“新公共行政理论”，或者研究政策科学。而有的学者则就某些现实的问题进行分析，如怎样对待农民工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相比较而言，基础性研究具有理论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在有些学科中特别突出，如文史哲，而管理类可能更多的是实用性研究。当然，即使在文史哲领域，也不是只存在基础性研究。比如文艺美学可谓是理论性很强的一种，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也可以进行如何加强对青少年的美育教育的实用性很强的研究。

总的来说，高校和一般的科研单位所进行的研究的目的侧重于理论性研究，而那些与政府机构或大的企事业单位挂钩的研究所的研究目的侧重于应用性研究。当然，一项研究的目的，可能两个方面都要包括，但会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即使是以理论探索为主，也会考虑到现实的需要。比如，如果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研究者往往着眼点也在于这些理论对中国有无参考价值。而即使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研究者也需要借助于一些理论视角。

2．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个案研究当然是相对于总体研究而言。相对于一个集体，集体中的一个人就是个体；而如果相对于整个国家，那么一个省份也就是个体；而相对于整个国际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个体。有的时候，因为总体太大，不可能对全体进行研究，往往只能从个案角度进行研究，或者选取某些个案进行研究，如很多论文的题目还有一个副标题，往往言明“以×××为个案”。

与个案研究相对，还有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可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是按时间跨度进行的比较，把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时间段进行比较；而横向比较是按空间跨度进行比较，在同一个时间段上对不同的个体进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比较方法得出的结论有时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如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成就的考察，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差别就相当大。如果按照纵向比较，中国从50年代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增长达100多倍（以人民币来衡量）。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每年也就能够生产几十吨钢，但现在年产上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因此，从这个结果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5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横向的比较，结果可能就不这么乐观了。我们可以与近邻的韩国进行比较。在50年代初，中国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都面临恢复经济的任务。然而，50年后，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以上，而中国只有1000多美元，相差近10倍之多。这么一比较，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会清醒许多。至于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是我们这里所需要探讨的。事实上，二战后东亚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都非常快，比如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我们现在以每年接近10%的增长速度而自豪，而日本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10年时间里，其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都在10%左右。当然，我们还可以与一些经济发展速度不那么快的国家比，如印度，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就算高的了。两国在5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接近，但是印度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中国的一半。

因此，比较的全面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得出十分片面的结论。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在纵向比较的同时，不可忽视横向比较的价值和必要性。

3．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在政治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传统上存在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分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体，同时具有质和量两种属性。因此，要获得对于事物的科学知识，反映事物的真实面目，全面地认识事物，既要对事物进行质的研究，即定性研究，也要对事物进行量的研究，即定量研究，两者不可偏废。

（1）定性研究

国外的研究者通常将定性研究称为质的分析或质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而将定量研究称为量的分析或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一般认为，质的分析强调对事物的性质和内涵进行考察，在认识论方面主要依据社会建构主义，主张通过用解释主义和诠释学的途径来考察概念被创造并被赋予的意义，强调对事物的认识会受到情景的框架和限制，所采用的研究策略主要有个案研究、民族志、现象学、符号学、历史比较、叙事法、文本分析、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方法，甚至也运用统计、表格、图表等技术手段。质的分析中，研究者本人对问题和概念的诠释、理解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认为社会政治历史事件不是单纯的观察和描述，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被研究者去解读、诠释并被赋予意义的认知对象，因而普遍认为，质的分析很难摆脱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做到价值中立。定性研究所使用的上述方法或技术中，没有一种方法或技术居于核心或主要地位，或者说，定性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具有多元特征，不同的研究者在同一领域中要对基本的定义达成一致都很困难，因为它们可能根本就不是指同一件事情。

