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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开篇，梁惠王问孟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个问题可说是直中孟子的来意，孟子也毫不客气地回答梁惠王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个问题在孔子的时代就曾出现过，《论语》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对这个答案十分赞赏，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本质就是“上下交征利”。孔子的正名就是要正仁义，而孟子也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由此可见，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在孔子时就已经是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该症结到孟子，甚至直到当下也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和孔子一样，孟子也以义为重，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也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能与禽兽相别，原因就在于人有四端之心。孟子曾非常直接地说过，没有四端之心者“非人也”。人若只知道吃饱穿暖，不知反省自身的德行，那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四端之心便是义，吃饱穿暖便是利，孟子认为当在义与利之间必须选择一个并放弃另一个时，就应该选择义而放弃利，选择义便选择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与价值，而选择利便是与禽兽无别了。
在一般的情形中，孟子认为义与利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这一点在其政治思想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与梁惠王论如何使“国民加多”时，孟子所说的种种举措都是以百姓之利为核心与目的。人们常将之理解为孟子的仁政思想，但在根本处，孟子的仁政思想仍以其义利观为基础，即王之义在于使民得利安生，其本质仍是周公以来天人关系在政治层面的显现。
孟子从两个层面对义与利进行了阐述：在人之为人的层面上，义利之辨使人的道德本性得以确立；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如何看待义利关系对社会之治乱具有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