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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译序

麦独孤(William Mc Dougall,1871—1938),英国裔美国心理学家。他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西方现代心理学流派——策动心理学或目的心理学的主要代表者和发言人,毕生致力于用本能来解释社会行为。一般地,人们把1908年麦独孤和罗斯(E.A.Ross)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大纲和资料集》两书,作为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虽然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从提出伊始,一直成为众多心理学家批评的靶子,但麦独孤对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贡献,无疑是不可抹煞的。特别是20世纪初叶,本能作为一种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大大促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当时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都以麦独孤的本能心理学作为阐释人类社会行为的根据。甚至后来的心理学大家,如桑代克(E.L.Thorndike)、杜威(J.Dewey)都曾支持过麦独孤的本能论,从中汲取营养,并明确宣称,人类的社会心理与本能有密切关系。此外,麦独孤关于社会情境下个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观点,以及有关道德发展、情操意志的论述,对后来的心理学家如皮亚杰(J.Piaget)等都有深刻影响。心理学理论家查普林等(J.P.Chaplin, et al)对此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麦独孤的论述受到他同时代人过于宽厚的对待,而又受到历史过于严峻的考验!

麦独孤作为一名成长于英国的心理学家,深受苏格兰官能心理学传统思想的影响。他1871年6月22日出生于英国的兰开夏,1890年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旋即入剑桥大学学医,1894年获医学士学位,继而深造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在学生时代,麦独孤是个进化论者,他曾仿效达尔文的行为,随剑桥人类学探险队前往大洋洲托雷斯海峡列岛对原始民族进行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考察,不久又单枪匹马赴婆罗洲研究当地土著部族,这为他后来提出策动心理学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回国后,他曾到德国格丁根大学师从缪勒(G.E.Müller)学习心理实验技术。1900年始任伦敦大学学院讲师,并主持新建的心理实验室,1904年改任牛津大学心理哲学讲师,并主持过一个规模较小的实验室工作。1912年因其出色的科学研究工作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出任英国陆军战争神经病医官。由于不满于英国的心理学现状,1920年应邀前往美国,先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后因与该校心理学家的步调不一致,1927年改任杜克大学教授。1938年11月28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去世,享年67岁。

由于麦独孤成长于19世纪末叶,当时后起的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扶摇直上,争当世界强国,而英国正由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整个社会显得停滞、退缩。为了适应垄断资本家的需要,多数哲学家奉行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甚至认为心理学也有陷入唯物主义的危险。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所有大学里只有剑桥大学(1931)、伦敦皇家学院(1906)和伦敦大学(1928)开设心理学讲座。像牛津大学这样早在12世纪就已成立的名牌大学,在1947年以前,却从未开设过独立的心理学讲座。一些心理学家如铁钦纳(E.B.Titchener),曾试图在大学里建立心理学实验室而遭到失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显然心理学研究在英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麦独孤因而把目光转向美国。由于麦独孤具有北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坚持英国唯心主义的传统,他的心理学体系与美国格格不入,因而他在美国心理学界的处境并不太妙,与同一时期在美国任教的另一英国心理学家铁钦纳极相类似。麦独孤的哲学思想继承了斯图尔特(D.Stewart)的苏格兰哲学的传统,又受到达尔文(E. Darwin),更直接地是受到詹姆斯(W.James)和柏格森(H.L.Bergson)的影响;在心理学上他继承了沃德(J.Ward)和斯托特(G.F.Stout)的意向心理学思想,赞同心理是主动的和整体活动的机能心理学观点,反对洛克(J.Locke)的白板说、联想主义、行为主义和心理学中的现象主义,主张本能心理学(instinctive psychology)和策动心理学(horme psychology)。至于“策动”(horme)一词则直接受到了《教育原理》的作者沛西·能(Percy Nunn)的启发。因此,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E.G.Boring)在《实验心理学史》(1950)一书中认为,麦独孤的目的心理学(purposive psychology)是在沃德体系的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托特指出,“物理学对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一无所知的。目的活动是心理学所独有的概念”。麦独孤认为,心理学家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就必须选择适合于研究对象的科学概念,而“目的的行动就是心理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因此,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与沃德、斯托特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换言之,麦独孤从中汲取了营养。

