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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现代人的喜怒哀乐、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观念思潮和种种现象，都与科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每个人都被现代化的洪流裹挟着前进，但往往置身其中而浑然不觉。毋庸置疑，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塑造，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起着最大的作用。在西方思想史上，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的变革有直接或平行的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在不少人眼中，科学已然成为历史的中心，是最独特、最重要的人类成就，是人类进步的唯一体现。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及其思想背景，就很难看清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也很难理解现代性的根源。
汉语里的“科学”是日本学者西周时懋1874年用来翻译法文词science时生造的一个词，它随着西学东渐而传入中国。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它主要指自然科学。因此对中国而言，“科学”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之处。现代科学的传入乃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导致了中华文明全方位的重构。如今，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主流文化血脉。
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一直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基本上一无是处，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绊脚石，应当彻底否定，而传统文化之所以一无是处，主要是因为它没有科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很符合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心理，因为“李约瑟问题”暗示，中国曾经有发达的科学，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衰落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也有少数人意识到，“李约瑟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个伪问题，因为世界各个文明都没有出现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所以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学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对于不正常的事情才需要问为什么，对于正常的事情则不需要问为什么。因此，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只有西方产生了近代科学，特别是从那以后，科学事业为什么能够稳定、持续地发展，而丝毫没有衰落的迹象。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都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发达的智力。正因为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所以就容易误认为中国古代其实也是有科学的——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有技术、有智力，因而有科学。这种错误的科学观妨碍了我们反省自己的文化。
追根溯源乃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而研究西方近现代科学的起源更是西方科学史的基本任务。在我看来，通过科学来认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特质、思索人类的未来，理解现代科学是如何在西方文明这一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对作为西方文化组成部分的科学缺乏深入认识，对科学的看法过于简单粗陋，比如至今仍然意识不到基督教神学对现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莫大的推动作用，误以为科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客观“自然规律”，等等。此外，科学史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从属于理学，也导致这门学科难以起到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就西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角度的现代性反思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来自西方科学视角的反思却严重滞后。明末以降，西学东渐，西方科技著作陆续被译成汉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有一批西方传统科学哲学著作陆续得到译介。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始终阙如，那就是对西方科学之起源的深入理解和反思。直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才开始有意识地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研究科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着手系统译介早已蔚为大观的西方科学思想史著作。然而我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都有很大的不足，与国际上有极大差距。在任何一个时代，某个思想领域的复兴都是从翻译引介经典著作开始的。面对西方已经开展了一百多年的科学史学术研究，目前我们只能沉下心来，老老实实从一点一滴学起。