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定性研究的范例。在韦伯的时代，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特征即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韦伯阐述了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是一切时代所有的人所共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享。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财富的无节制的追求和对欲望的无节制的满足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特质，而是相反，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是以清教伦理对上述欲望的节制和理性约束为根本特征的。他认为理性的具有自由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与清教伦理的节制行为相结合导致了资本的迅速积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有清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或其他宗教信徒的地方，资本主义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的原因，成功地阐述了早期资本主义在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巨大成功。这就有说服力地颠覆了人们通常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的利润至上、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得出了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而这一要素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道格拉斯·诺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定性研究的经典范例。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专业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而很少涉及制度因素。诺斯从经济增长首先在荷兰和英国出现，而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尤其是没有在荷兰和英国的近邻西班牙和法国出现，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和荷兰出现了产权制度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这样，制度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背景因素或外生变量，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产业革命也不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结果。

通过以上定性分析的案例，可以看出有说服力的定性分析，不仅包含了对历史概念的深刻辨析，比如资本主义精神，找到一个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一个拥有坚硬内核的概念；而且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述，不是泛泛而论、大而化之，而是通过认真地比较、对照分析，不仅要说明合乎原有理论的例子，更要解释原有理论的反例，使自己的理论概括突破原有的框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韦伯打破了宽泛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确立了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的内涵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原有理论所遇到的纵欲主义与资本积累的矛盾，找到了清教徒的而不是宽泛的基督徒的宗教伦理是导致经济增长在英国等清教徒人数较多的地方出现的根本原因。

诺斯的分析则是看到了原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因为只注重技术创新因素，从而无法解释经济增长何以在英国、荷兰、美国出现，而没有在拥有相同技术条件的法国、西班牙出现这一矛盾。他通过比较这两种情况，找到了制度变迁是导致经济增长率先在英国、荷兰和美国出现的原因，并进而论证道，即使技术没有进步，仅仅通过制度变革，也可以通过减少经济中的搭便车行为、激发生产积极性来达到经济增长。

塞缪尔·亨廷顿就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所作的研究堪称政治学领域定性研究的又一典范。在对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所作的研究中，他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可以带来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会带来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一个社会要成功地实现政治转型，最重要的不是照搬在英国、美国等国家已经确立并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分权制度，而是建立合法的、稳定的、有权威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秩序。政治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会动员起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如果缺少稳定的、有权威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秩序来吸纳和有序疏导这些现代化过程中动员起来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或者说政治参与大大超过政治制度的承载能力，就会造成参与危机，而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会堕落为大众运动或街头暴力，造成政治不稳定，这将严重影响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影响政治现代化进程。他指出，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政治转型比通过革命的方式通常需要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他同时预言，对转型期国家而言，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而两党制容易因为其天生的两极性，会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将严重的分裂带进政治体系。二战后转型期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证明了他的预言，他随后列举了包括土耳其等国的例子，为他的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秩序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乌克兰橙色革命导致的政治分裂、台湾地区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裂痕、泰国的红衫军运动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等都为亨廷顿的分析和预言继续提供着精彩的注脚。

亨廷顿通过对冷战后国际冲突的分析，发现了多数国际冲突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展开，提出了国际冲突的文明范式。他指出人和人类群体在社会交往中首先需要界定自我，而确认新的身份认同，而在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群体之间以意识形态为主的“你站在哪一边”的认同标准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你是谁”的认同标准再次浮现出来，从而重新确认了延续过几千年的以价值观、信仰、体制等为基本要素的文化和文明身份的认同。他以历史和当下的国际冲突的事例为他的分析和论断提供了实证支持。他还作出了文明的范式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有效性的预言。他的文明的范式为观察、解释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用的思维框架，至今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上述关于定性研究的案例说明，作定性研究或质性分析时，对概念的辨析和清晰界定是研究的起点；对概念间的关系的分析、阐述，以至理论假设的提出是论述的重点；在最后阶段为理论假设提供实证支持同样不可或缺，这为理论的解释力的最后确立发挥着终极性的影响。

