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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蝙蝠·乌鸦·鹰》是在一九八五年应新加坡联合早报之稿约而写的，是年夏天与内子到新马旅游，顺道将全书稿件交给佘老编。出乎意外的是拙作登出之后，读者反应甚为热烈，联合早报做了个读者调查，在小说组方面，拙作居然仅仅排在金庸大师的《鹿鼎记》之后。
有次与《武侠世界》前老编郑光先生茶叙，无意中说及此事，郑老编向我要了影印本，三天之后他来电说，要将拙作在《武侠世界》刊登，征求笔者意见，笔者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此文便在八五年冬在该刊刊出了，不久又出版了单行本。
完成此篇一段时间后，觉得杀手的故事还有很多素材可写，而且很少行家以杀手作为第一主角的，因此又写了一篇《最后一剑》。大概刊出后读者反应不错，郑老篇来电约写十篇，作为一个系列出版，最后滥竽充数地写了近廿篇。
写《蝙蝠·乌鸦·鹰》此文一气呵成，十七八万字，十天内完稿。以致佘老编约稿两个星期，笔者已飞至新加坡，亲手将全篇稿件交到他手上，使他吃了一惊，以为是以旧作应付。其实我下笔时，是有所本的。
七三、四年，日间业美工，晚间到朋友家画油画（行货）赚点外快，发现有位青年老跑来看，且常向我要烟抽，朋友告之彼最近方从内地游水偷渡抵港，在隔壁磨玉工场当学徒。有次与他攀谈起来，不料一提到“红卫兵”三个字，即嚎淘大哭，惊诧之至。后来较为熟悉，忍不住问彼该日因何大哭，岂知彼又哭了一场，然后在抽泣中说出原因。
原来彼因为爷爷是贫农，父亲是工人，根正苗红，成续又不错，因此在学校当了一派红卫兵的头头，在某些人唆使下到处打、砸、抢，最不该的是揪斗一位同情他家穷、不忍他失学，而长期资助他书簿费的老师。结果那老师最后受不了折磨，悲愤地从校舍的二楼跳下，人虽然没死，但下半身瘫痪了。这件事对他震撼极大，周围的亲友同学都认为他恩将仇报，而纷纷疏远他，连父母都不齿其所为。他在强大的压力下进行反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深后悔，最后决定偷渡来香港。他几次在我面前大哭，是深觉对不起对自己有恩的老师，因此他将每月的收入，汇一半给老师治病。
我听了这故事之后深受触动，觉得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乃是真理，一连几晚躺在床上，都想着这件事。有些人也许在一生中犯了大错，但最终必会迷途知返。写此篇时，忽然间翻上这故事来，也许当时感触较深，是以下笔有如神助，每天均能煮两万字。
年初接广州段飞宇兄来电，请我到广州时带几本拙作让他“过过瘾”，段兄是资深的影视制片人及导演，那次赴穗特意捎上杀手系列的故事。年中有业务上的事再赴广州，段兄深夜到酒店找我，两人就在房内对着一壶“大红袍”天南地北扯上来。问他对拙作的意见，答曰非常新鲜，也出乎意料，想不到杀手也能做主角，而且有一定之教育意义，并建议重写《蝙蝠·乌鸦·鹰》、《最后的刺杀》及《太监·头陀·剑》。
笔者大呼一声：早有此意，并有意将三个故事揉合成一个长篇；这次轮到他大叫起来，原来他也有此想法，只是怕我不会同意而已，并表示如改写得好，电视版权他先要了。随即讨论起改写的技巧及情节，通宵达旦，也不休息，喝了早茶之后，段兄才驱车送我到火车站。
回港之后，这两三个月间都在琢磨这件事，总想将他写得更好，既不能失去“原味”，又得有新意、有所提高，否则便不值得重写了……到今日终于将“丑媳妇呈于家翁面前”，是龙是蛇请读者自己判断，并请不吝指教！
西门丁写于丁亥年中秋节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