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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今文外，治西北史地和外国史地也是晚清学术界的风尚。这也和当时讲富强的风气有关。有清一代陆上的外患大抵来自西北，而海上的外患则来自东南。于是晚清学者治西北史地以谋筹边，治外国史地以谋制夷，这两门学问遂盛极一时了。
前面已说，改编《元史》运动，自乾、嘉时已开始，最精的是钱大昕，整个成书的是魏源。两家所用的材料，除了正史文集之外，复用了《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诸书，改正了不少旧史的错误，不过犹以中土的材料为限。但是蒙元幅员广阔，横跨欧亚，域外的资料足以补正中土资料不足之处甚多。特别是波斯人拉施特哀丁所著的《蒙元史记》，依据蒙古材料记述蒙元来源及开国事迹，为研究元史最重要的资料，法人多桑之《蒙古史》即多取材于此书而成。此外蒙古人阿卜而嘎锡之《突厥世系考》，与西域人志费尼之《世界征服者史》为西人研究蒙古史之三大源泉，西人据此等史料所成之历史，如法人多桑，德人哈木尔，英人霍渥而特，俄人贝勒津皆成绩斐然，各有独到之处。中国学者利用此项资料者，实以洪钧为第一人。洪钧于清光绪三年出使与蒙元最有关系的俄国，乃得博览西方关于元史的资料和著作，持与《元史》相印证，感觉《元史》缺漏之处甚多。本来蒙元先定欧、亚，后入中国，太祖、太宗、定宗、宪宗西面征服了中亚西亚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始定鼎燕京，前四朝自是元史最重要的部分，但《元史》对于这方面缺略已极。洪钧遂博采西籍补正《元史》，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序谓：“证者证史之误，补者补史之缺也。”于太祖、定宗、宪宗，开国事迹，开国功臣，西域地理，补正甚多，实为近世元史第一名著。继洪氏而起者为屠寄。洪氏只研究了元史的几个问题，屠氏更将太祖开国武功，和西域诸汗国的事实，用纪传体裁作一有系统的叙述，因为其范围不是元史所能包括，故名之为《蒙兀儿史记》，可谓对蒙元史一大贡献。
清代元史的研究，集大成的是柯劭忞。柯劭忞综合前人的成绩加以自己的研究，将《元史》完全重编，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内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外附目录，体大思精，不愧为近代史学界最伟大的著作。柯氏费了四十年的心力，著成此书，出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当时政府明令列为正史之一，清代学者对于《元史》的工作，至是而得以结束。
晚清元史的研究，以洪、屠、柯为三大家。当时对西北的研究蔚为一时风尚，名家很多。三家之外，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以地为经，以史为纬，专研究蒙古的地理形势，各部落的历史和盟旗状况，是关于蒙古一部最切实有用的书。他的友人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八十卷，研究西伯利亚及中亚之史地，于历代北徼用兵，及清初中俄交涉，俱有考证，也是一部有用的书。此外李文田成《元朝秘史注》、《西游录注》、《朔方备乘礼记》、《元朝史地名考》等书，考证细密，贡献极大。他的友人沈曾植，和他同校《元朝秘史》，成《元朝秘史》十五卷，又著《蒙古源流笺证》八卷。沈氏又将元史之学传于其友人张尔田、王国维，于是学者皆有著作，可称西北史地极盛时代了。
晚清士子对于西洋史兴趣的热烈，殆较西北史地为尤甚。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渐渐地放弃了自尊自傲的心理，而外国人也渐看出中国强弱的程度。到了英法联军之役，外人以少数军队直捣京师，焚毁离宫，天子蒙尘，朝野震动。中国人更丧失了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力，渐感觉到非接受西洋文化，不足以立国，始而崇拜西人的坚船利炮，继而要学西人的政治法律，后来又要效法西洋人的文艺哲学，最后要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在这时期，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洋学术兴趣极为热烈，因为西北史地的研究是学者间的，而西学的研究则是大众的。不过对西北史地中国犹有相当根基，所以这方面的工作是以研究为主。至于外洋史地几乎完全是一门新学问，中国毫无根基，一时自然难谈到研究，所以在这方面的工作完全是介绍性质。当时除了私家著述之外，更有几个公家机关和学术团体，专以翻译西籍，介绍新学为目的。公家机关最重要的是江南制造局，创立于同治四年（1865年），除了制造军火外，并且翻译西籍，尤其是以关于技术方面的书籍为多，前后出书共约百余种。同时，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总税务司署和各地学堂都编译西学新书。外人方面则以广学会为最重要。该会创立于1877年，其设立原意本为编印耶稣教书籍，以供宣教之用。其后感觉到一般人知识水准太低，官方阻力太大。一般人不能了解西洋文化，传教事业无法推进。故自1891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任总干事后，决定兼编译一般西学书籍，以输入西学，促进维新运动。自1877—1926年，五十年间，出版之书达千种，其中有印售达数万册，翻版至数十次者，总计五十年间一共印刷了三亿六千九百三十七万七千五百三十页。他们的书畅销达全国，对于西学的输入，维新运动的推进，贡献极大。自1920年以后，该会鉴于西学在中国已极发达，无需西人之提倡；且中国学术水准提高，再进一步的提倡亦非泰西传教人士所能胜任，遂专从事于宗教书籍的编印了。
