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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直到19世纪中叶“Bürger”和“bürgerlich”这两个概念形成的三层最重要的含义。我希望自己向大家阐明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近代早期的城市市民到经济市民阶级（Wirtschaftsbürgertum）和文化市民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再到公民社会的乌托邦——之间的联系何在，差别何在。
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
城市市民阶级（Stadtbürgertum）的界限已经模糊。在19世纪，从法律地位上区分城乡，和从法律上区分市民阶级和其他城镇居民一样失去了意义。但直到20世纪乃至今日，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里面还有城市市民阶级的残余。各种协会、社交活动、基金会、婚姻圈、共同的文化是联结他们的纽带：城市市民的圈子与其他城镇居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但这个圈子仍然存在。
19世纪让有产者和文化人迅速崛起。工业化改变了经济市民阶级。日益兴旺的生意使商人、企业家、资本家的财富、地位和自我意识与日俱增。随着科学地位的上升和大学体系的扩大，需要高等学历和大学素质的职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重视。医生、牧师、律师、教授、法官、高级行政管理官员以及不久后出现的获得学位的工程师、经理和科学家都属于文化市民阶级。
由于经济市民阶级和文化市民阶级有着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和人际关系，有着相似的中小学教育经历和共同的文化，二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什么是资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包括：对劳动和业绩、对独立自主和文化修养的推崇，特定的家庭理想，特定的两性分工模式和权力分配模式，特定的道德和审美的基本原则，特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基础，19世纪则是自由主义的辉煌时期。资产阶级也构成了民族运动的核心。19世纪末，这场运动在政治上越来越“右倾”，20世纪上半叶又越来越频繁走向极端，越来越频繁地演变为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文化给整个社会打上越来越多的烙印。资产阶级阶层在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所以，把19世纪称为资产阶级的世纪是完全正确的。
但资产阶级逐渐转为守势。他们依然属于少数。在19世纪后期，他们也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他们凭借选举权和生活方式，凭借财富和文化在自己与小人物、社会下层、小市民以及乡下人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界线。与此同时，他们与贵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距离在逐渐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政治体系的民主化、20世纪的危机和集权统治、20世纪下半叶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破坏了资产阶级文化，一方面又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的内部差异与日俱增，其外部界限却日趋模糊。因此，在今日发达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几乎不再可能说什么界限明确的资产阶级。下面还要再谈到这个问题。
19世纪逐步实现了资产阶级社会或者公民社会模式的核心理想：市场经济的推行，法治国家和宪法国家的出现，用劳动、业绩和经济成功来确立社会关系秩序。后来又实现了没有审查的、立足于议会制的公共空间，但是德国的议会制直到1918年也没有明显进展。事实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社会现实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模式根本就相距甚远。大面积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社会成员——社会下层、随着工业化而激增的无产阶级，——没有财产，没有足够的文化，而且无法经济自立。他们缺少用以参与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资源。经济不自立的人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现实违背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模式。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成为批判这一差异的最重要的机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则把这一矛盾现象提升到概念层面。
人们还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全面参与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只是男性的特权。资产阶级社会模式中的公民实际上是男性。如果说通向男性公民（citoyen）的道路就已经比原先设想的要漫长许多，做女性公民（citoyenne）的理想距离现实就更加遥远。这最终要归咎于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特性，特别是那种假设两性的角色不同、还不断强化两性的不同角色的家庭模式。但19和20世纪的妇女运动成功地对公民社会（Bürgergesellschaft）的性别片面性展开了影响广泛的批判，其批判依据就是公民社会（Bürgergesellschaft）的理想：平等、成熟、自我实现。
后来人们才逐渐打破了这些妨碍实现公民社会理想的障碍。两性选举权的民主化、大众政党的崛起、大众教育的推广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都是通向迄今尚未实现的公民社会理想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