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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清，史学界的风气，已由考史而变为修史，由治古史而改为究心本朝的掌故。但是到清季，史学界又发生了一个革新运动。清末因为西籍大量的迻译，泰西的思想遂渐渐的输入到中国来了。关于史学方面，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和我国旧的史学，颇有些不同。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字卓如，是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一方面接受了康氏的今文思想，一方面更博览中日方面所翻译的西学书籍，深感觉到中国传统的史学，大有改造的必要。他曾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发表《新史学篇》一文，就他所认识的新史学的观点，对我国传统的史学作猛烈的抨击。他说：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其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能有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弊，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张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这是新史学的第一声角号，这是对传统史学最严烈的批判。梁氏又述说他所认识的新史学道：
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这些议论，自现在看来，虽未免肤浅夸大，而在当时确曾“发聋振聩”，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梁氏的学术是多方面的，新旧东西，也都爱好，但是自少至老，对于史学，尤其特别嗜好。至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更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请，讲历史研究法，后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出版。这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对于当时中国史学思想影响极大，可以代表梁氏比较成熟的见解。他在自序中说他对于新史学的认识道：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史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极大。
他又为历史下一个定义道：
史者何？记述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续，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他这书分六章：一、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二、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三、史之改造。四、说史料。五、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六、史迹之论次。这部书在当时是第一部有系统的介绍近代史学的书。所以出版后，风行一时。数年之中，再版者五次，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惜梁氏不谙西文，对于西洋史学的认识，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和当时风行一时的威尔斯《世界史纲》等书，这都是些通俗读物并不能代表近世西洋史学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趋势。所以他对新史学的介绍，颇为肤浅空泛，而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对于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似乎是茫然得很。他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世界史纲》一类的书，乃是一个外行人对于世界通史的一个看法，根本谈不到研究。至于教科书并非专门著述，也不能代表近代西洋史学研究。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
梁氏以后，向国人介绍西洋史学方法而最有影响的人是胡适先生。胡先生本是在美国学哲学的，但是对于中国学问也很有根柢，而且他并不好玄思冥想，而好作客观研究，所以对于历史，颇有兴趣。在美国的时候，他即以西洋的方法整理中国的材料，著《先秦名学之发展》一书。归国后，任教北大，担任中国哲学史一课，更将此书扩充为编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他于这书第一篇绪论中先论整理中国哲学资料和方法，他主张在整理一家思想之先，须审查材料的真伪。他很简单地介绍了西洋史学方法的理论，尤其以塞恩保氏的《史学原论》为主（Langlosi ＆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结果他这书刊落群言，成了崭新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数年之中，翻版十余次，对于当时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影响极大。后来顾颉刚先生常说当时学生们对于他的印象道：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
《哲学史大纲》之外，胡先生在文学方面，也作了不少考据文字。最著名的如他的《红楼梦考证》，抛开了前人猜谜式的“红楼梦索隐”而要“考定这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版本，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本是西洋人研究文学史最初步的工作。他用了这种方法治中国文学，结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以后他所作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书的考证，都是用了这种方法。他又感觉到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表扬清代儒者的治学方法，于清儒之中，尤特别表扬戴震，崔述，这都于当时的治学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梁胡二氏以外，对于西洋史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工作最努力的是何炳松先生。何炳松字柏丞，浙江金华人。他在美国本是学经济学的，但是英文很好，中文也很有根柢，归国后担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他即着手翻译美国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9）的《新史学》（ New History ）作为历史研究法班上的讲义。鲁滨逊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推翻旧日窄狭的政治军事史而建设新式的社会史，他主张要将历史的领域扩充到整个人类过去，他反对旧式“年月事实”式的死历史，而提倡人生活环境演变的了解。他指出“历史的功用，并不在要从过去得到某种教训，而在利用历史知识来明白现在种种的问题的来源，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些思想在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早已发生了。格林（J．R．Green）的《英国人民史》，柏克尔（H．T．Buckle）的《英国文化史》，都放弃政治军事的记述，而注重一般人民生活状况的进展，并且要研究文化变迁的因素。到了19世纪末年，德国文化史运动盛极一时。鲁滨逊同其他许多美国史界老前辈一样，是一位留德的学生，归国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遂发愤提倡新史学，打倒旧史学。他的名著《西欧史》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1902）即是本着此种观点写成的一本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影响甚大。他以后又据这本书改编成许多课本，对于美国史学教育有极大的贡献。他的门人很多，在美国史学界中，蔚为一派。不过，他所作的尽是些介绍通俗工作，并不会作过高深的研究，所以与其说他是历史家不如说他是教育家。何氏译《新史学》的目的，大概因为他认定要作史学研究，必先明了现代史学的趋势。所以朱希祖先生（当时北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的序文中说：
