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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以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作为比较的起点，系统地表述我对中西文化的一些基本差异的看法，如乐与苦、静与动、和与分以及信仰之有无等等。这些问题，是时常萦绕在心头而令人烦恼的。自然，更令人关心或烦恼的，是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的现状，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因此，虽然本书着重的是中西文化的比较，但也不排斥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反思中国文化，乃至对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思考。
我不否认，以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来概括中西文化，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因为某个人难以只热爱知识而不理会生命，也不可能只顾及生命而不理会一点知识。以无是非来避害全生的庄子，就旁征博引施展辩才，以显示他比别人高明；而声称“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的耶稣，却对门徒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某个人如此，而复杂变化着的某种文化就更是如此。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我把生命之树判给中国文化、把知识之树判给西方文化。好在这本书写完之后，有好些问题仍旧萦绕在我头脑中，待我在将撰的《中西文化的发展模式》一书中，再对这种片面性进行补救吧。
《圣经》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富有哲理意味的神话故事：在伊甸园的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知识之树。上帝耶和华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即知识之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狡猾的蛇却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夏娃见知识之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且能使人有智慧，就摘树上的果子吃，并给丈夫亚当吃，他们二人的眼睛立刻就明亮了，从而从混沌的世界中走出来，有了知识。
然而，获得知识的代价却是生命的痛苦和死亡。耶和华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亚当夏娃既然吃了知识之树上的果子，在智慧上与神相似了，那么，耶和华就决不让他们再吃生命之树上的果子，并且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四面转动发火的剑等，要把守生命之树的道路。耶和华又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让他们在获得知识的原罪中受苦受难！
这个神话虽然荒诞不经，但却揭示出这样一种哲理：人在混混沌沌的无知无欲之时，生命之树长青，而感受不到生命的痛苦和死亡的悲哀；只有知识之光把这混沌的世界照亮的时候，才会像佛教的苦谛那样，把人世看成是一大苦海。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越向混沌无知的古代追溯，人类就愈能麻醉自己，因而人类的精神就仿佛愈幸福快乐。这典型地表现在宗教信仰中。费尔巴哈说：“宗教的目的，是人的安适、得救、福乐。”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人民幻想的幸福”；而批判宗教就意味着要打破人们的美梦，揭示人生的苦恼不安，继而“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
。在文艺作品展现出来的人类生活画面上，越向古代追溯，就越显得和谐、宁静、欢乐，近代以后，人类越加苦闷骚动起来。在西方，浪漫主义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和谐，感伤的特色非常显著，丑怪的因素也出现了。现实主义又不满于浪漫主义的浪漫幻想，而以描绘苦难的人生为特色。现代主义又无法像现实主义那样不动声色，而透出了前所未有的心灵痛苦。所以鲁迅说：“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
。在中国，《红楼梦》的出现已经透出了一种伤感的悲剧情调，特别是五四之后鲁迅等作家的创作，与古典的和谐团圆剧简直判若两个艺术世界。因此，现代人的精神比古代人痛苦，高级动物比低级动物痛苦，低级动物比植物痛苦，有机物比无机物痛苦……因为较之高级动物，低级动物没有精神上的痛苦；较之低级动物，植物没有肉体上的痛苦。这正是“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的古老命题的深刻所在。