麦独孤一生对心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和见解。他涉足的研究领域也较为广泛,除社会心理学外,还涵盖了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等领域。1905年,他先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提出心理学应是研究行为的实证科学,他认为,心理学家不应当把心理学定义为意识的科学,这是一种贫乏和狭隘的框定,而必须勇敢地宣称心理学是行动或行为的实证科学。但他对行为的见解则是与华生(J.B.Watson)等完全对立的;继后又提出以本能(instinct)为基础的行为学说,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是由一些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本能决定的,本能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源泉。他反对机械论心理学,曾长期与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进行论战。他认为行为并不等同于机械反射,更不能把行为简单地归结为“S—R”(刺激—反应)的纯物理过程;在他看来,行为产生于身心交互作用,属于一种心物过程,包括心理和物理的双重变化,只有从知、情、意三方面才能对此进行充分描述。麦独孤认为策动和维持行为的根本动力是本能,而不是客观外界的刺激物,一切行为都在于努力实现一定的目的。这里的所谓本能,乃指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由自然选择所提供的一种遗传的心—物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个体去感知和注意一定的对象,体验一定的情绪,从而产生一定的动作,或者至少体验到产生这种动作的冲动。即“……先天的或遗传的倾向,是一切思想和行动——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基本源泉或动力,是个人与民族的性格和意志在理智能力引导下由之逐渐发展形成的基础”。麦独孤认为较重要的本能有逃避、好奇、好斗、性、饥饿、合群、获取和自我表现等12种。上述本能是个体行为的非理性策动力,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个体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种行为具有下列7个标志:① 活动的自发性;② 活动的持续性;③ 活动方向的变化性;④ 活动的情境性;⑤ 对出现新情境的准备性;⑥ 活动的行为效果的渐进性;⑦ 活动的行为目的性。一言以蔽之,个体所有行为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因此,有的研究者就把麦独孤的心理学理论体系称为目的心理学或策动心理学。他的心理学理论曾在当时引起广泛重视和争论,在1920年,美国还掀起了一场范围广泛的反本能论的运动。但麦独孤仍坚持捍卫自己的理论,1930年,他在为美国心理学家默奇森(C.Murchison)主编的《1930年各派心理学》所撰写的论文中,声称他今后更为困难的任务是要为使用“策动”这一形容词所表明的更加激进得多的目的心理学进行辩护。

1932年,麦独孤终于放弃了本能这一概念,改用“行为倾向”这一新词汇来替代,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类有18种行为倾向,其内容与早期提出的12种本能大同小异。后来麦独孤甚至连“行为倾向”这一词也不用了,但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诸如愿望、需要、动机等概念与本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麦独孤看来,它们也可以说是由本能引起的。从心理学发展历史上考察,麦独孤的心理学理论在强调行为的趋向性和动机作用等方面曾起过积极作用,对不少心理学家有所启迪,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斯金纳(B.F.Skinner)和托尔曼(E.C.Tolman),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罗杰斯(C.Rogers)等。但他的策动心理学实质上已从原来的目的心理学,演变为一种泛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心理学了。

尽管如此,麦独孤对心理学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尤其是其大量著述,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咀嚼和玩味。其主要著作有《生理心理学入门》(1905)、《社会心理学导论》(1908)、《身与心》(1911)、《心理学:行为的研究》(1912)、《团体心理》(1920)、《心理学大纲》(1923)、《变态心理学概论》(1926)、《人的能量》(1932)、《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1936)及《生命之谜》(1938)等,这些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借鉴价值。

麦独孤1908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对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著名心理学家伍德沃思(R.S.Woodworth)称这是“为社会科学提供心理学基础的努力”。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麦独孤主张心理学应着重研究本能、情绪情操和意志。他认为,过去的心理学过分偏重认知方面,忽视了对情和意的研究,而情和意不仅与本能有密切联系,也是本能奋力追求的目的,认识活动唯有和情意活动一起方能构成整体的主动活动。因此,麦独孤构建了一套以遗传本能和相应的情绪以及后天所形成的情感为基础的人类社会行为的学说,本书出版不久就“洛阳纸贵”,成了一本畅销书。由于麦独孤用生物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麦独孤曾在1936年说过:“比起其他图式来,关于人性的某种图式(意谓策动心理学)似乎特别为我所喜爱;但是在我的同行中,每100人也许只有5人对我的那个图式给予十分有限的同意,其他95%可能认为我是绝对错误或完全错误的”。可见,麦独孤有自知之明,但这未免过于悲观了!

