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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文化的当代景观可谓纷繁杂陈。不同的媒介载体和不同的内容产业百花齐放。然而，尽管形式内容各异，受众接受度不同，但是，作为大众传媒，它们大多免不了屈从于大众文化的基本法则：收视率（或票房或市场占有率等）。要吸引大众眼球，就要有某种招数，最初以提倡文化品位出台的《百家讲坛》，在惨淡经营几年后迅速改换门庭，耍起了经典通俗化的把戏。
2005—2007年是《百家讲坛》大获全胜的几年。在先后捧出了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一批“学术明星”之后，《百家讲坛》已经坐实了它学术造星梦工厂的地位。同样，围绕着《百家讲坛》而热卖的“国学热”、“经典热”、“意粉”、“鱼丸”、“学术超男/女”、“文化奶妈”、“心灵按摩师”、“布道者”等流行语汇，也把《百家讲坛》推到了争议纷呈的前线。各路粉丝们对学术偶像表现出疯狂崇拜：易中天的博客点击早过百万，《品三国》一书销售火爆，首印高达55万册，仅版权就拍卖出了140万元的天价。而火得更快的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卖出了约四百万册，仅在2006年11月底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首日签售中，就一口气卖了12600本，成为中国图书销售史上的新纪录保持者。
有“鱼丸”作诗一首《于丹〈论语〉心得签名售书感赋》:“京城书市蔚奇观，半日签名上万千。清早门庭人济济，夜深场外队绵延。常闻《论语》多生涩，谁料如今当美餐。饥渴寒风全不顾，三更也要见于丹！”
当然，与之相对也不乏批评声浪：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系列引起红学界的一片非议之声
；易中天的讲座被批评为学术书场，把严肃的学术庸俗化
；而于丹一书，更有十博士批评她“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
。《百家讲坛》可谓近两年国内文化圈的最火爆的话题之一，也是最值得研讨的一个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现象。
纵观《百家讲坛》之争，至今谈得最多的就是“经典”与“通俗”这个话题，虽然有人反对局限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解读经典”的话题，认为这“大大低估了它的文化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典通俗化”恰恰汇聚了围绕着《百家讲坛》而出现的诸多关键词的各个侧面。“经典通俗化”意味着曲高和寡的经典重归大众，向普及化的方向发展，而且对它的思考也不只是单纯地赞赏或哀叹。如果我们把着眼点从“经典”转向“通俗化”，即《百家讲坛》为何及如何成功转型？转向对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与问题的思考，那么，就有必要思考如下问题：作为一个知识性的电视讲坛类节目，《百家讲坛》普及经典的方式和以往的电教节目相比有何特别之处？这种将经典通俗化的方式何以会引来截然对立的拥护与批评？它与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有何联系？这些问题都将会涉及隐藏其后的某些基本预设或话语结构。因此，这里所讨论的《百家讲坛》现象就不是只局限于《百家讲坛》这个节目，而将包括围绕着它而出现的众多文化事件。而《百家讲坛》可称为是当下中国特色的文化格局的一个典型个案。
当我们目睹易中天、于丹等人的大红大紫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件，也就是《百家讲坛》在2004年的转型：以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开讲《清十二帝疑案》为转折点，《百家讲坛》在内容、宗旨、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表现，它从原本的科学、生活、历史、文学等诸多经典题材并存，转向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商业价值的那些奇闻轶事；从最初的立志做电视版的“百科全书”到“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从讲堂到娱乐演播厅等，随着这一系列的转变，《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也是一路飙升。对此状况，有人拍手称赞，有人摇头兴叹，然而不管大家的态度如何，这一转变却并非偶然，它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语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