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传·系辞下》
知与行
与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最早讨论世界的本原和美德的准确的、客观的知识性定义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一方面不太重视对“物质世界如何形成”这一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在关于“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德行”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先哲们也不喜欢以标准化的定义形式做出回答。
中国哲人所采用的方式是认为世界或自然的本质或本原就蕴藏在个体的内在之中，而对这种主体本质的认知不是要通过思辨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而是要通过实践转化为关于个体生命境界的体悟。这也就意味着，相较于西方哲学的重客体、重知识，中国哲学更重主体、重实践，而“实践”在哲学中所指的就是道德行为，因此我们说，与西方哲学重客体性与知识性相较，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重主体性和道德性。
忧患意识
为什么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主体性与道德性？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意识与思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就如同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称哲学之所以诞生乃是出自古希腊哲人的闲暇、自由与好奇，中国哲学之所以诞生乃是因为中国古人的忧患意识。古代中国对农耕经济的依赖，致使古人需严格地遵循自然规律辛勤耕作，同时辅以共同劳作之人关系间的和睦，如此才能换来好的收成，否则便会饥馑临身，这是古人忧患意识的最初形态。这种忧患意识在古代先哲的思考中逐渐转化为一种欲使天地万物各得其化育的道德情感；面对流行而不变的天道，先哲们明白只有在自身上下功夫，以自己的德行配合天道，参与到万物的化育之中，才能使生命臻至圆满，万物各得其所。这种由忧患意识发展出来的道德情感与自我认知，让中国哲学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人能认识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但凡可称为“哲学”的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构成哲学思想与哲学形态的差异性与丰富性。
从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什么是正义”和孔子对学生问“仁”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旨趣在于对客体进行知识推演，而中国哲学的旨趣在于让主体进行道德实践。
相较于西方哲学的知识体系或学科形态，中国哲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提升人格与生命境界的功夫次第。或者说对象同样是真理，西方哲学呈现真理的方式是表述，而中国哲学呈现真理的方式是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