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汉学”的正统化：史语所的设立

主要由胡适、顾颉刚所煽起、所推动的“新汉学”运动，历经十年的蔓延、积聚，到1928年发生了一场质变，这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设立。 史语所在1928年10月的组建，标志着“新汉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此前“新汉学”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树立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标杆，已经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但是，北京大学与其他学术机构究其实还是一种平行关系，“新汉学”的显要地位也主要来自非官方的认同。史语所成立后的情形就大大不同了。作为中央研究院下辖机构的史语所具有鲜明的官学色彩，有国家力量作后盾，其权威性和控制力非一般学术机构所能比拟，实际上它是凌驾于其他学术机构之上的。随着史语所的成立，“新汉学”也就成为官学正统，取得垄断地位。从此，“新汉学”派势力大增，迅速进入巅峰时期。

为什么说史语所属于“新汉学”呢？史语所在组织建制和运作方式上具备了现代形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学术路向上，它却与传统学术仍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史语所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与胡适、顾颉刚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一脉相承，同属于“新汉学”的谱系。

傅斯年本人在学生时代即是章太炎学派的信从者，受到正统汉学的训练。他十分推重清人的朴学方法。在傅斯年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虽然，我们不能“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但是，我们要“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要探明“中国语言的起源与演变”，要建设“中国古代的社会学”，那是“非借助朴学家方法和精神做不来”。 清代的学者敢于怀疑，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使用“归纳的方法”，这些都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和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问相似。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西洋人将科学精神和方法用在“窥探自然界上”，而清人用在“整理古事物上”。 后来，他又经常称道司马迁“若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称赞欧阳修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对于顾炎武、阎若璩更是推崇备至，号召史语所的学者“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 尤其是治古代思想史，“百分之九十是言语学及文句批评，故但严追亭林百诗之遗训，加上些近代科学所付我们的工具而已。如有成就看来决不使他像一部哲学史，而像一部文书考订的会集”。 他早年受乾嘉学者重小学的方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影响，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 。他本人的许多学术论著，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大东小东说》等，时时透露出乾嘉汉学的流风余韵。1926年傅斯年在评价顾颉刚的“古史辨”时提出：“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 傅氏将汉学归纳为语文学和史学，这两方面也正是史语所的工作重点，可见傅斯年主持下的史语所发扬光大的实际上仍是汉学。1933年，傅斯年因史语所经费问题向胡适求助时坦承：“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之汉学（最广义的）。” 这里所谓最广义的汉学与旧汉学、正统汉学不同，也就是“新汉学”了。

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受德国语文考证学浸润，为传统汉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日、德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他主张，“治吾国语言之学，必研究与吾国语言同系之他种方言，以资比较解释，此不易之道” 。1923年他就发觉：“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在《与刘雅叔论国文试题书》中，他复指出：这种方法以同源异流的语言互相比较，“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凡使用此法的学者，“必具一历史观念”，故也称“历史语言比较法”。1927—1932年间，他在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两方面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实际上，这与从语言学（小学）入手治史的清儒家法同路。汪荣祖就认为，陈寅恪“上承清代学风”，“袭用朴学之精华”， “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 陈氏主张在史中求史识，其历史见识高出同侪，但方法门径并无异质。史语所特约研究员陈垣同样是以史料学为治学的重心，偏重考据学。他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 陈垣推崇清代汉学，尤其服膺考史大家钱大昕，“他在史学研究上，一向重视考据，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生平著作大都与考据有关”。 而且，陈垣汲取乾嘉学派之长，总结和发扬了汉学方法。其校勘学发展了乾嘉学者的对校法，注重版本异同；史源学则承自钱大昕、崔述等的溯源考证法。

“新汉学”派的主要工作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史语所实际上加入了整理国故的大合唱之中，从而与“新汉学”汇流。徐复观将史语所视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基地。 钱穆也认为史语所是“承整理国故风气而起”，同属“新汉学”一脉。 这从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的关联中可窥见一斑。众所周知北大国学门是整理国故运动的策源地，而史语所与其存在密切的精神联系。傅斯年曾留下一份专论史语所发展方向的手迹，前面先推崇国学门在“汉学”领域中，“态度极向新方向走”，继谓史语所同人“颇思大规模的向新的方向走”。 由此可见他们在学术上的共鸣。有论者指出，国学门和史语所在研究取向方面同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领导者又不乏接触交流的机会，因而研究态度大体接近。从组织结构看，史语所按同人的研究方向，在所内设若干小组，其性质和北大国学门相近。在人事关系上，史语所在初创时期，也吸纳了大批国学门旧人。 傅斯年主持之史语所虽千方百计以发展科学与国学、国故立异，却终不免与“新汉学”合辙。