（2）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或量化分析方法在认识论方面主要依据实证主义、证伪主义，承认事物客观性的一面，力图使对象客体的认识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影响，这一实证的客观性原则在近代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推动下，使人类告别了完全依赖于直觉、附会、巫术和奇迹的时代。以孔德为代表的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试图将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实证主义客观性原则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尽管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定义和测量面临种种困难，这并不能排除社会政治现象的某些客观性质，并不是说不可以利用在自然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定量方法对社会政治事实进行研究。相反，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实证分析能大大扩充和改善人对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认识，弥补纯粹规范研究的不足。

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小样本统计推断理论的成熟，以统计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迅速普及和应用。在政治科学领域，因为定量描述可以较为精确、清晰地描述政治现象，并可以利用数据资料对政治理论进行验证，政治学者开始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实证方法研究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研究科学化、定量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出现了行为主义革命，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成为政治分析的主流，使政治学向政治科学的方向发展。

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定量研究主要是指以问卷、量表、统计指标等方式测量社会政治现象，搜集数据资料并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定量分析，描述社会政治现象的存在状态和发展变化趋势，揭示社会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等。大规模数据收集已经渗透到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档案、国会档案、国会投票记录、选举统计、政党纲领、法律判例、选民问卷等。

迪尔凯姆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定量分析的经典范例。他没有像许多医生和心理学家那样对自杀现象作病理学和心理学的个案分析，而是注重从社会的环境因素中寻求对社会现象的通则性解释。他仿照自然科学试验中常用的理念，运用差异法和共变法去寻求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他比较了各个国家、地区、宗教、种族的自杀率，发现单个国家的自杀率在短期内变化很小，而不同国家的自杀率则有较大差别。通过比较分析，他先后批驳了气候等自然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发现宗教信仰、离婚率、政治动员等社会政治因素是造成不同群体自杀率差别的根本原因，并在这三个因素的背后提出了社会整合度的概念，发现社会整合度低的社会自杀率高，而社会整合度高的社会自杀率相对较低，这样他就找到了自杀率在不同群体之间差别的根本原因。一个社会整合程度越低，这个社会就越处于失范状态，人们缺少必要的社会行动规范的指导，由此会造成痛苦，并进而造成自杀率升高。

社会政治现象在宏观层面上往往具有很强的统计规律性，迪尔凯姆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自杀率的研究的成功之处正是基于自杀率在不同群体间的统计规律，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相较于定性研究更多地与个案式模式相结合，定量研究比较容易达到通则式的解释。

从上述关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论述可以看出，对一项政治科学研究而言，将其区分为定性的或是定量的，可能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分类方法，很少有研究是纯粹定性的或是定量的，因为一项完整的研究既包括对概念的辨析和界定，包括对概念（往往用变量来表示）间关系的建构，也包括用经验事实为理论建构提供实证支持，其间往往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多数政治科学领域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包含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混合研究路径。

定量分析往往是实证的、经验的，但定性分析既有实证的、经验的，也有规范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

4．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传统上还存在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不论在汉语中的对与错、是与非，还是英语中的对（right）与错（wrong）通常都包含两层含义，既包括了“真”“假”事实判断，也包括“好”“坏”价值判断，这说明在我们的语言传统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经常混淆在一起的。

对于两者的划分，最早的论述要归于休谟。休谟认为哲学分为思辨的和实践的两部分。道德被归在实践项下，指导人们的情感和行为，超出知性的判断以外。“道德的准则不能由理性得来”，价值规范不是理性的结论。人们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不是理性的对象，因为“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伪”，而人们的情感、意志和行为是“原始的事实或实在，本身圆满自足，并不参照其他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因此“它们就不能被断定为真的或伪的，违反理性或符合理性”。道德准则无法得到理性的辩护，也不来源于知性所能发现的任何事实。“应该”与“不应该”的命题，跟“是”与“不是”的命题相比，是一个新命题，而且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命题往往被不恰当地联系起来。

