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之下，“新史学”思潮衰落了，在它即落未落之际，给新史学以最后一击的是胡适所推动的“新汉学”运动。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篇阐明新文化运动宗旨的名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胡适把“整理国故”列为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纳入新思潮的轨道，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之外，为了达到“再造文明”目的提出的对于旧文化所应采取的立场和手段。胡适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概括新思潮的基本精神，主张抱持一种“评判的态度”，即“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的态度，来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
这标志着“整理国故”作为一面学术运动的旗帜正式扬起。
1923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主编胡适撰《发刊宣言》，其中提出要从三方面来推进国学研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同时他还强调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即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和制度。“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
胡适代表国学门同人指示了研究国学、整理国故的方向、途径和方法。
“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由此拉开帷幕。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大批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整理国故运动是对清代三百年国学研究进行反思和扬弃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以科学为表、汉学为里，可以称之为“新汉学”运动。因此，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和1923年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两文就成为“新汉学”运动的纲领和宣言书。
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新汉学”的典范之作。该书指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有三：一是“明变”，即“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是“求因”，即“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三是“评判”，即“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胡适认为，要做一部“可信的中国哲学史”，应采取以下几个步骤和方法：首先是史料工作。具体方法是：“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在完成这项史料整理工作后，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深入研究，具体做法是：先“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达到“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各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即“求因”；最后是对各家学说的价值进行评判。在“评判”问题上，胡适主张“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
显而易见，胡适将史料工作即“述学”放在了哲学史研究的首要位置上。至于“明变”、“求因”、“评判”这哲学史的三个目的，胡适只做到“明变”的一部分工作，没有达到“求因”、“评判”两个目的。基于疑古辨伪的立场，胡适突出强调了史料批判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甚至认为：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
这样，史料就成为史学研究的生命所系，史料考订成为须臾不可离的一项要务。哲学史作法的要义即在于此。
胡适的这一主张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得到充分贯彻，关于考据的文字足足占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是明证。冯友兰比较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的异同时，认为两书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
“汉学”注重文字的考证、训诂，轻视对文字所表达的义理的了解、体会。这正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方法特征。后来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胡著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因为它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考订史实，对于先秦诸子的年代及子书中的伪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证，但对这些哲学思想或理论的内容，却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
由于考证内容的存在，胡著哲学史的资格都要受到质疑，可见史实考证在这部书中的地位是多么突出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功之处在于新学眼光与旧学路径的巧妙配合，尽管单就某一方面来说它都有所欠缺。学问中人更加推许胡适对传统学术的再造和发扬。其中表现出的“清儒方法”被梁启超视为“有正统派遗风”
，也为蔡元培所激赏：认为他“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余英时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著作在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的同时，还在国故整理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史学革命”或称“考证学革命”。
这一“典范”地位的取得主要依凭其“科学方法”。胡适从清代学者的考证方法中体悟出科学精神，又从赫胥黎、杜威等西哲那里提取思想资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的“科学方法”。胡适的这一方法落实到史学领域，即是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经验的新考据学。《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胡适展示其科学方法、创立新典范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胡适此书产生了极大轰动和极大后果。说它产生了极大轰动，是指此书出版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8版。说它产生了极大后果，是指《中国哲学史大纲》引起的变革，不局限于哲学史本身，而是波及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特别是古典学领域。毛子水谓是书：不只是对读者讲中国古代的哲学，亦告诉读者研读一切古代书籍的门径。从做学问方法的观点讲，这本书在我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就历史学而言，这部书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启蒙作用。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产生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及其论战。