“新汉学”发展到史语所阶段，可以说是更加精密了。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考辨，主要依托的是比较空泛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及进化论、实验主义等一般性的思想资源，这些原理学说，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也可应用于社会科学，属于方法论的基础层次，或者是元方法，表示一种立场和态度，对历史研究缺乏实际的范导作用。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真正发挥效力的似乎还是传统的汉学考证方法。而史语所则不同，它有了明确的历史学样板作为自身发展的指引。这个样板就是西方的兰克史学。

兰克学派是19世纪辐射整个西方史坛的国际性史学思潮。根据古奇的概括，兰克史学的贡献有如下方面：“第一，他尽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第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了考证的科学。” 西方传统史学范式在兰克那里得以最终确立和成熟，其特征是：内容上具有严重的狭隘性，仅局限于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史；方法上以考证批判史料为根本；认识论上秉持客观主义，坚信通过档案资料的考证和鉴别便可以再现历史的真实。

1919—1926年傅斯年赴欧留学期间已经接触到兰克史学。1925—1926年，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时对比较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接受了德国正统的历史语言考证学。 据史语所的人士后来回忆，傅斯年回国时，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 。而1928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词，“直可视为兰克史学在中国最有系统的宣言” 。傅氏抗战前还告诉友人张致远，他创办史语所，“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 。

就学术主张和治史活动而言，傅斯年身上集中体现了兰克的影响，处处闪动着兰克的影子。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搜求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工作的基石。傅斯年受兰克史学的洗礼，流露出极端重视史料的倾向。他推崇兰克与蒙森，曾谓：“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名立点”。 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学的中心地位。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后来，他又在《史学方法导论》等论著中一再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他的这种主张与其对西方史学的认知有关。“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定之工夫。”

傅斯年还指出，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是史学进步的动力。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傅斯年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一）凡能直接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其中第二点就是强调要史学工作者要“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到史籍材料以外的东西，……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等等。 傅斯年的史料学宣言不免夹杂为制造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语的成分，但大体仍是其史学主张的表达。他提出了8对16类史料对勘互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傅氏还对捷足先登的外国人掠夺中国的学术材料感到痛心：“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以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在傅斯年眼中，材料才是学术建设的核心。因此，他呼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兰克治史，崇尚史料，尤其笃信原始史料。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要想明白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资料乃是历史的瑰宝。因而他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编写历史，格外重视目击者的“最高见证”。兰克无论到哪里搜集材料，最重视的地方就是档案馆，其每部著作都大量利用档案文献。Peter burke总结到：“在思想上与兰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革命首先是在原始资料和方法上的一场革命，由使用早期的重大历史书籍或‘编年史’转移到使用政府的官方档案。历史学家开始经常地在档案馆里从事研究并精心地发展出一套日益先进的方法，以评估档案文件的可靠性。” 傅斯年充分肯定原始材料、直接材料的价值，他认为“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即登时变成活的”。“直接材料当然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后者的错误靠他更正、不足靠他弥补、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 陈寅恪在1928年12月17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认识：“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 陈垣也坚持：“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 徐炳昶也指出：“近人治史，首注意于史料之来源，而尤汲汲于所谓第一手之史料。盖此类史料讹误较少，绝非经过多手，生吞活剥之粗制品可比。” 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努力搜求整理原始材料。从地下埋藏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的文字刻辞及实物，到地上遗存的古公廨、古庙宇等古建筑，历代的史籍、档案、方志、笔记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制度、风俗等，都在他们搜集之列。傅斯年先后为史语所收集到居延汉简 13000多片、金石拓片25000余种33000多幅，还有大量敦煌卷册与善本书。

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尤为引人注目。1928年春，考古学家马衡写信给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筹备史语所的傅斯年，建议他收购流散的清内阁大库档案。9月，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议，胡、陈建议傅斯年设法买下。于是，傅斯年写信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求助。他在信中写道：“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以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 在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支持下，内阁大库档案以1.8万元价格收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9月，傅斯年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他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等任编刊委员，而傅斯年于其中作用尤大，“档案收藏、整理、刊布之大旨方略，悉出其一人之胸臆”；“在清理这批档案的同时，傅斯年拟定出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他准备一边进行清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公诸于世，遵此原则，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1年将首批整理的档案公开刊行，取名为《明清史料》”。 此次刊印的档案称为甲编，到1936年又出版乙编和丙编各10册，共计30册。

