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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孟子所处的时代正值战国中期，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思想氛围，孟子这样评论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孟子称自己必须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而想要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就不得不辩，只有通过辩论的方式胜过持邪说者，社会才有可能走上正轨。
孟子对杨朱与墨子的思想观点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驳，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杨朱和讲求兼爱的墨翟都是走极端路线，杨朱无君、墨翟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要重新确立礼乐秩序，就必须对杨墨之言进行批判，而批判的重点除否定对方的观点外，更重要的是确立自己的论点，尤其要为自己的论点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此，孟子构建了其最重要的人性理论——性善论。
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儒家学派的专长，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人性或多或少都有所论述。在《孟子·告子上》中，公都子列举了当时主流的三种人性观：第一种观点是告子的观点，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即人性无所谓善恶；第二种观点认为性依据外在的环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第三种观点认为有些人本性就是善的，同时也有些人本性就是恶的。
对于这三种人性观，孟子的看法是“皆非”。在孟子看来，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因素，不善并不是人性本身的问题。孟子认为凡人都具有四种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同时，这四种心分别对应四种美德：恻隐之心与仁相应，羞恶之心与义相应，恭敬之心与礼相应，是非之心与智相应。这四种善德是人所本有的，而不是由外在塑造的，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
在战国中期的三种人性论中，孟子对于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论的批判最为用力，也正是在对告子人性论的批判中，孟子建立起了其“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的观点。
孟子从“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一假想场景出发，论述了人在这种情形下救人的举动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出于本性的善良。这种本性的善良是一种发端，如种子一般，经过培育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等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