尽管“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但西方人选择的还是知识之树。古希腊人就以追求知识而著称，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剧性。即使以关心伦理著称的苏格拉底，也认为“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
。柏拉图视哲学家为最高尚的人，因为只有哲学家才是爱智慧的人。但是，知识之树结不出消除痛苦的安眠果，因此，当罗马世界的灾难和疲惫愈益沉重的时候，基督教给人带来了来世的慰藉。不过，我们不能把基督教与希腊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正是西方世界具有从奥尔弗斯教、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的文化传统，才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基督教。当圣奥古斯丁探究时间理论之谜而祈祷上帝开导他的时候，当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寻求智慧就是最完善、最崇高的事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声音。因此，即使在追求内心纯洁的中古时代，知识之树也未调零。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又表现出追求知识的空前热情：“知识就是力量。”《圣经》开篇的那个神话也预示着，西方人吃到的是知识之果而非生命之果，而生命之树已经被上帝牢牢地看守起来了。
拜伦在《曼弗瑞德》（Manfred）中深深地认识到“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
忧愁就是智者之师，
知识是悲苦：晓得最多的人
必定最深地悲哀一条致命的真理——
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
既然认识到了“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那么拜伦是如何选择的呢？拜伦在《该隐》中对此作了回答。该隐作为亚当之子，看到父亲已被驯服了，母亲却由于对“知识的渴求冒着一个永远的诅咒”。然而该隐却不能昏昏欲睡，而是清醒地看到了一切。他感到蛇说实话，于是便独自苦恼。但是，说实话的罗锡福（魔鬼）终于来了，并告诉该隐，“高级的知识消灭爱”，而且还会“丧失唯一的善良”：“忧伤是知识——这样他不说谎：假使他迷惑了你们，还是用实话；在它本身，实话不能不是善。”该隐为自己的终将要死而苦恼，罗锡福告诉他：人，“本质上也是泥土——‘智慧’却‘较多’”。因此，罗锡福就启导该隐追求知识：“我，知道万物，就无所惧怕！要明白什么是真知识。”该隐终于跟着罗锡福追求知识去了，并回来反抗耶和华。歌德惊叹《该隐》的深度，认为“这部作品之美，看来是难以为继的”
。
斯宾格勒称西方文化为“浮士德文化”，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也深感“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浮士德对各种学问“都花过苦功，彻底钻研”，以此而被称为硕士、博士，然而“却因此而被剥夺了一切欣喜”。“不管我抱有多大的愿心，胸中再也涌不出满足之情”，“因此，我觉得生存真是麻烦，我情愿死，不愿活在世间”
。浮士德的感叹与拜伦的感叹是相似的：
想一想你不曾痛苦的日子，
算一算你有几小时的欢笑，
你就知道了，无论你曾经怎样，
化作虚无会比活着更好。
于是，浮士德就与魔鬼梅非斯特费勒斯打赌：假如有一天浮士德躺在睡椅上悠然自得，而不再为致命的知识痛苦了，或者对某一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那么，浮士德不仅立刻就完蛋，而且还要做魔鬼的奴仆。浮士德这个形象作为西方知识分子心灵历史的某种象征，充分表现了西方传统文化选择知识之树并因此而痛苦的历史。当然，浮士德这一形象也预示着西方文化由知识之树向创造的转化。
在基督教看来，人类的原罪是由于夏娃受蛇的引诱偷吃知识之树上的果子而造成的。然而，反基督教的尼采虽然也深感“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但却希望“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比向来更罪恶、更充满痛苦”。这不仅充分肯定了夏娃的行为，而且有过之而唯恐不及。所以，尼采非常喜欢蛇：“让我从心的深处再聪明些，像蛇一样罢！”
尼采完全同意拜伦“知识是悲苦”的诗句，并且充分认识到正视现实所带来的巨大的悲剧性，以此他赞许希腊人的悲剧人生观，而反对从苏格拉底以来的科学乐观主义。然而有趣的是，尼采为了表明自己是充满信心的知识之树的热爱者，却把他的一本书取名为“快乐的智慧”
。