傅斯年服膺兰克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是兰克史学的另一大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兰克在其早期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认为：“历史指定给本书任务是：批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 历史研究就是：“把各种事件有秩序地组织在一起；对真实史料加以批判研究，公正地理解，客观地叙述；目的在于说明全部真理。” 在这一派的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学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他如此总结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念：“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又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 他主持建立史语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 。

有材料证实，傅斯年一生只提到兰克二三次，他藏书中没有任何兰克的著作。 因此，傅斯年所受兰克的影响很可能是间接的，是通过阅读和接触兰克学派的作品而实现的。王汎森说：“他很看重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以至读到书皮也破了，重新换了书皮。事实上，兰克史学已经沉淀在当时德国的史学实践中，而不只是挂在嘴上。傅先生对兰克是了解的，但可能大部分来自伯伦汉。”由此信息可以推测，伯伦汉（又译朋汉姆）对傅氏影响极大。一般认为，兰克的再传弟子伯伦汉（又译朋汉姆）的《史学方法论》一书是化约兰克史学为方法论的巨著 ，素被公认为兰克史学的结晶 。例如，他引兰克的话说：“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科学而后可……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物。” 兰克“仍谓一历史著作之最要条件，在于求真，所叙述者必须与事实相符，科学的贡献，实为其最重要之事。” 而且，“随着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著作的传播，属于伯伦汉的‘科学的’兰克印象也随着是书传到各地”。 汪荣祖在论及兰克史学与中国史学的关系时就说：“兰克有五十几部著作，几乎没有一部被翻成中文，他的史学虽说并没有真正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他所提倡的史学方法经由 Ernest Berheim等人的著作却进入了中国。像姚从吾从北大到台大，讲的都是兰克的方法论。杜维运考证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同一路的。甚至章太炎，写《清建国别纪》时，也批判性地运用原始史料，可以说亦受此影响。至于其他像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陈寅恪留学西欧，受兰克学风的影响更是不在话下，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有鉴于传说之不可信，必须根据可靠史料重建信史，以及孟森利用实录等原始资料考证明清史实等等，都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影响或启示。” 如此看来，兰克学派通过间接的、中转的方式影响中国史坛似乎是一种常态，傅斯年以伯伦汉为中介了解和接受兰克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正统兰克史学外，傅斯年还主要受到过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巴克尔。1931年左右，傅斯年曾想翻译《英国文明史》，并且已完成前五章方法论的部分，附上自己的《地理史观》一文。 他在诸多方面深受到巴克尔的影响。

巴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人类社会与自然现象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研究历史之方法及人类活动规律性之证明的叙述，这些活动本为思想定律及自然定律所支配：故两部分之定律皆须研究，且不恃自然科学，历史亦不能成立。”“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 在他看来，没有不需要自然科学的历史。傅斯年也要建立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历史学，但他对规律和解释不感兴趣。同时巴克尔也重视史料和证据，史学同其他科学一样，“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史学家没有丰富而可靠的资料便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一观点显然也被傅氏接受。巴克尔重视统计方法，傅斯年也有类似的主张。 他评论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时说：以“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试看用统计方法于各种事物上……实在是一件好事”。“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统计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现象一类“单元”事物，用于“复元”的生物界，已经要打折扣，更不用说是“极复元”的历史现象了，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尤须小心。结论是：“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他有将来。”

其中对傅斯年影响最大可能要数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主张了。傅氏不是追求笼统的“科学”的历史学，而是欲将历史学建设得“与自然科学同列”。这与新文化运动时代一般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和向往有关。与傅斯年相知甚深的罗家伦曾道出其中原委：“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可靠的知识以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 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期已经心仪并大力提倡科学，并产生以科学改造哲学的意愿。 留欧时他又投入大量精力修习自然科学，先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了实验心理学，选修了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课程。 1923年9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后，选学“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课程，又研读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等现代物理学著作。他深深地被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所吸引，兴趣转向历史语言学后仍以自然科学为样板。他在中山大学时认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傅斯年的科学化主张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秉持自然科学的理念和精神，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一方面要具体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与巴克尔的实证主义主张不同的是，傅斯年将规律和解释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只将自然科学用作整理材料的工具。