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鲁滨逊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的地方摧陷扩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
据作者所知，这是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较有名的史学理论的书。何先生的译述工作很努力，以后他又把约翰生的《历史教学》（Henry Johnson： Teaching of History ），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Shotwell：History of History）译为中文。及将塞尼卜的历史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Seignobos： La Methode historigue appliquéeaux Sciences Sociales ）改编为《通史新义》，以提倡所谓新通史。这几本书，都是西洋近年来风行一时的著作，何先生将他们介绍到中国来，对于中国史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又写了一本小书，名为历史研究法，撮述现代历史研究的方法。此书虽然简短，然而对于西洋现代史学的认识却远胜于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后他又从西洋史学的观点来考究中国史学思想，对于浙东学派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也作过相当的研究。
何氏无疑地是当代介绍西洋史学最努力的一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惜他所译的都是些通俗的教科书，他对于当代西洋第一流的史家的著作并不曾介绍，而且似乎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而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因之，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
何氏以后，翻译西洋史学方法，历史哲学的书籍很多。最著名的卜汉姆（Bernheim）的史学方法，赛恩卜（Seignobos）、傅林（Fling）、巴恩斯（H．E．Barnes）诸家的史学方法，傅林悌（Robert Flint）、布哈林（Buharin）、萨里曼（Saligman）诸家的历史哲学，都译成中文，国人自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的书也不少，其中以陆懋德先生的《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为最精。
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起初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学校的课本。旧日书房中习用的书如《纲鉴易知录》，《十七史详节》，或《资治通鉴》之类既不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于是编纂通史的工作，遂成了改造国史的第一步骤。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是夏曾佑先生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曾佑字穗卿，杭州人。他与梁启超谭嗣同相友善，治经宗今文家言，在当时也是一位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于清末应商务印书馆之托，编纂中学历史课本，第一册出版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仅成三册，迄于隋代而止。他这书不用旧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体，而用近世西洋写历史课本的体裁。周予同先生说他这部书，在体裁方面，大概是受了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一类的影响，这个说法，极为可能。《支那通史》是用中文写成的，并且曾经罗振玉在中国翻印，对于当时中国学者，影响极大。在内容方面，夏氏也吸收了不少新的思想和观点，如在第一章第一节世界之初，他便引用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及斯宾塞尔社会进化的理论，说明宇宙和社会的进化的程序。以下他对于汉族的来源，以苗族为土著，以汉族为西来，显系受了当时西人和日人学说的影响。夏氏是尊信今文的，论古代制度和经学源流极受今文家的影响，而推论中国典章制度的变迁，颇有特识，在当时不愧为一名著。到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课本，遂列为大学丛书，改称为《中国古代史》。但是三十年来学术的进步，已使这书的内容陈腐不堪，不能采用了。
和夏氏的教科书同时出版的尚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书亦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仅出了三册，迄西周之末，编纂体裁，与夏氏书相仿佛而内容则大不相同。刘氏是中国近世最伟大的经师之一，他在近世中国经学史的地位，可与章炳麟、王国维鼎足而三，而他的声名才华则又远在二氏之上。他虽然享年仅三十六岁，可是他的遗著经宁武南氏辑印的已有七十四种之多，其中多有不朽的价值。他是刘文祺的曾孙，四世穷经，到了他更广博无涯涘了。他除了博览旧籍之外，又喜吸收新知，颇受西方社会进化论和日本人学说的影响。他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乃是他为国学保存会所编的五种教科书之一。他在凡例中说：“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他又说他这书注意的五方面是：
1．历代政体的异同
2．种族分合之始末
3．制度改革之大纲
4．社会进化之阶级
5．学术进退之大势
又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可见他要改造国史的精神与夏氏并无不同。不过刘氏是一位古文家的经师，看法和夏氏很有些不同而已。
夏刘二氏虽然编了些教科书，但都没教过历史，而且这些书都是为中学而编的。在北平担任中国史最久，在史学教育上影响最大的要推王桐龄先生了。王桐龄，字峄山，河北任邱人，清季留学日本，毕业于帝大的史学系，与市村白鸟等人游，在国外专攻史学，正式毕业者，实以先生为第一人。先生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归国任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迄今已达四十年。实是吾国史学界的老前辈。他所编的《中国史》，初版印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至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又全部改正，再版改订本，自上古迄清中叶，凡四大册，共一千二百余页，实为内容最详细的中国史。内容每代皆先叙事实，后述文化，体例深受日人的影响。每章之后，附列参考书，而正文中不复注明史料的出处，也是保存着当时日本学者的体例。这部书因为内容广博，粗枝大叶地为中国史画了一个轮廊。王先生执教四十年，弟子遍天下，所以他在历史教育上的影响也较任何人为大。
王先生的《中国史》出版以后，此类书出版的很多。其中内容最精博，编制最谨严的要推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了。邓之诚字文如，江宁人。他这部通史讲义起自秦汉迄于明末，取材以正史通考等书为主，其他有关的史料，也择要选录。他用自己的话作一大纲，而将有关正史的记载尽量采录，既是一部很好的通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史料汇编。搜讨广博，去取极严，在现今通行的课本，实在以此书最为切实有用。近年来新出的中国通史课本甚多，较通行的，则有章嵚的《中华通史》（二册），缪凤林的《中国通史》（二册），钱穆的《中国史纲》，金兆梓的《中国通史》。中学中国史教本较著名的有顾颉刚王钟琪的《中国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前者以制断胜，后者以详瞻胜，俱风行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