魏源著《海国图志》，实建立我国研究西洋史地的基础。稍后，又有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出版。其书先图后说，以地为经，以史为纬，体例略和《海国图志》相同。但为书不过十卷，较魏氏为简括。而依据西书，贯串旧史，简赅明白，极便读者。所以这书出版后，翻印不知若干次，直至清末，大家诵读不辍，奉为标准的世界地志，较《海国图志》，尤为风行。他这书中并未提及魏源的书，按其书初印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较魏源的书仅晚六年，或未见其书，亦未可知。自序称他在福建作巡抚的时候，得到西人地图十数幅，当时有美人雅裨理者，能作闽语，遂就之学习，后又得西人所译汉字杂书多种，遂依据西书，穿穴旧籍，前后五年，稿凡十易，用力极苦，虽然自现在看来，仍不免错误累累，但在当时，实是一部简明有用的书，风行数十年，并非偶然。
后来关于西洋史的书籍，几乎皆是译自西文或日文，即是号称自著者，实亦编译而成。其中尤以广学会所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最为通行。《泰西新史揽要》是Mackenzie所著， History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的译本。原书并非名著，但是叙述19世纪的大势，尚属简明。是书译本出版于中日战后，正当举国上下渴求新知之时，遂风靡全国，初版几于即刻售罄，三年之间，卖了两万本，三版在1898年出书，两星期内卖了四千本。前后一共卖了三万本，翻本私印者，尚不在内。销售的额数，打破了中国书业史的记录。这与其归功于本书的价值，毋宁说是恰合时代的需要。该书凡八本，共四百四十页。由李提靡太口译，蔡尔康笔述。这种唐代译佛经式的译述方法，在当时是普通译书的方法。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也是用此法译出的。
和《泰西新史揽要》同样风行的是《万国史记》。其书为日人冈本监辅原著，程世爵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版。其书以国为单位，首亚洲各国，次欧洲各国，次美洲各国，终海洋洲群岛，全书共二十卷。内容极为简略，错误累累，而且以日皇纪年，于读者亦极不便。但因其书简要，便于翻阅，所以也能风行一时，翻印不知若干次。读书人大概人手一编。
稍后广学会的《万国通史》出版，内容就比《万国史记》好得多了。《万国通史》是广学会最大的出版品。其书由瑞思义（W．H．Rees）编译，蔡尔康笔述。全书三厚册，凡三十卷，共三千六百页，末附中西名辞对照表，插图精美，是晚清规模最大的西洋通史。此书成本甚重，张之洞捐助了一千元。初册上古史，起自最初，迄于西罗马之亡。第二三册，分述英（六卷）、法（四卷）、德（五卷）、俄（五卷）诸国的历史，叙述极为详赡。初册出版于1900年，至1905年出完。但其书不甚畅销，以致广学会颇受赔累。但晚清晚期的外国史仍以此书为最精详，大概因为卷帙太多，读的人反而少了。
此外当时还有一部甚通行的西洋通史，即是山西大学堂出版的《迈尔通史》。此书是美人Meyer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的摘译本。
关于西洋通史的著作，此外还有谢卫楼赵如光译的《万国通监》（六本），总税务司署所编印的《欧洲史略》，和广学会的《五州史略》（T．Richwd：The World's History）及其重订本。关于上古史的则有以总税务司译的《希腊志略》（一本）、《罗马志略》（一本）。广学会出版的《古史文明》（Walshe： History of Greece，History of Rome ）。关于国别史，则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最为有名。此外尚有王韬的《法国志略》（八本），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二本），冈千仞的《美利坚志》（三本）。关于文化的，则有广学会出版的《自西徂东》，德牧师花之安（Ernest Faber）著。该书分五卷，七十三章，七百八十首，分类介绍西洋文化，颇为详尽。出版时广学会曾加印数百部，分赠各地官吏，俾其于西洋文化有所了解。又有罗伯雅译的《历史哲学》，系美国Wilson的原著，略论西洋文化之发展经过（二册，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关于近世史，最重要的，除《泰西新史揽要》外，广学会又有《十八周史》（Mac Gillivray： 18 Christian centuries ），《近世史略》（J．C．Suez： The Modern Peoples ），李提摩太的《各国变通兴盛记》。文明书局又译出法人Seignobos的Europe Since 1914，系据美人Mac Vane本重译，名曰《欧洲列国变法史》（八册），在中文中关于19世纪，以此书较为详赡。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二年刊），史志类列了西洋史的书二十五种。徐以
的《东西学书录》又增了十数种。但是两种都不甚完备，譬如广学会的书籍，两目录中漏了甚多，略加搜集，便可补上数十种。晚清编译的西洋史书籍，当不下百种，大概可以断言。不过和其他部门的学问相比，若严译丛书，和林译小说，都包括当时第一流的名著，所以予我思想界以很大的刺激。但是关于西洋史的史籍，几乎全是依据当时简短课本，竟没有一部第一流的著作，以致使我们读书界仅能知道点史事而不能认识西洋的史学。仅有教育上的功用，而没有学术上的价值，这是很可惜的事体。
不过晚清研究西北史地或者笔述外国史志，都是些不通外国文字的人。他们的困难可称艰巨，而竟能有如许的成绩。现在我们的学术水准提高了，我们已经没有不通蒙文的元史专家和不通西文的西洋史家了。但是我们的成绩反而不如晚清伟大。这不能不使我们惭愧，不能不使我们佩服晚清学人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