虽然傅斯年个人的言行不足以代表整个史语所，作为首脑人物的傅斯年，牢牢地掌控着史语所总体的学术方向，确保它成为“新汉学”的大本营。历史语言二组的主任陈寅恪和赵元任，是傅氏德国留学时的故友和学术知音，构成史语所的班底。陈寅恪的治史规矩，与傅斯年也颇为一致，也以史料学为本，走语言历史门径，讲比较研究方法。 主持考古组的李济“对‘历史’和‘重建’的认识，可以说是傅斯年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史语所人类学组乃有地质人类学之研究，这不但是李济考古学的特色，也是傅斯年新史学的特色”。 史语所的其他学术中坚，如陈垣、顾颉刚、李方桂、罗常培、李济、徐中舒、梁思永、董作宾等，都是与傅氏志趣相投之人。

在1928—1937年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罗致选拔的众多人才，如陈磐、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何兹全、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周法高、严耕望，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实际上，他们大都尊奉傅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金科玉律。就各个研究方向而言，史语所也基本是沿着汉学的轨道运行。“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 另外，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工作高度负责，这也确保了他的学术理念的贯彻实施。他对三个组的工作范围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甚至对每一个人的研究都有具体的要求。明清档案的整理、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其他许多重大项目的研究，傅斯年无不精心策划，周密组织。因此，史语所基本是沿着傅斯年设定的轨道运行。

作为史语所学术阵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更是集中体现了所中学人的考证路数。傅斯年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集刊》奉行的正是傅氏的这种理念，尤其重视传统的史学考证功夫。《集刊》中的作品“皆以整理和直接研究材料为依归” ，基本不做宏观研究，罕有概论性或通论性的文字，直接研讨理论方法的文字也是少之又少。有学者从《集刊》论文的命题中窥见史语所学人的治学宗旨。如文章中以复原、发原、考、考证、考实、考辨、释例、校释、札记、订误、补正、释论及类似词眼来为文章匡定格律和奠定基调的占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史语所学人走的是一条由考而校、补、订，继而辨、证、释，最终达至原、实、真的史料考证以至历史重建之路。例如《集刊》中包含文化史论文134篇，其中文献整理、史籍考订和历史掌故方面的研究论文就达近百篇。这是其“史学本是史料学”思想的落实。 以专研经济史的全汉升为例，他1935年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撰社会经济史论文多篇，但“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 精密考证乃是《集刊》的主调。有学者说它是以兰克派的主要刊物《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为模板的 。

傅斯年创设史语所立意甚高，欲超越传统而别开新局。罗家伦评论傅斯年时说到：“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他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申明：“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 后来又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 他重视考古就是要在材料上超过旧汉学。他在史语所设置考古组，是因为“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科学考古所得的资料，是直接的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他说“古代历史，多靠考古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进行上古史的研究，“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王晴佳断言：在安阳发掘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傅斯年推动的考古发掘计划的目的是重建中国的古代史，他只是找材料而已。 张光直也指出：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所以，傅斯年及史语所还是未能越出汉学的雷池。

毕竟，在西方兰克式实证史学的引导下，史语所超越了“古史辨”而将“新汉学”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古史辨”阶段“新汉学”的突出之点是高扬怀疑精神，致力于旧史的批判和重估；史语所则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特色，为古史重建工作铺路。可以说，从顾颉刚到傅斯年，“新汉学”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再就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古史辨”派主要借重笼统、抽象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史语所则直接取用自然科学的工具，辅助历史语言研究，呈现出由虚入实的过渡，从而使汉学的科学化达到一个新进境。“古史辨”时代的“新汉学”实际上还是汉学内部今古文经学的结合 ，大体不出传统学术的范围，而史语所真正将自然科学手段引入历史语言学领域，“用科学赋给的工具，整理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 ，的确使“新汉学”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面目，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既然史语所隶属于“新汉学”，且以兰克史学为楷模，它对正在上升的“新史学”潮流基本上持否定立场。

当1930年底朱希祖课程改革失败后辞职，校长蒋梦麟暂代史学系主任之时，幕后主持史学系工作的傅斯年将朱希祖的社会科学化改革措施全盘推翻。1931年9月史学系公布的新课程指导书指出：史学中的典著，接近史料的工具，整理史料的方法是“三宝”。史学的工具，第一类是目录学，第二类是各种语言。这篇文献的落款为“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但从它对直接处理史料和扩张研究工具的强调来看，显然是傅斯年的捉刀之作。它所体现的正是傅斯年所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精神。 与朱希祖时期的史学系课程相比较，新课程体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取消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科目。因为这些科目属于“泛滥漫汗的知识”、“不能充实的知识”、“不相干的知识”。学生到史学系来学习，“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 新史学所倚重的社会科学被傅斯年毫不客气地清理出去了。

