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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间魏源作《圣武记》，引起了士大夫研究本朝掌故的风气。这时清廷文网已疏，朝廷忌讳渐少；而大家又要研究本朝问题，以求实用。于是史学界的风气由考史而转于修史，编纂当代史籍遂渐渐兴盛。
继《圣武记》而出的有夏燮的《中西纪事》（二十四卷）。其书托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之起，迄于咸丰八年（1858年）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搜集当时上论奏稿及其他有关史料而成，为中国方面关于此役最详赡之著作。书中对于主和派如琦善奕山等，皆深致不满，盖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意见，皆是如此。夏燮又精于明史，著《明通鉴》一百卷，改正《明史》的错误不少，而且关于南明，又补充了不少资料。《中西纪史事》自署江上蹇叟，大概因为这书是述当时的事情，而且议论又非常切直，深恐致祸，所以未用真名。
到了同治初年，又有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在当时是关于本朝名人最简明的传记集。其书共六十卷，所传之人共五百人，连同附见者共六百八人，实集清代同治以前传记之大成。元度长于文采，善叙事理。其书简而不漏，极便披览，所以时人甚重其书，即在今天，仍不失为清史入门最简便的书。关于清代传记的搜集又有钱仪吉的《碑传集》，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但这些书都是搜集碑志传记而成，并未尝加以熔铸剪裁，虽然足资参考，但究竟不如李氏书便于披诵。
和李氏相先后的是王闿运《湘军志》（十六篇）。王氏和李氏都曾参与曾国藩的戎幕，而且都是因为文人不长于治事而不得意以去。但是他们都有史才，而王氏文采尤盛。王氏的《湘军志》，是近代一部史学名著。他虽是湖南人，但并不隐讳湘军的短处，颇有直笔。文笔苍郁凝酣，极可讽诵。记湘军的又有王安定的《湘军记》（二十卷），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皆出于曾军幕僚之手，当时人才之盛，可以想见了。
晚清的史家不但因渐注意于本朝的史事，而开始纂修本朝的历史，并且大规模的编印本朝的史料，也自此时开始。最重要的如《东华录》的刊印，《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全都是始于这个时期。《东华录》的编辑是始于蒋良骐的《东华录》（三十二卷）。蒋氏于乾隆时与修国史，得见《实录》档案。遂采撷纂集，起自天命，迄于雍正，凡六朝，学者便之。至清季王先谦更就蒋氏原书为之增补，并续以乾隆至同治五朝之档案，成十一朝《东华录》，共凡六百十九卷。以后朱寿朋更辑光绪朝《东华录续录》二百二十卷。这是关于清代最重要的史料汇编。同时《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也始于是时。此书托始于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至二十九年英人允不入粤城止。凡关于此十四年间中英交涉之史料，上至皇帝的上谕，臣工的奏折，下至华夷往来的照会书札，凡有涉于洋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俱按年月编入，实为一部最详细的外交史料汇编（八十卷）。这部书纂修完毕之后，大家觉得非常有用，所以同治皇帝又命续纂自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正月起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间的外交史料，凡上谕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折奏，各国往来之照会书函等件，凡有涉于夷务而未纂入实录者，编年纪月，皆行纂入。全书共八十卷，成于同治六年。以后遂成定例，光绪元年遂又命纂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起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止，体例一依前两书，修成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八月共一百卷。这三部书共二百六十卷，实是一部空前的外交史料汇编。当时编纂的时候本以实用为目的，所以有“慎密从公毋稍洩漏”的谕旨，直到民国十八年才由故宫博物院全部印了，实在是关于近世史一部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