《社会心理学导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澄清本能的概念。他把本能定义为:“一种遗传或天赋的心理—生理倾向,它决定它的占有者对某种客体的知觉和注意;体验知觉这种客体时引起的一种特殊情绪兴奋以及特殊方式的动作,或者至少体验到对客体动作的冲动”。麦独孤认为,本能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或社会科学的诸多著作中被歪曲和误解了。动物的一切行为受本能支配,本能的内驱力决定了非理性的行为。当然,作为人类的行为不同于动物。但不可否认,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高等动物,因而在其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本能对人的行为和心理仍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本能也提供了内驱力。麦独孤在本书中,从什么是引导目标、追求行为的基本动力或动机等问题出发,提出一般的假说,认为有机体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动机,这些动机是自然的、遗传的,是在个体经验中派生所有其他动机的本原。他用“本能”作为这些基本动机的代名词,从而把他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完全建立在本能概念的假设上。

据此,麦独孤指出,通常的本能概念只是生理学的概念,它和反射概念混淆了。实际的情况是,本能包含有知、情、意三种心理成分。个体的社会行为是由一连串的本能所组成,本能又会影响个体对社会的认识、兴趣、情感(情操)等行为。个体在生下来后只是具有许多本能,后来这些本能在社会影响下得以发展,欲了解人的个性发展与变化,需从对本能的认识开始。麦独孤认为,本能是推动人类一切活动的东西,是策动和维持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而本能的核心是情绪体验。社会现象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大体相似的本能倾向的结果。人有许多遗传的本能,它不是一个或一串机械的反射,而是一种原始的完整的心理过程。在他看来,反射仅是一种生理作用,而本能动作则是生理—心理兼而有之。这种遗传本能包括三个组成部分:① 在受纳方面,它是一种注意特定刺激的倾向;② 在运动方面,它是作出一定动作或朝向一定目的的倾向;③ 在情绪方面,它是本能的核心部分,每种本能都有相应的情绪伴随。例如,好奇本能以惊异情绪为核心,好斗本能以愤怒情绪为核心,父母本能以柔情情绪为核心,逃避本能以恐惧情绪为核心……,他用上述标准将本能和情绪配对进行分类(如下表所示)。

麦独孤的主要本能及其相应的情绪

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中用本能解释社会行为:合群本能产生了人类社会,模仿本能形成了社会传统、风俗与习惯,储蓄本能导致了私有财产,好斗本能爆发了战争,等等。由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当麦独孤面临无法解释的社会行为时,便不断增加本能的项目,起初只有几种,后来增加到十几种,以此来应付对各种社会行为的解释。总之,麦独孤主张“社会心理学必须说明个人心理的天赋倾向与能力如何形成所有复杂的精神生活;反之,这种生活又如何影响个人天赋倾向与能力的发展与表现”。在他的心目中,解决上述问题的灵丹妙药便是本能。

同时,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第七章等处,提出了道德行为发展的阶段论。他从个体发生学角度出发,认为道德行为在本质上是社会行为,它的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个体在出生后的早期,对道德的理解是混沌的、模糊的,其行为只受个体本能冲动的制约影响,但本能并不是如同反射弧那样发挥作用,而是动机,即指向特定目标的内驱力。道德行为和本能行为相比,在于前者包含着对本能冲动的有意控制和调节,是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情绪和冲动的组织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本能包括认识、情绪和动作三种成分,而知、情、意、行的发展水平与年龄有关,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于是逐渐形成和发展了道德品质。这一过程包括四个连续的阶段:① 行为决定了本能冲动,即仅由痛苦或愉快的影响改变本能行为的阶段;② 本能冲动因受到外界权威的赏罚影响而被纠正,或称非道德阶段;③ 学会控制自身行为,主要受社会赞扬和谴责的期待控制着的行为阶段;④ 无论社会环境可能给予的处罚或奖赏如何,个人行为完全根据自己的原则,这时的行为受行为的理想调节,是社会道德行为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道德发展观念中,麦独孤显然强调了环境和学习因素的重要性。这亦为后来班杜拉(A.Bandura)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奠定了一定基础。