傅斯年对“新史学”的拒斥态度在对待走综合路线的学者的认识和评价中也时有流露。他看重关于具体问题的考订，而蔑视宏观体系的构建。傅斯年及顾颉刚赏识钱穆主要是因为《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等考证性作品。而“著史”的《国史大纲》则造成傅斯年与钱穆的关系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尽失起初的推重之意。他们对郭沫若则重视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古文字著作，1930年初，傅氏还有意由史语所为郭沫若印行《甲骨文字研究》一书。 1948年郭沫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傅斯年都出力不小，但将他列入“考古学及艺术史”。 傅斯年在评语中写道：“郭君研究两周金文以年代与国别为条贯，一扫过去‘以六国之文窜入商周，一人之器分载数卷之病’，诚有‘创通知例开拓阃奥之功’；其于殷商卜辞，分别排比，尤能自成体系，其所创获，更不限于一字一词之考订，殆现代治考古学之最能以新资料征史者。”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金文丛考》、《卜辞通纂》为郭氏参评的代表作。 而其以宏观综合见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主流派的冷落。1931年，丁文江撰文批评法国汉学社会学派葛兰言的研究，傅斯年则声援丁氏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 可见傅斯年与当时学术新趋向的异路。

为维护“新汉学”的学统的纯正，傅斯年还曾拒绝接收“新史学”传人张荫麟进入史语所。1933年11月，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推荐即将归国的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或北京大学史学系，函谓：“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具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张君颇年少，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面对陈的倾力推荐，傅斯年仅以“此事现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轻描淡写地敷衍推脱。 傅斯年的态度主要基于治学门径上的歧异，道不同不相为谋。

其实，史语所未尝没有参与新潮流的机缘。傅斯年曾力倡以多种学科的知识来推动史学研究。“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气象、天文等学科，无一不可作为治史的工具。 傅斯年不限于传统的史籍文献，而将神、歌谣、民俗、档案、考古文物统统纳入史料的范围，“傅先生对于史料的定义，实已提示我们历史学应是跨学科的学问”。 当然，他所倚重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其间不过一步之遥。其实傅斯年早年也曾从整理史料的角度重视过社会学，认为国故在世界的社会学等学科的材料上占有重要位置。但那主要是指领域而非方法，其一生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一直有所疏离，特别是对史观式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相当反感， 对社会科学的理论法则尤为抵制。1933年，中央研究院一度有意将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遭到傅斯年的坚决反对。傅氏认为，两所工作性质不同，史语与经济社会并非一路，尤其与经济无法打成一气。 傅斯年的这种态度固不免组织人事方面的考虑，但更是其学术立场、学术观念的反映。傅斯年的这种姿态，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史语所学术路数的纯正，但无意中却将学科整合的通道堵塞了。

伯伦汉、巴克尔等西方史学作品也不时为傅斯年接触新趋向创造机缘。傅氏熟读的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提出，历史研究的方法可约之为四类，在史料学、考证学之外尚有“综合的观察”和叙述二项，即认识事实之意义及其间之连系性和将所认识之事实，按其连系性表出之。尤其强调综观的不可或缺：“从事于史料学时，必须先有综观是也。”“批判的研究也，公平的综观也，客观的叙述也，凡此种种，均互相连系，其目的在求完全之真理而已。” 而且，综观与客观性密不可分。“如以为仅有客观的考证，即可解决一切，无须有客观的综观者，则其错误殊甚，盖此项机能之间，在有其联系，为不可分开者也。”“史学内所可达的客观性至于何程度，此与综观最有关系。” 可惜这些论述没能引起傅斯年的足够重视。法国历史学家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的《史学原论》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尽管该书所述以考证方法为主，但仍不忘“综合工作”，将分散的事实组织为系统的历史著作，主张以“构造之理想推度”补史料之不足。 与德国学派相比，“作者更为明了历史学家需要系统地提出问题并进行假设，更愿意承认概括和社会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 而傅氏对此思想未能吸收，坚持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轻视著史工作。