后来有些学者从这里出发提出了“休谟的铡刀”，认为休谟自此就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截然分开了。其实，得出这一结论是过于仓促的。休谟在同一部书的后面，又写道：“如果有人问，道德感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我认为我现在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给以任何确切的答复。往后我们或许会看到，我们的某些道德感是人为的，而另外一些的道德感则是自然的。”他认为，“有些道德之所以引起快乐和赞许，乃是由于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他进一步说，“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并不是任意的”，即使“称这些规则为自然法则，用语也并非不当” 。

可以说，休谟认识到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判断，并做了大致划分，但他的工作没有彻底完成。

马克斯·韦伯进一步阐述了休谟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二分的思想，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建议，并将之绝对化。他认为一种价值规范的内涵无法由任何一种伦理学予以明确的规定。诸如人们“是否对于那些成就甚多的人所欠也甚多，或者相反，对于能够成就甚多的人要求也应更多，人们是否应该比如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的因素诸如必要的‘刺激’暂时不予考虑）给卓尔英才以更多的机会，或者相反，人们是否应该力图通过严厉的预防措施消除由不平等的智力天赋造成的不公正，从而实现平等化，而这种措施就是：那些因能力带来声望的杰出人才决不利用他们较好的机会牟取私利，——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通过‘伦理的’前提来解决。然而，绝大多数社会政治问题之中的伦理问题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原则彼此处于永恒的矛盾之中，而纯粹以自身为根据的伦理学方法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他又说，“一个无论多么精心构造起来的‘价值’体系也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中的棘手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真正问题不是各种价值之间的选择，而是诸如‘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无可调和的殊死斗争”。而且“在这类对立之间，无论相对主义的态度还是妥协让步都是不可能的”。“种种人所向往的或强加的、出于具体对立之中的目的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调解”，事关选择和妥协。有资格对此作出裁决的任何理性的或经验的科学程序并不存在。他做结论说，“我们严格的经验科学最不宜妄称它可以免除个人的这类选择，它也不应该造成它能够这样做的印象” 。

此后一段时间，韦伯对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所作的这种严格界分，成为社会科学界广为接受的标准，这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减少科学讨论与评价性判断之间的混淆。

随后，波普尔沿用古希腊哲学的传统，以自然和社会约定的二元论展开论述，就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作了哲学上的阐述和说明。

他认为，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社会法则”，混合了两种概念，一种是规范性法则，即可以由人来设计、执行和改变，因而人对这些规则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还有一种指的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的自然规律，即社会学规律。对这两种法则，即自然的和规范性的法则做出区分是有益的。

他认为，规范与规范性法则是人为的，并不是说人可以随意改变它们，而是说“人能够评判和改变它们”，因而是人（而不是神或自然）对它们负有责任，不管这些规范是有意识地被人们所设计的，还是逐步被人们发现的。如果人们发觉某些规范令人不快，那人们就可以尝试去改进它们。但这种人为绝不意味着完全的“任意性”。规范性的法则，无论它是一项依法制定的法律，或者是某项道德戒律，都能够由人来强制执行。“它并不描述事实，而是规定了我们行为的方向。”

以上就是价值和事实二元论或者二分法的主要观点，但对这些观点并非没有异议。库恩指出，在一些重要情景中，规范性和描述性根本无法区分，“实然”与“应然”并不总是像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阿马蒂亚·森指出，我们通常的价值判断分为两类，一类为基本的价值判断，一类为非基本的价值判断。布劳格则将其称为“纯粹的”价值判断和“不纯粹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价值判断是“非基本的”或者“不纯粹的”，则这个价值判断中就不仅包含了价值的因素，也包含了事实的因素，那么对这样的价值判断的争论就可以依据其中的事实因素做出某种裁决。因为对事实方面的争论进行比较和裁决，可以采取科学的方式，不涉及价值争论。在社会领域的大多数价值判断都是“不纯粹的”，这为我们对这些价值判断进行讨论和理性分析提供了可能性。