感情概念(这个概念也有译为“情操”的),也是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阐述的中心术语之一,是对其本能学说的延伸和发展。在麦独孤看来,较为复杂的人类社会包含着两种或多种本能的结合,当若干种本能指向同一客体时,这种混合情绪的集合就构成了感情。对此,麦独孤指出,感情即“一种以关于某客体的观念为中心的、有组织的情绪意向体系”。如爱国主义感情就是惧(国难时)、怒(受侵时)、爱及自负在后天以祖国为中心结合而成的一种感情。麦独孤认为,感情是从人的心中产生的,而不是遗传或本能的组织中固有的。由于感情不断地对个体的情和意的生活加以整合,因而它对个体和社会的品格行为尤为重要。受香德(A.F.Shand)的《性格和情绪》(1896)及《性格的基础:一项关于情绪和感情趋向的研究》(1914)的影响,麦独孤明确地将情绪和感情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感情是心灵的总体结构或精神组织中的一种持久结构,而情绪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心理过程中这一阶段中的一个方面”。感情具有下列功能:① 意向的,或推动行为接近目标;② 认知的,或对于接近奋斗目标的经验进行选择性组织;③ 情感的,或人类奋斗的情绪特征。如果没有感情,个体的情绪就会变得混乱,社会生活就会无序,种系延续亦就不可能了。麦独孤认为,个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在于感情,个体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从而对事物的道德价值作出判断。这里的道德准则与感情是无法分离的。如果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对感情加以粗略的分类,包括(1)爱的情感。这类情感共有的属性是寻求的对象,并且预先感到快乐的倾向。(2)恨的情感。这类情感共有的属性是逃避的对象,并且在与之接近时,个体会体验到痛苦的倾向。(3)敬的情感。这类情感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自卑的与自爱的属性。在各种情感中,麦独孤特别重视自我情感,认为这种情感是最高级最复杂的感情,它包括自爱和自尊。由于感情的作用,使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同时感情也构成了自我意识、意志的基础,而三者的融合形成了人的性格或人格。

在上述基础上,麦独孤进一步认为感情是在个体与其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他说:“任何人只有在接受道德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一系列受人尊敬的情感;甚至伟大的道德改革家也必先吸收道德的传统,才能对这个传统在某些方面有所增益和改造”。个体的自我、感情是逐步发展的。从爱自己到关心、帮助他人,发展到爱家乡、学校和国家;从爱具体的事物到爱抽象的真理。其他的感情形式莫不如此。麦独孤认为感情的发展有赖于社会道德传统和奖罚的影响,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发展其道德判断和道德观念,这是作为共同的文化背景如语言、传统和修养的交互作用结果而获得的,道德情感也是经过这样的长期锻铸而培养起来的。

可见,综观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对本能、道德发展和感情的理解是关键。这既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社会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一个突出的缺陷是研究范围的狭窄,他并未在此书中论述真正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只是为理解社会心理学打下了基础;他在另一部著作《团体心理》(1920)中才真正论述了社会心理学问题。同时,他在用本能论解释社会行为时,虽做了很大努力,但没有持久的贡献;道德发展理论亦失之偏颇;至于用感情来理解人类行为更是没有超出描述水平。贯穿于《社会心理学导论》中的本能心理学思想之所以在20世纪初期大有号召力,乃是因为当时恰逢达尔文主义高潮,那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本能作为人与动物联系的纽带。尽管如此,在社会心理学发展历史中,麦独孤的理论仍占有一席之地。

诚如前述,麦独孤是以本能为核心来构建社会心理学思想体系的,在此基础上,再来阐释道德发展和感情概念。但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或本能决定论的观点从1919年起,就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现在看来,用本能来构筑社会心理学的思想与体系,确实显得较为粗疏,且有许多无法自圆的困难。

首先,关于遗传本能问题。麦独孤认为,“一种本能可被定义为一种先天的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一个有机体去感知(或注意)某一种类的对象,在这个对象面前经验着某一种类的情绪兴奋和某一种类的动作冲动,表现为对这个对象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行为”。在这里,麦独孤把本能视为受之于知、情、意的行为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是与生俱来的,从而把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降低到动物水平,这是一种生物还原论的观点。同时,麦独孤还把本能的遗传与孟德尔法则联系起来,认为“有些简单的本能似乎是按照孟德尔法则遗传的”。但是,这个遗传的不学就能的本能行为的假设一直没有得到动物实验的支持。可见,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麦独孤看来,本能就是冲动。他说,“我们不要把这种反射机制看做为本能,它仅仅是本能的工具”,并认为本能“instinct”的本义是“stirruping inside”,是“有动中的冲动,反射只是本能的运动机制”(高觉敷语)。显然,本能和冲动是两个具有明确内涵的概念,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视为等同,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其次,关于本能活动的目的问题。麦独孤把人类行为看做是受各种本能驱使的结果,这样无疑说明本能是有一定目的的。然而,当真正的冲动性动作发生于动物或儿童早期时,完全不可能把这种冲动性动作归之于一种明确的目的。如果用这种冲动性动作来解释人类社会生活,那么,人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那些显而易见的或有目的的或寻求目标的活动则是一种“超物质”使然,这样就势必滑到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和泛目的论唯心主义上去。此外,麦独孤所谓的某种行为确系与生俱来的说法,既缺乏证据,同时又是含糊不清和不完全的。因为仅靠思辨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失之偏颇。在现实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人们已经发现,本能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并不如此重要,决定行为目的并为行为提供动力的乃是社会环境,而不是本能。

