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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课本的编纂虽然改变了中国史学的体裁，但对于传统史学的内容，却很少改变。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历史学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古史辨运动遂应运而生了。一提到古史辨运动我们便联想到这运动的领导者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吴县人，他一方面受了晚清今文家的影响（特别是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考》），而怀疑古史的真实性，一方面又受了胡适先生讲授哲学史的影响，更得到了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遂更坚信了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这时正当伟大的五四时代的来临。五四时代，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次大解放运动，一方面他使得中国的学术脱离了传统的羁绊，一方面他又介绍近来西洋文化的新精神——民主的与科学的人生态度。在这种新的学术思想的气氛中，顾先生发动了他的古史辨运动。古史辨是开始于民国十二年顾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所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这篇长信中，他指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的新古史观有三种意见：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个重要的事实崔述在他的《考信录提要》中已经提出了，但当时因为受了传统的经学的桎梏而无人注意。顾先生这对信辟头第一句话便是：“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较崔述更进一步。”崔氏已经指出群经或伪经中的古文是靠不住的。顾先生更要指出即真的群经中的古史，也未必可信。这显然是受了康有为的《改制考》的影响。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他并拿“禹”的传说来作为例证，以为禹最早见于九鼎，而以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并且说《说文》训禹为虫，“大约是蜥蜴之类”。
这封可纪念的公开信，引起了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反对的人最初有刘掞藜、胡堇人，稍后又有柳诒徵、王国维、陆懋德、李玄伯、张荫麟等人；赞助的人则有胡适、钱玄同。两方辩论的文字，都已经顾先生收在《古史辨》中（先后共出了七册）。刘、胡二氏仅据传统的说法，顾先生很从容地把他们驳倒了。但是柳王都是精博的学者，举出了许多顾先生最初不曾想到的证据。陆、李诸氏更从西洋史学方法来审察顾先生的说法，更是顾先生严正的诤友。但是尽管顾先生的原文中，不免有许多武断的见解，重大的错误，但是他的“层累的古史观”是驳不倒的，而这问题牵掣之广，内容之杂，不但批评诸先生未想到，即顾先生自己也未想到。所以他在《古史辨·自序》便感觉到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人类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等帮助，这当然不是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解决的，所以古史辨也仅有辩论而无结论。
但是这场空前的学术界的大辩论对于我国史学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影响。这场辩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引起大家对于审查史料工作的重视，即是顾先生所谓“辨伪的工作”。在未用一件史料之先，我们应当先考察这史料的真伪；第二，即是真的史料，我们要问作者的时代或用意。春秋时代的书讲夏禹，即是真书，也仅能代表春秋时代的夏禹观，而不能遽认为可信。这个史学方法基本的原则，经顾先生扩大地宣传而深入人心了。其实在顾先生发表致钱氏书的前二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已经在他的《尚书中的神话》一文中将中国洪水说作了一个彻底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洪水说并不止一个，他又将中国与世界其他的洪水说加以比较。在《古史辨》出版二十年以前，西洋人编的中国课本已经指出商代以前仅能认为神话时期，而非有史时期，这全是根据近代历史学常识而加以推断的，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知道。以致顾先生提出了他的见解之后，大家相顾错愕，惊为怪谈。所以顾先生这部书对于当时的史学思想实有发聋振聩之功。经他的提倡，崔述的古史学，已如日丽中天，即是浅陋如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也竟翻了若干版。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地位与19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泊（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都是指出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的基本工作，史料的审查。当然现在中国古史的研究早已超古史辨时期，而进行着手各部门的建设工作了。但是古史辨所代表的初步工作是不能抹杀的。
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是绝对不同的。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束缚的解放运动。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国最初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是李大钊先生。李先生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888—1927）。尝作《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之价值》等文，介绍唯物史观的精义。到了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遂更展开。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这个论战第一声炮是陶希圣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是一本薄薄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而内容则从史前的陶器讨论到现在过剩的人口。当然他的价值，只在观点，而不在发现和搜集。在这书中，作者否认（一）现今中国社会尚是封建社会，（二）中国社会自春秋以来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说法。作者也不承认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认为：“所谓半封建惝怳不定，可用于宣传，而不宜于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社会，自公元前1766—1122年，已从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到了春秋时代末期，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而集体国家逐渐出现。在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作者说：“什么是封建制度？这个问题好难解答。”以后作者引用了《大英百科全书》，封建制度条的几句话，而且还是由《双十日刊》转引的。本来封建虽是中国的老名辞，而封建社会则是西洋史学近百年来的新观念。作者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入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