在科学的或思辨的讨论中，明确地区分其中的事实（fact）因素和态度（opinion）因素是重要的，这有助于区分论断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态度，有助于对讨论中的事实因素和态度因素采用不同的原则、标准进行分析和裁决。但如果就此认为，事实因素（完全地或不完全地）无法影响价值判断，则罔顾人类思想史的事实。在我国古代社会、西方近代以前，古人的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以及法律等，以他们认为的事实，即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上帝、天道以及自然理性等为基础，当近代科学革命从某些方面彻底地推翻了这些神话传说，甚至把地球、太阳从宇宙的中心挪移开之后，人们的宇宙观因为新的事实证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坚持价值、事实二元论并将其绝对化的学者无法否认的。事实因素，因为其客观性，会对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产生持久的、革命性的影响，这是人类思想史的事实。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学派，以财产的神圣性，或者以自由市场制度的完善性为根据，拒绝一切对社会财富进行更公正的分配的做法，经常以价值和事实二分法做挡箭牌，认为人们的公正观和价值观不能从任何社会的或经济的事实中得出，也不能受到这些事实的丝毫影响。他们看不到，或拒绝看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仅反驳了自由市场制度的完善性，也反驳了以自由市场制度完善性为论证基础的某些价值观点。同样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了低效率和经济波折，这也反驳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天然的优越性和完善性。

尽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难以截然分开，但认识到两者的区别，认识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通常情况下是两码事，不将两者混为一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

（1）规范研究

最经典的规范研究当属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提出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最初的和完美的存在形式是“理念”（idea），人们日常观察到的一切事物只是其理念的摹本，而摹本总是存在失真，不再具有完美的特点。他认为当时的政体很不完善，是腐败的、有很大缺陷的。因而在政治理想上，他提出了哲学家为王的纲领。他认为哲学家热爱智慧，能够穷究并最终发现政治共同体的本质，并尽力实行，摆脱政治的不公和腐败，走向理想国。

我国的宋明理学，追寻“道统”，力图“发明本心”，提倡格物致知，达至“良知”，大意是穷究自然社会万物之理，并实行之，跟柏拉图的理想国虽不是一脉相承，却是殊途同归的。

当代的罗尔斯提出并论证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想，他虽然运用了古代学者无缘援引的功利主义、契约论、全体一致等思想观点，但其论证是同样的抽象和形而上。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规范研究认定人类社会，甚至自然万物，都有一个本质、本原或理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不仅不影响它的存在，而且应该是我们最终的追求。理念或善，在柏拉图那里，是一种客观实在，独立于人类的认识，不管它存在于形式世界还是逻辑之中，人类依靠逻辑思辨和理性分析，最终能够发现它。规范研究是高度抽象、思辨的，是形而上的，跟社会政治现实缺乏紧密的勾连，尤其是无法用经验事实进行验证。从这一点来讲，尽管规范研究可以启迪人类的智慧，激发人的理想和信仰，却无法称得上是科学的。

规范研究得出的理念、完美理想等，虽然美好，因其缺乏与实践经验的勾连，既无法验证其结论，也不提供对其结论证伪的途径，因而容易形成思想的专制和垄断。

（2）实证研究

与规范研究注重抽象思辨不同，实证研究除了进行思辨和逻辑推理以外，还认为人类的理念、知识和客观世界并不是自动统一的，人的认识是否为真，需要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实证研究不排除在研究的某一阶段进行抽象思维和形式逻辑，但坚持人的思维结论，即理论假设，最终要和外部现实相勾连，并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

定量分析通常是实证的，定性研究往往也是实证的。曼瑟·奥尔森在对集体和集团行为的研究中，认为集团或集体行动必须用统一的起源来解释，首先按照个体经济人的假设，利用理性选择原则，认为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并进一步推演出自己的理论假设：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这就意味着一个大型的组织，除非其中某一个或少数几个主要成员承担主要费用，否则组织将不会存在。然后，就可以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为自己的理论假设提供实证支持。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费中，美国一个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不是这样，这个组织要么不会成立，要么早就瓦解了。还可以观察行业协会中，是否最大的企业负担也最大，否则行业协会这一对所有行业内企业都有利的组织可能难以生存。

