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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国的统治者，依不同角度与不同史观，可分为许多派，脾气差一点儿的，最后还会打起来。好比味觉派说榴梿好吃；嗅觉派说榴梿臭；营养派说榴梿营养丰富；易携派说榴梿拎起来重；触觉派说榴梿多刺；储存派说榴梿不耐久放。最后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后人评论统治者，又多容易以果推因，于是常有以下情况。
比如某开国之君：
——若他有生之年完成集权，但国祚不长，传统史观会说他排除异己。
——若他有生之年没完成集权，且国祚不长，传统史观会说他无力御下。
——若他有生之年完成集权，且国祚长久，传统史观会说他混一四海。
——若他有生之年没完成集权，但国祚长久，传统史观会说他宽宏大度。
比如某壮阔的开疆之君：
——结果好，那就是雄才大略。
——结果不好，那就是穷兵黩武。
——提拔基层得力，那就是任贤使能。不得力，就是任用私人。
——任用老将得力，那就是用人不疑。不得力，那就是暮气沉沉。
比如某内敛的守成之君：
——国祚长久，那就是施政仁义。
——国祚不久，那就是保守趋退。
甚至，私人品德上也会因结果而导致不同评价：
——国祚长久而多有内宠，那是风流天子。
——国祚不久而多有内宠，那是色欲亡国。
——国祚长久而大搞文化，那是文采翰林。
——国祚不久而大搞文化，那是靡费乱邦。
举个例子吧：乾隆皇帝。
若站在中国传统史书评价角度，他本算个合格的皇帝：安抚百姓，视察水利，减免税收。这些公共福利，以18世纪中国的行政与科技条件，他算做得很好了。在他治下，中国也确实人口大发展、海内颇富裕。他跟他爷爷的统治期合称康乾盛世，也算得是安了邦。又改土归流，兴兵征讨，拿下了西北、北方与西南，将原本松散的藩属更牢固地掌握了：这算是开疆。
文治武功都有了，他老人家自吹十全武功，虽然有些过，但也不算太离谱。
当然，为了安邦，乾隆搞了许多集权的工作，很容易让现代人不愉快；乾隆年间，民间贫富差距依然巨大，却想想18世纪的农业社会，不算太发达的商业发展，中国本身的广大疆域，要消除贫富差距达到海内兼富，还真不易。
当然，为了开疆，乾隆朝征伐也多所杀伤，有穷兵黩武之嫌——但历朝开疆者，莫不如此。
即，在中国传统历史角度，乾隆皇帝，相比起他的历代同行，在安邦和拓疆两个角度，都不失为一个合格的皇帝，甚至从某些角度讲，可算是个好皇帝。
可惜，乾隆皇帝身故时，已经是19世纪前夜了。一个古代史皇帝，一旦扔进现代史观里，问题就大了。
传统史观里，君臣揖和、百姓安堵，就算是好了。但在我们熟知19世纪历史的现代眼光下，不免会觉得，乾隆是个靠集权稳定了国内统治，但因循守旧错过改革时机的东方君主——明明死时已近19世纪了，却没能随时代而改革，某种程度上，还阻碍了后续的改革，哼！
以现代视角看，消除了统治者的神圣光环、讲究平等与天赋人权的角度，则每个统治者都是曹刿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在现代视角下，一个不进取、不改革、不开明的统治者，自然有过错。就像美术史上有学者说过偏激的说法：印象派之前，画家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印象派之后，画家不创新就是种罪过。
中国历史有种情况，出现不止一次：一个君王/朝代，总在开国时疑似万象更新——不更新的早早被干掉了，都没来得及成为朝代。而后，多半会在某种程度的集权后，迎来一段时间的平稳期，接着又迎来新的分权者——外戚、宦官、权贵等——形成兼并。最后日益散或弱，终于迎来末期。
所以历史上当权久了的皇帝，不少是在中前期圣明进取，而晚节很难保证：若非姑息养奸，就是大开杀伐。
自然也有想改变宿命的，但在大历史潮流之中，个人的意志驱动力很是有限。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企图一代人做几代人事的所谓超前者，很容易被时代浪潮打得粉碎，好意愿办出坏结果。而保守的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也容易被后来者嘲弄。
所以中国古来皇帝凡是当久了的，许多身后难免毁誉一体：无论开头多么圣明，时间长了，总容易在保守僵硬或激进暴虐中走一条路。许多时候不是人力可为，而是制度天然的问题。
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第二部的主题歌，姚谦老师有句歌词很好：“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论断后人道”，就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