同时又有熊得山先生的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当时也颇风行一时。熊氏也没给予封建制度一个明确的定义，便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始于夏“自不成问题”，又说：“然则封建制度最重要的是什么？怕没有人否认不是现在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罢？”这似乎是全书的主旨了。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郭沫若字鼎堂，四川人。在中国当代的学者中，梁启超以后，他是最广博的著作家了。他本来是学医的，但是对于中国学问有深厚的修养，于1922年联合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了创造社，成了中国新文学一股生力军。同时他也非常地注意社会问题，河上肇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一书便是经他译为中文。自北伐以后，他又从事于中国社会的研究，结果，著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书是于1929年出版的，共收到四篇论文，（一）《〈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三）《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四）《周金社会史观》。前有导论一篇，《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级》。在这篇绪论中，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进展，所循的途径大致是相同的。作者所采用的理论是美国人类学家莫尔干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根据这书所编成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依据作者的看法，中国社会史的演变，可以分为四大阶段：（一）原始共产（西周以前），（二）奴隶制（西周时代），（三）封建制（春秋以后），（四）资本制（最近百年）。作者认为中国封建制度自春秋以后开始，这正是陶希圣所认为封建制度崩溃的时候，立论与陶氏显然不同。不过作者所研究的仅限于殷周，而每篇又依据极明确的史料，而且他不但依据书本上的资料，又因为研究中国社会而研究甲骨金文，将卜辞金文用到社会史的研究。这本书和他近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许多重要的贡献。
到了民国廿年，上海神州国光社所出版的《读书杂志》（王礼锡先生主编）出版了一本《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出版后十天之内便销尽了两版，读者们对于这问题兴趣的浓厚，由此可见。这本“论战”中共收了十三篇文字，撰稿者多是学术界的无名英雄，这更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见。王礼锡先生在序言中，曾列了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参考书，列举这方面新出的书凡三十七种，又杂志论文数十篇；这是一篇很好史料，因为这些书现在多半已找不到了。论战的第一篇是朱新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在这文中，朱先生指出陶希圣所认为封建制度的特征是“很暧昧的”是不妥当的。他以为“在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封建制度的确没有破坏”。他所依据的定义，是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第二篇是严灵峰先生批评朱先生说法，严先生也是依据马克斯的理论。而严先生的理论又受到了一位镜园先生的攻击。陈邦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文中，又指出郭沫若先生“误认封建社会是直接由奴隶制度推移来”的错误，他指出莫尔干的《原始社会》出版后，马克斯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改变，因之他认为“中国封建之形成是在西周到了东周已在崩溃的过程中”。作者又以为郭先生以秦的统一为集封建制度之大成是“绝大错误”，因为封建制度自西周末期已开始崩溃，而春秋时期已是城市手工业开始了。作者所根据的是考瓦列夫斯的理论。王宜昌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论”，又以辩证的观点，指出陶希圣，郭沫若二氏的说法全是错误的，他又以为中国封建制度是起于五胡十六国，而自西周至晋是奴隶时期。
这是第一次依据马克斯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辩论。大家都是用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但是同样观点和同样方法却产了如此不同的结论。秋原先生的通信中，劝勉参加论战者：“对于欧洲经济上之发展，总要有一个正确而丰富的概念……徒然根据一两本讲义，以及教科书式的山川均以玉石滨知行《唯物史观经济史》、《经济史概论》是不够的。”这话实不失为未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者的明灯。
《社会史论战专辑》前后共出了三本。但这不过是这大问题辩论的开端。实在说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课题。陶郭二氏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第一部是《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第二部是《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后他又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史讲话》等书。吕先生以殷代为奴隶制度时代，两周为初期的封建时期，自秦至清中叶为专制的封建时期，自清中叶至今都市资本时期。
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适合的了。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毛病。称之曰“简编”，可谓名实相符。此外《中国近世史》一书也是用同样方法写成的，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著者武波即是范先生的笔名。
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书已出两本：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第二卷，秦汉史。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这部书尚在进行中，希望能早日完成。
此外还有几部讲中国社会的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是一部极精辟的著作。李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法国派社会学）有极深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史料又运用得很熟。他对于姓的解释，对于邦火的研究皆已成为定论，是对于古史的大发现。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之传说时代》，将蒙文通《古史甄微》中的说明又加以扩充，也颇有许多精阐的见解。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尽了钩稽的能事，是专题研究的模范。王伊同先生的《五朝门第》，赵丰田先生的《清经济思想史》，都是近年来著名的社会史方面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