对傅斯年影响甚深的巴克尔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整个文明史均纳入其中，用自然科学法则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巴克尔还主张，历史学的发展，必须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不断撷取新知识和新方法。他本人钻研过地理学、生物学、化学、语言学、社会学、法学等几十门学科。他的目的是把“历史从年鉴、编年史作者与考古学家手上拯救出来”。 乔治·古奇认为，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具有较大影响”，“标志着一个时代，并为历史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 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评论巴克尔说：“巴克尔藐视传记家和历史家似乎已经养成的单纯编辑事实和资料的习惯，并大胆提出在远为广阔的归纳法的基础上搞‘历史科学’。能干的批评家认为他的著作是用演绎法说明物质原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的伟大尝试。” 不过，傅氏只对巴克尔的地理史观和统计方法发生兴趣，如果进一步再对其文明史观加以理会，就可能汇入新史学之流。

史语所也不时地徘徊于新潮流的边缘。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研究机构，史语所“以语言学历史学为中心，组织协合的集体科学研究，展开规模空前的考古发掘，为考古学、人类学与史前史学日后的起飞开了先路” 。特别是，史语所的考古学研究走出以文献学为中心的困局，具备了近代考古学的眼光，极可能导向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融合，进入跨学科研究的境界。例如，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说：“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又说：“我们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观察，以整个的文化为对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陈规专门考订文字要□的多。”但由于证史补史情结的纠缠，还是长期在积累材料的圈子里徘徊不得出。

尽管史语所基本上是在“新汉学”的轨道上运行，但其中已经潜藏着些许向新潮流迁移的因素。事实上，已有部分学者开始试探跨学科研究。史语所人类学家芮逸夫积极引介了西方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的方法，提出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多学科联合研究的设想。 例如他在《释甥之称谓》中介绍社会人类学上亲属称谓制的研究，“英人黎佛斯氏……以为搜集社会史料的新方法，并据所搜此项材料的研究而创《民族学的分析法》（Ethnological analysis）以作历史的推测，他的名著《美拉尼细亚社会史》即是用他这种历史方法作成的”，并借此论究中国亲属制称谓的缘起及社会意义。 经济史专家全汉升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中则引进了经济学的学理和概念：“在讨论宋末通货膨胀对于物价的影响以前，我们先要明了经济学上的货币数量学说。” 可以说，史语所蕴含了不少变革的因子，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即将突破“新汉学”的格局，汇入“新史学”的潮流。遗憾的是，这种质变并没有出现。所以后来何炳棣经常对胡适说，傅斯年所办的史语所，虽然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在史学研究中，综合运用了语言、哲学、实验心理学及比较宗教等工具，但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947年傅斯年赴美医病，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逗留近一年时间，他了解到科学实证主义在欧美已不再流行，而客观史学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他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大量阅读，主要兴趣集中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傅斯年似乎已迷途知返，计划回国后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撰写中国通史，编辑《社会学评论》，开办“傅斯年论坛”等。 可惜事与愿违，傅氏的这些计划并未一一付诸实施。他也没有来得及用他接触到的新观念改进史语所的工作。毕竟，当时内战正酣政局动荡，学术工作根本无法以常规进行，当务之急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恢复旧观、维持现状已不暇，何谈与时共进、改弦更张！这次弃旧从新的机会也就这样一闪即逝了。

平心而论，史语所师法兰克史学和欧洲汉学，开发新材料、运用新工具以解决新问题、开辟新领域，将中国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确属功不可没。当年史语所的一些理念主张，至今仍不失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有的甚至已构成现代学术建设的规范和标准。不过，我们也不宜过分护惜前人，民国年间的史语所与当时的新潮流相悖毕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他们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迎头赶上的却只是批评者日众的西方传统史学的末流，而与“新史学”殊途异路。“中国近代史学方法一方面承清代汉学之旧，一方面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从后一方面，我们尚可看出西方‘剪贴’派史学之遗迹，说来甚为有趣。原来西方‘剪贴派’史学之衰亡还是很近的事。最初介绍西方史学方法至中国的人们虽亦约略地领悟到‘培根式’的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根本上却未能摆脱‘剪贴派’的残留影响。所以他们于史料之真伪辨之最严，于史料之搜集亦最为用力。傅孟真至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口号。他们虽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但在史料的运用上却未能达完全科学化之境。他们仅了解旧籍真伪之辨与夫新材料之搜罗为无上的重要而不甚能通过‘先验的想象’以变无用的死材料为有用的活材料。不过一般地说，他们对中国史学之科学化是有功的，他们的疏略之处主要是受了时代的限制。” AnaQKiR+9yPSAtdh1TVE2ViV5IS99rXq+Up41XdEzqOg7B8H6qmguMiCQLytp0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