在中国目前的图书市场上，西方科学史领域的书籍是最为稀缺的品种之一，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这与西方科学史文献的汗牛充栋形成了强烈反差。在这种情况下，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翻译出一批高质量的经典著作，尽可能地扩展我们的视野，搭建起科学史研究的基本学术平台，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我所做的科学史翻译工作正是服务于这项事业，可以说它是对那场虽已持续数百年但还远未结束的西学东渐运动的继续深化。就西方科学史领域而言，可以说目前国内翻译到什么程度，多数国内学者的眼界和水平才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从事科学史翻译的人才非常稀缺，一个原因是西方科学史这个学科本身带来的，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科背景和哲学、宗教、历史背景，还涉及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不同语种，翻译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翻译不仅稿费低廉，而且在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不算学术成果，对于职称晋升没有帮助。译者不仅要热爱这个行当，还要有很强的奉献精神。
我已经翻译的科学史书籍是从英文和德文译成中文的，主要涉及科学与哲学、宗教的关系，特别是聚焦于科学革命和现代科学的起源。我目前独自主编和翻译三个译丛，
根据我对科学史价值的上述理解，我对译作的遴选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各个方面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关联）：
1.将科学现象置于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中，从思想史和观念史角度切入，探讨人、神和自然的关系变迁背后折射出的世界观转变以及现代世界观的形成，着力揭示科学所植根的哲学、宗教及文化等思想渊源。
2.注重科学与人类终极意义和道德价值的关系。
在现代以前，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很少脱离对宇宙本性的理解，但后来科学领域与道德、宗教领域逐渐分离。研究这种分离过程如何发生，必将启发对当代各种问题的思考。
3.注重对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技术绝非只受到赞美和弘扬，对其弊端的认识和警惕其实一直贯穿西方思想发展进程始终。中国对这一深厚的批判传统仍不甚了解，它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也毋庸讳言。
4.注重西方神秘学(esotericism)传统。
这个鱼龙混杂的领域类似于中国的术数或玄学，包含魔法、巫术、炼金术、占星学、灵知主义、赫尔墨斯主义及其他许多内容，中国人对它十分陌生。事实上，神秘学传统可谓西方思想文化中足以与“理性”“信仰”三足鼎立的重要传统，与科学技术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不了解神秘学传统，我们对西方科学、技术、宗教、文学、艺术等的理解就无法真正深入。
5.借助西方科学史研究来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反思。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科”“技”背后的“术”“道”层面值得深究。在什么意义上能在中国语境下谈论和使用“科学”“技术”“宗教”“自然”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论题。东西方文化只有互相参照，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只有本着“求异存同”而非“求同存异”的精神来比较中西方的科技与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各自的特质。对我来说，研究西方，最终是为了回到中国。我希望通过中西比较，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数千年文化传承的脉络，为自己也为国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土壤”。
6.一些科学经典原著。
7.此外，我还翻译了一些普及性作品。
我最大的翻译体会有这样几点：1.翻译最重要的是认真、细致、责任心。对于看不懂的术语，不能随随便便放过去，而要通过查阅词典和互联网，或者向作者或别人请教，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必要时要创造新的译法。比如在翻译《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和《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等著作的过程中，我都曾与作者通过一二百封电子邮件讨论大大小小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发现原书中的一些错误。作者们都在百忙之中耐心地一一作答，这令我非常感激。2.对于一部优秀的科学史译作来说，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和专业能力同等重要。就我个人而言，草稿译出后，用在校对打磨方面的时间一般来说至少要占一半。对于同一段原文，看得差不多懂的人可能有很多，但能用流畅准确的中文表达出来的人却并不多。我崇尚简洁，讨厌冗余，清晰、简练、流畅是科学史著作翻译应该达到的标准。3.翻译不能有丝毫偷懒，多花一分钟时间，就能多译出几个字。因此我不得不和时间赛跑，要牺牲掉自己的其他爱好。觉得译不动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过乐趣在于，翻译一本书自己不仅能学到很多东西，一本好书也能引发读者的共鸣。看到读者受益，觉得辛苦付出也就得到了回报。
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的《牛顿研究》，中译本出版于2003年。从那时起，我便走上了一条科学思想史翻译的不归路。柯瓦雷是科学思想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强调自然的数学化在科学革命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不知不觉中，我后来又翻译了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以及20世纪研究近代科学起源的另外两位重要科学思想史家——埃德温·阿瑟·伯特（Edwin Arthur Burtt，1892—1989）和爱德华·扬·戴克斯特豪斯（Eduard Jan Dijksterhuis，1892—1965）的代表作，即《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这些科学思想史著作都认为近代科学的决定性特征是自然的数学化，这种观点对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翻译这些著作之前，中国学界只知道萨顿等实证主义科学史家以及默顿等科学社会史家，几乎完全不知道科学思想史学派的存在。