五

政治学者艾伦·C．艾萨克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范围与方法》中指出，政治科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科学的内容或者它研究的是什么，一是政治科学的结构或者它是怎样研究它的对象的。而对于政治学家来讲，他所采用的方法，所作的基本假设，都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自己对政治科学的看法。并且“方法”和“范围”不可分离，其采用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和不能研究什么。他还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学方法论与具体的研究技术的区别，“前者，它指的是政治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假设。也就是说，政治学方法的研究离不开技术，但其研究重心应该放在范式的探讨上” 。

现代政治科学各种研究方法分别从特定的视角出发、着眼于特定的层次、依据特定的原则提出特定的假设，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并且应用于不同的研究范围。基于对“范式”的理解，我们把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分析路径分为三个层次：微观层次，即个体主义研究方法；中观层次，即团体主义研究方法；宏观层次，即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无法按照这个划分归类的，如比较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等。

微观层次的研究方法将视角转向以行为者个人的行为或者心理为研究对象，其发端深受二战后行为主义的影响。微观层次的研究范式围绕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以他们行事的方式作为。具体来说：第一，其基本的分析单位是个体行为。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系统或制度为分析单位的整体研究方法的否定。认为始于19世纪的制度研究忽略了两个基本的现象：人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影响，以及快速变革的社会和不安定对人和制度产生的政治影响。第二，行为主义认为可观察到的行为都应该是研究的重点，而任何行为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因此他们认为，态度、观点、人格特性等往往被视为属于精神上的或者观察不到的活动，都与经验有关，是可实证性的，都可以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第三，强调科学的方法。行为主义者强调对任何行为的解释都要经得起经验的检测。在具体研究手段上注重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并且借鉴了大量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中观层次的研究既不同于前述从个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层面来考察政治现象，也不同于系统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从抽象和一般层次上得出政治科学的普遍规律。虽然中观层次研究的出发点也注重个体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但前提是个体一定要置于一定的与之相联系的团体之中，并且还强调团体整体作用的效果。这就使中观层次的研究成为联系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纽带。基于中观层次研究视角的理论模型主要有：角色理论、小团体理论、集团理论、精英理论。

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整体的体系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及其作用，认为政治活动离不开整体的行为，结构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为认识论视角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具有三个基本命题：社会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个体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或者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演绎而来。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研究的视角上体现为，是从整体或结构的角度还是从个体或行为角度出发；在研究进路上体现为，是从整体解释部分，还是从部分解释整体。而在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内部，由于各种范式的理论假设和关注的重点不同，又可分为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和政治系统研究方法两个部分。

最后，对于本书关于各种研究范式的划分，以及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对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做出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由于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包含许多不同的理论范式，对于各种研究方法的划分也有许多不同视角和标准，因此研究方法的划分中难免出现重叠的情况，人们还可以采用学科性划分的方法，即以各类研究范式采用和借鉴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的不同为依据，如制度主义理论、理性主义等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而其他范式比如学习—社会化的模型、角色理论等更多地采用了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等。

第二，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比如当讨论政治集团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影响政府决策时，必然会与公共选择理论相关。同样，在研究利益集团如何追求自身利益时，也已经以其理性假定为前提。又如，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精英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并不是说这些研究方法因为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者范围就只能单独运用于某一领域或层次的研究。相反，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出现研究方法运用的交叉，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出发，运用多种研究范式研究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用不同的理论解释某一政治现象。而这种相关性也与各研究范式本身的特性有关。正因为特定的研究范式都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去研究政治现象，因此不可能顾及政治现象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第三，所有的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缺陷，总有他们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和现象。比如，个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的态度、性格等差异，却忽视了行为者履行政治角色的职责和规范。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范式研究和解释政治对象和活动。正如阿尔蒙德曾指出的，政治科学应避免将自身建设成各离散部分不好相处的堆集。在方法和取向方面确实存在不应加以否认的多元主义，然而它们不应“孤立”起来，而应当相互作用，应当兼收并蓄和彼此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