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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政府工具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及新趋势。根据《公共政策工具》一书的说法，这些新变化及新趋势反映出工具研究范围及主题的转变和扩展。
首先，转变是指工具适用的环境及其背景受到更多的关注。从古典途径向建构主义途径的转变，使得政府工具研究从微观层面上升到中观层面，即走向网络研究，并且其研究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例如，近年来人们对政策执行网络中的各种主体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到了目标团体中的权威人物的影响以及政府工具施行者与其他主体间的互动；有学者指出了组织文化和官员所承受的压力对政府工具产生的影响；还有学者指出政府工具执行领域以外的主体也具有一定影响。不同的研究表明，探寻政策网络的性质，对于研究政府工具及其功效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又如，近期人们还重视对偶发性事件的研究。古典途径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社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但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碰到一些非预期状况或突发性事件，这种偶然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政府工具研究过度强调“工具”、“政策”和“社会问题”等概念，忽视了偶发性事件对政府工具应用过程的可能性影响。
其次，扩展是指这个领域内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如网络理论、执行理论和学习理论等等。同时，通过介绍新工具和工具应用新策略而充实了整个工具研究，为其理论发展与实际应用做出了贡献。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新工具”的运用，休普（P．L．Hupe）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后现代工具”；有学者（如J．A．De Bruijn和E．F．Ten Heurelhof）提出了“第二代工具”的概念。政策执行者也呼吁采用新工具，对新工具的引进可以看做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回应。虽然新的政府工具常常与旧的政府工具相提并论，但其着重点已经不再是政府统治的单方性，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治理的双边性甚至是多边性上。同时，新工具的提倡伴随着对旧工具的批判，如传统意义上的管制就被认为是过时的。另外，新工具中的“新”并非绝对化，旧工具也可以用新策略来实施。这两个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政府工具研究的范围，但同时也削弱了工具本身的重要性，因为政府工具逐渐被看成是影响政策产出的变量之一。政府工具研究从最初的强调工具本身到注重环境的影响，再到认为工具只是影响政策的因素之一，这个过程显示出对政府工具的认识的深化。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工具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政府工具研究具有如下三个新趋势：
新公共管理运动关注政府及公共部门的内部管理问题。它宣称传统的层级节制的官僚机构管理体制限制了政府的创造性和效率，政府应该改革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提高生产力；因此，必须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技术引入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以提高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的绩效以及政府管制和服务能力。这些工具主要是针对政府（公共部门）自身而言的。像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标杆管理等，主要是政府的内部工具。治理理论及“新治理”更关注从社会互动的观点来看待政府工具。胡德对政府工具的定义和分类，主要是从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眼的，并没有过多涉及政府内部工具；萨瓦斯从公共服务的提供制度层面提出了十种常见工具，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如何选择有效的工具，来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处理的问题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较少论及如何运用工具来有效管理公共部门自身（政府）；萨拉蒙则明确指出，《政府工具》一书关注的焦点是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外部工具，而不只是政府部门内部管理手段的创新。
在传统上，人们习惯将政府的行动视为执行政府单方意志、实施政府权威的过程，很少从平面的视角来看待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集体行动中的博弈角色。这样，传统的政府治理工具的确定，就变成了政府选择权威施展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政府与政策标的群体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一种博弈策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视野，主要集中在组织性工具、规制性工具和经济性工具。德国学者维登（E．Vedung）指出，组织性工具是指政府为实现自己意图而运用的将公民、团体和企业直接纳入自己的组织系统的方式，典型方式是国有企业；规制性工具是指政府为了使公民、社会组织和企业执行自己的意图，而运用的带有强制性的法规和命令，包括规则、法律、指令、命令、规范、标准等等；经济性工具是指政府为了实现自己意图而运用的给予或夺取物质利益的方式，其典型例子是税收、补贴。然而，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财政危机和权威信任危机，导致传统治理工具的基础被削弱，一些传统工具逐渐失效。第一代的古典工具途径（常常运用管制性的工具）由于强调一致性，缺乏弹性而无法在网络情境中发挥最大功效。因而人们开始关注“新工具”的运用，休普提出了所谓的“后现代工具”，布鲁金和赫尔霍夫则提出了“第二代工具”的概念。
不管工具的具体形式如何，新工具的特征是更具诱因性、沟通性或契约性。
所有政府工具在实际应用中都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最终决定或影响政策的成败。因此，在现实的公共管理实践中，选择和应用工具要考虑各种制约因素。一种工具要得到成功的应用，要有配套的制度。正是这些制约因素，使得工具理论自身在得到不断修正，研究途径也从工具主义途径到过程主义、权变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演进，这就是从工具特性的研究到分析其适用情境，再到不同情境下政府工具的选择、组合及其绩效的研究的演进。既然工具应用受多方因素制约，那么其应用的研究必须本土化，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政府工具理论。在引进、应用新工具前，要弄清各种政府工具可能存在的优势与缺点；同时，必须认真研究各种工具存在的基本条件，它们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工具选择的具体标准，工具应用的过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