戴克斯特豪斯的经典著作《世界图景的机械化》的翻译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部巨著以机械论观念的产生和对自然的数学描述为主线，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从古希腊到牛顿生活的时代，两千多年的数理科学思想发展，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使经典物理科学得以产生的各种思想脉络和源流。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废话，显得紧凑异常，许多地方可谓字字珠玑。这使得全书读起来比较“干”，没有一句话能随随便便带过。它不仅篇幅巨大，内容艰深，而且长句甚多，并不容易翻译。荷兰语引导从句很方便，这往往导致文中的句子很长，中译文必须尽可能地将其拆成散句，并按照汉语习惯进行打磨。由于我不懂荷兰文，无法直接从原文翻译，所以只能依据英译本和德译本转译。好在荷兰语与德语区别很小，借助荷英、荷汉词典，基本能够看懂。我的方案是，先由英译本译出草稿，再逐字逐句根据德译本进行对照。如果英译本和德译本有明显的不一致（有太多这样的地方），还要对照荷兰文原文来判断哪个译本更加准确。戴克斯特豪斯与英译者有过不少通信，英译本也得到了作者的肯定（并且对荷兰文本做了不少改动），但事实上，英译本和德译本都有译得不够准确的地方。在这些情况下，我有时会做脚注进行说明，有时则径直按照我认为比较正确或合理的译法译出。这使我比通常的翻译多花了近一倍的时间。
西欧中世纪自然哲学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此书（以及爱德华·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的中译本出版之前，能用中文读到的中世纪自然哲学研究近乎空白，像托马斯·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约1300—约1349）、威廉·海特斯伯里（William Heytesbury，1313—1372/3）和理查德·斯万斯海德（Richard Swineshead，活跃于约1340—1355）、让·布里丹（Jean Buridan，约1300—约1358）、萨克森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ony，约1316—1390）和尼古拉·奥雷姆（Nicole Oresme，约1320—1382）等中世纪自然哲学家，以及像安内莉泽·迈尔（Anneliese Maier，1905—1971）这样研究中世纪自然哲学的重要科学史家几乎不为中国学界所知。此外，《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不回避任何繁难之处，书中讨论的许多概念都是中国学界非常陌生的，比如中世纪自然哲学讨论运动的本性时使用的关键概念forma fluens和fluxus formae，讨论质的量化时使用的关键概念latitudines formarum，以及罗吉尔·培根光学中的重要概念species，在此之前从未进入过中国学界的视野。对于这些概念，我必须创造新的译法，以使之能够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其原义。
对于一些关键概念，有时必须坚定地修改一些约定俗成的误译，比如我曾经重新翻译了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为汉语学界贡献了这部经典著作的第二个中译本。其中一个关键修改是第一次把已经沿用了数十年的旧译标题“天体运行论”改成了“天球运行论”。因为哥白尼所说的orbium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透明的“天球”。
今天我们不承认“天球”的存在，便想当然地把这个词译成了“天体”。不过，这个误译并不是中国人首创的。1879年出版的由德国人门泽尔（Carl Ludolf Menzzer）翻译的德译本便把书名译成了 Uber die Kreisbewegungen der Weltkorper ，这里的Weltkorper意思就是“天体”（heavenly bodies）。20世纪出现的英文译本没有重犯这一错误。第一个英文译本是瓦里斯（Charles Glenn Wallis）于1939年推出的，译名是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 ，后来纳入《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 Great Books ofthe Western World ）第16卷，改称 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 。1978年，由罗森（Edward Rowen）翻译和注释的英译本出版，定名为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同年出版的德文新译本译名为 Vom Umschwung der himmlischen Kugelschalen ，改正了门泽尔版书名的误译。事实上，“天体”还是“天球”，这一字之差，关系到评价科学理论时应有的历史态度，也关系到我们在反省近代科学时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深度。
以上便是我对科学史翻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翻译本质上是分享。对于“分享”，我有种天然的喜好，特别希望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告诉别人。关于翻译，我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如果一定要总结的话，我只能说翻译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而且贵在坚持。我没有给自己定过具体目标，只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闲暇时间，一本接一本不停译下去。翻译就像走路，每一步付出的代价都不大，坚持下来却可以走很远。我愿意用毕生精力为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和思想文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