最后,关于生物现象和社会心理现象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在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物质基础、神经过程中,发现高度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不是纯粹的生物现象所能解释的。因而就对追求真理失去信心,而到“上帝”和超自然的“神灵”那里去借“救兵”,麦独孤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说,“在神经系统生理学的更特殊的领域内,我们的知识同企图用它来代替心理学的信心相比起来,就有惊人的缺陷了。我们不懂得神经纤维上的传导变化的性质即所谓的神经冲动;究竟这种冲动只有一种、两种或许多种,存在着意见上的尖锐分歧。我们也不知道神经活动的协调中所有抑制过程的性质。我们对于无比重要的突触的特殊情况和过程一无所知”。在这里,麦独孤把当时对神经生理学的无知,作为唯心主义的超自然的心灵说的口实,可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心灵究竟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他认为,“心灵是以两种方式表示出它的性质、力量和机能的那个东西:其一是个体经验,其二是身体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总和构成了个体的行为”。可见,麦独孤是心身交感论者,在他看来,心身可以互为因果。当他认为心理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原因时,这个活动过程就没有相应的神经过程,从而否定了心理现象的基石是生物现象这个事实,这样他就否定了心理是脑的机能这个论断。显然,把生物现象与社会心理现象对立起来,为了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显然,在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与冯特(W.Wundt)类似的个体化和生物学化倾向。此外,在用单维理论(如生物规律)来解释高度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心理事实时,麦独孤一方面在对动物行为的解释中把本能拔高为目的;另一方面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中又把目的贬低为本能冲动,这样就忽视了人的本质特征,在理论观点上犯了双重错误。我国著名心理学史家,也是较早对麦独孤心理学思想进行评述的高觉敷教授,就认为麦独孤没有注意到人与动物的差异,犯了“拟人论”的错误。究其症结,乃在于对生物现象和社会心理现象的关系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

显然,麦独孤的心理学思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不可否认,他强调社会行为的趋向性以及动机在其中的作用,用目的心理学观点研究变态心理学,立一家之言,对心理学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例如桑代克在《人的本性》(1913)中,伍德沃思在《动力心理学》(1918)中都曾探讨了本能问题,这显然是受到了麦独孤思想的影响和启迪。特别是他在1908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后,世界各国出版了许多以“社会心理学”为题的著作,被美国心理学史家墨非(L.B.Murphy)等誉为“社会心理学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1908—1921年间,此书重版14次,到1960年,它的英文版已出到第23版,足见其影响之大。因此,麦独孤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对于社会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心理学史上,这部教科书的影响是永存的,它不仅促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而且培养了大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人才。此外,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思想,在社会心理学史中被称为简明而有效的理论(simpleand sovereign theory),亦被当时的经济学家维布伦(J.Veblen)和社会学家特罗特(W.Trotter,1916)等用来解释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麦独孤对社会心理学的探讨并不是人们公认的科学探讨,对许多概念术语的阐释,并没有超过描述水平。不过在社会心理学著作出版的早期阶段,他的论点比起其他人的一些论点来,显然代表了一大进展,因而在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

正确理解和把握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的主旨,除了了解麦独孤在心理学史上的地位、影响、成果、贡献,以及其心理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外,还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和态度问题。

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即如何认识麦独孤理论观点的所谓“独特性”。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思想,乍看起来十分特殊,其理论体系也有些独特,但细加分析和思考,它应属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西方心理学发展规律的产物。