我之所以选择拜伦、歌德、尼采来讨论西方文化对知识之树的热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后，还是选择了知识之树。自然，这个行列之中漏掉了叔本华。叔本华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哲学家。他认识到“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认为人的智力愈发达，痛苦就愈深重，因而在社会诸色人中，天才最痛苦。于是，叔本华的解脱生命痛苦的法术，就是否定生命意志而死亡寂灭。显然，这是叔本华所受佛教影响的结果。然而叔本华的伦理观并没有贯彻到底。如果他想透了的话，就会像中国的老庄那样放弃知识和真理，以无是非来解除生命的痛苦。然而叔本华生在知识之树的文化背景下，就不可能不以执著真理为怀。为此，他骂费希特和谢林是吹牛大王，骂黑格尔是江湖术士，认为他们的哲学是虚伪的、荒唐的、无意义的。在这荒唐的、无意义的哲学反而普遍地被人崇拜的时代，叔本华感到，“追求真理的努力就太曲高和寡了”；“我若有些想获得当代人的喝彩，我就得删去二十处和他们意见全相反的地方，以及部分他们认为刺眼的地方。但是，为了这种喝彩，只要是牺牲了一个音节，我也认为是罪过。完全严肃地说，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真理不是娼妇，别人不喜爱她，她却要搂住人家的脖子；真理倒是这样矜持的一位美人，就是别人把一切都献给她，也还拿不稳就能获得她的青睐呢！”
这就是发源于古希腊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传统。所以，叔本华明知生命意志不寂灭就不得安宁，却偏要雇人搜求有关他的名声的证据；明知“知识是悲苦”，却偏要为此悲苦了几乎一生。
人本主义尚且如此沾沾于知识和真理，科学主义就更充满了追求知识的热情。科学主义者甚至可以不顾人生世事，而躲进“象牙之塔”研索科学和哲学。人们自然可以谴责说，这种研索有害于伦理道德和国计民生怎么办呢？罗素答辩说：“追求真理如其是全心全意的，就必须撇开道德方面考虑。我们事先不能知道真理在某个社会里会不会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
事实上，从苏格拉底为其自信的真理殉道，选择知识之树，追求真理，就成为经希腊思想冲刷的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叔本华虽然指责黑格尔是撒谎的江湖骗子，但就黑格尔本身来说，不仅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天职，而且似乎只有黑格尔哲学，才是真正客观的真理。
中国的老子、庄子等哲学家，也认识到了“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然而与拜伦、尼采等人相反，老庄完全放弃了知识之树，而紧抱生命之树。大体说来，中国哲学就是以伦理与审美为本的生命哲学，中国的道教就是生命宗教，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
“生命哲学”通常是指狄尔泰、柏格森哲学，即所谓“生命之流”向上潮动的直觉主义哲学。柏格森强调生命整体的活动而反对割裂，强调直觉和本能的生命之流向上潮动着的运动着的实践，从而显示出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叛逆性，而与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以及直觉与实践特征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但是，柏格森摒弃静思和理智，强调生命的本能和冲动，则又是中国文化所不容的。
柏格森认为，理智是对向下的落体物质的观照，而直觉和本能才带动着“生命之流”向上潮动，以达其创造与进化的生命目的。但是，中国的先哲老子却认为，生命越向高级进化，感觉神经就越灵敏，痛苦也就越多，生命也容易夭折，因而要避害全生，减少生命的痛苦，就应该使“生命之流”向下流淌，复归于无情无机的“道”；也就像柏格森所说的向下落体的物质一样，复归于无机的物质之中。因此，直觉主义并不能逻辑地导向创造与进化，理智主义也并不总是一种堕性力量。因为中国崇尚直觉感悟的道家，恰恰是让人向无情无机退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柏格森生活在选择知识之树并具有超越意向的文化背景之下，而没有看到中国相反的情况。
因此，柏格森并没有摆脱选择知识之树的西方文化传统，不过是由精确片面地认识客体转向直觉总体地认识主体而已。柏格森也没有摆脱具有超越意向的西方文化传统，不过是由进化的创造代替了进入天国的神话而已。但是，选择生命之树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从而使中国人对生命的爱护胜于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对生命的安乐享受胜于对于生命的超越。
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国的生命哲学和生命宗教，是指生命的安乐与长久而言的。生命的安乐和享受离不开肉体与感性现实，所以中国文化从来也没有以灵魂蔑视肉体，以理性蔑视感性，而是二者的混沌合一。儒家善于以理性调理情欲，让人适度地享受生命，并在现世建构了一个和乐盈盈的大家庭，给人的生命以温暖。道家反身向后以追求生命的安全长久和痛苦的解脱，而在道教的生命之树上，则什么甜美的果实都有，其中最甜美的果实就是可以使生命长生久视、不死成仙的仙丹。因此，耶和华用四面转动发火的剑把守起来的生命之树上的果实，却让中国人得到了。
不过，“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只是就其相对立的一面而言的，知识之树与生命之树还有相统一的一面。中国文化紧抱生命之树而无暇顾及知识之树，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吃到了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