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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不论是在政治方面主张正名，还是在修身方面以礼成仁，孔子始终都在主张通过一种恰当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生活的稳定与个人品行的完善。那么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恰当的呢？答案就是中庸之道。
在社会生活方面，孔子认为当时之所以会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原因是人们没有按照与自己身份相适合的规范去行事，只谋一己之利，自然会无所不用其极，这样，人们便会走向极端，并最终导致社会动乱。在个人品德方面，因为失去了礼的引导，美德的长养就会出现过与不及的情况，过者狂妄，不及者懦弱，两者都不是完善的美德。因此，想要不走极端，既不过分也不至于不及，就要去其多余而补其不足，这就是中的标准。
既然中的标准是去掉过分的、补充不足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庸的思维或行为是一种折中主义？对于这一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否定的，同时他还对折中主义做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所谓“乡愿”者，指的是毫无原则、一味迎合他人的欺世伪善之徒，其人看上去谁也不得罪的行为其实并未依持任何道德准则，因而孔子批判其会残害德行。
中庸与折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庸有标准而折中无标准。折中是无原则的混乱调和，但中庸却与义相比，这种义其实就是内在的仁。那么这种标准或原则有多重要呢？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过这样两句话：“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两句的意思就是以德立身的君子时时刻刻、一言一行都要以仁义为准则，不会因为私心或是环境的困苦而有所改变。
孔子将“中”视作一种标准，欲用其规范的对象就是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的正名主张实际上就是其中庸思想在政治层面的显现，而正名既以个体克己复礼、修身成德为必然要求，中庸也自然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如果中庸只是在不及与过之间找一个中间位置，那么这样的中庸就会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要做到中庸，必须要审思具体的情境与道义，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言行，这种灵活就是“时中”，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