从研究目标和研究的社会效果来看,麦独孤的主要目标是探索个体行为、道德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培养,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心理学家相比,虽然在研究内容和理论观点上截然不同,但他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社会效果却是殊途同归,即试图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对麦独孤来说,他的研究是为了解决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因日趋衰落而暴露出来的社会道德行为问题,以此作为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可见,麦独孤和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其研究工作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当时当地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来看,麦独孤一方面强调本能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环境压力对人的道德行为发生发展的作用。这两个貌似对立的观点在道德行为对本能行为的有意控制和调节中,即在其自我、自我观念和意志的扩张的社会过程中得到了统一,这种强调情意的思想实质即本能决定论,和美国早期机能主义心理学家詹姆斯、杜威和安吉尔(J.R.Angell)的目的论思想如出一辙。由此可知,麦独孤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并不独特。除了历史继承性外,反映了当时西方心理学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从心理学发展历史来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心理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已经不再像冯特那样从哲学的认识论出发来确定心理学的研究任务,而是从生物学观点的发生心理学出发,考察行为动作和情绪本能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研究方向的改变,而麦独孤也顺应了这种改变。他把情绪体验作为本能的核心,把本能从生理学中分离出来作为心理学概念,赋予了本能新的涵义,从而作为研究道德行为和建立感情学说的理论依据。这说明麦独孤心理学体系的实质,是与当时西方心理学的生物学方向步调一致的。所以说,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思想,只是在外观上特殊,其实质是沿着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的阶段性规律在发展着。如果说其有独特性,那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英国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理解上述问题,对于正确把握麦独孤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思想的脉络至关重要。

其次是一个态度问题,即如何对待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遗产。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既不是一无是处,“七分无用三分歪曲”,也不是解释社会行为的灵丹妙药。对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从前面对麦独孤社会心理学思想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中不乏“合理的内核”。例如,重视社会行为中动机的作用,强调道德发展中学习的影响,以及对情绪与感情的论述等,都有其借鉴价值。当然,在学习外国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思想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照搬照抄,正确的途径应该是学习、选择、中国化。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地位规定,学习是其发展的生长点。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前人的超越。五四运动后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作为当时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必读教科书,被译介到我国,这是前辈心理学家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因此,对待外国的社会心理学资料,必须重视,应当摄取其中的营养,用以发展自身。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心理学都带有一种地区性的文化特色,都含有它的特殊因素,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就带有浓厚的英国文化色彩。因此,外国的社会心理学资料,绝非都是我们摄取的对象。例如,贯穿于麦独孤社会心理学思想中的本能概念,我们并不能把它搬来解释社会行为。

在摄取、选择外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时,绝不能照搬照抄,而要加以选择。所谓选择,意谓批判地吸收。麦独孤对沃德、斯特纳,犹如霍尔对普莱尔,就是采取了选择的态度,即批判地吸收的态度,我们在摄取外国社会心理学的要素时,也应该持这种分析、批判和选择的态度。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外国人既有共同的特点,即存在着普遍性,但又更多地具有不同的特点,即有特殊性。例如,我们所获得的小学儿童和中学青少年道德发展的特点、阶段及其内容,与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中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与国外同类资料有较大出入。近年来,跨文化心理学家在比较和研究东、西方文化背景下人群的心理活动和机制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自我概念、合作和社会认知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研究表明,具有东方文化背景(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人在自我概念上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分析社会行为的原因时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需要合作的任务中,更容易从他人的视角来看问题。与此不同,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在自我概念上更强调个人内部物质对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独立性,在分析社会行为的原因时强调个人内部特质对个人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在需要合作的任务中,不容易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显然,如果照搬外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势必失去客观性、真实性,也会影响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既然有着本民族的特点,这就导致外国社会心理学资料被摄取之后,要经过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的特殊性相融合。一般地,国外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建立的理论以及采用的方法,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例如,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思想,就与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社会背景不同,条件相异,语言表达各别的情况下,套用同样的理论,采用相似的方法,往往会差之毫厘,缪之千里。我们倡导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目的是使每个国家的心理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以本国之人为研究对象,以便准确地发现其本国人民的心理与行为法则。以不同社会的人之确实法则为基础,才能进而建立更高层次之心理与行为的可靠法则,才能彻底发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类之心理与行为的殊相与共相,从而建立具有广阔外在效度和生态效度的心理学法则。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翻译自始至终是在我们三人的共同导师——林崇德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向这位享有盛誉的著名心理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至于译作中有不当和错译之处,理当由我们负全责,并企望同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我们将不胜感激。

俞国良等谨识于北京师范大学
1997年3月
俞国良等修订于中国人民大学
2010年8月 erg1XjszSPAAbWCXM6pW842KgZAo/fheAVLoVHzx6gUqwbTNI5Sz6U/ofulm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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