而围绕“古史辨”所展开的论战，则是一场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新汉学”运动。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趁胡适让他暂时主持《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之际，将此前的半封书信，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刊出。在信中，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正式出台。此说包含以下三个层面上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氏于是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1923年6月10日，《读书杂志》第10期发表了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谓顾颉刚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钱玄同还号召进一步“辨伪经”。他指出：“‘六经’在古书中不过九牛之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真是不少了；它作怪时用的许多法宝之中，‘伪书’和‘伪解’就是很重要的两件，我们不可不使劲来推翻它。”
他们的信函发表后产生了强烈反响，遂在《读书杂志》上展开了关于古史的讨论。1923年7月1日，《读书杂志》第11期发表了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后》二文对顾文进行严厉批驳。顾颉刚同期发表了《答刘胡两先生书》，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条原则，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假说的延伸和发展。此后，1923年8月5日至1923年12月，《读书杂志》第12期至第17期又连续刊登了钱玄同、刘掞藜、顾颉刚等人互相商榷的文章。
“层累说”在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胡适评价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傅斯年也从国外来信说：“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镊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傅斯年还感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
连郭沫若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版书后》里写道：“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
在余英时看来，层累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
总之，“层累说”发挥了极大的爆破力，支配着传统经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预设和核心观念面临严重危机，原有的古史框架轰然倒塌，从此开始了对传世文献的全面检讨和审查，“古史辨”运动在学界迅速蔓延开来。
1923年由顾颉刚开始的古史讨论，使得一个以“疑古”为标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1926年，顾颉刚把这几年来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聚起来，又加上一篇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长序，编成《古史辨》第一册交由“景山书社”出版。他将所有赞成和反对甚至冷嘲热讽的古史文章都收入《古史辨》中。《古史辨》第一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里重印近20版，其影响难以估量。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大册，收录文章350篇，总字数逾325万。在此期间，“古史辨派”开始走向学界，将思想的锋芒深入到史学特别是古典学的各个层面，从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派别。多达七册的煌煌巨著《古史辨》，昭示着前后20年间这一学派在古代典籍史料的研究、考索、辨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业绩。
这场具有革命意义的运动，虽以激烈的批判姿态亮相，内里依然背靠传统、植根清学。未曾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顾颉刚，在从事“古史辨”的讨论时，主要凭借是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甚至整个“古史辨”，都可以视作是运用这种科学武器的一次大型试验。而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与清代汉学家的治学门径精神相通。在讨论中，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运用文献考证的手段，鉴定古书的真伪，发现不少古人作伪之点。于是，顾颉刚断言，先秦以前的中国古代史，毫不可信。所谓三皇五帝，只是后人杜撰、想象出来的。顾氏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坦承，他的疑古是“清代学者把今古文问题讨论了百余年后所应有的工作”。
所以，无论方法还是观点，“古史辨”大致上是承袭了清代学术的传统。
梁启超等人的“新史学”虽然提供了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可谓有前途、有未来，但它却很快被后起的“胡顾之学”所腰斩。而继之而起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核心的史学形态又与“新史学”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此无法共置于一个史学范畴之内。
所以我们下面特意用“新汉学”这一概念来指称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所代表的学术范型。
“新汉学”的概念并非笔者首创，而是在学术界由来已久。民国时期，它是一个对五四以来的新考据学比较通行的称谓。后世治学术史者也不断提及或使用此概念。例如，王汎森说，民国时许多人多称胡适“所领导的学派为新汉学或新考据”。
许冠三在其《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更是反复称这一学派为“新汉学”。
应当说，“新汉学”一词更加清晰地彰显出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考据学的特质。
“新汉学”虽以科学为旗帜，本质上却与乾嘉考证学一脉相承。作为顾颉刚疑古活动主要助手的童书业说：“五四运动的考证学称为‘新汉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仍始终是向着‘朴学’一条路线发展的”，而且这条线是明末以来的继续，“明末以来，一般学人厌弃理学的空疏，转向经学考据的途径，直到‘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是一条线上的物事”；童书业还明确指出，“新汉学”和“朴学”，所指都是“文献考据学”。
尽管“新汉学”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之后才具备了自己的典范形式，但其所具有的不同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特征，有几点却需要在这里值得特别强调：
（1）清末，“史学界的风气，已由考史变为修史”，
而“五四”之后，主流学坛则又由“修史”复归到此前的“考史”。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成为胡、傅、顾时代带有笼罩性的学术风气。在这一点上，傅斯年主张可谓最烈：“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味道，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他之反对著史，是他反对“疏通”，主张对材料“证而不疏”，“存而不补”、“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的必然结果。胡适教导吴晗时也持同一基准：“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让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这导致了一种推重史考、蔑视史著的学风的形成，以致造成一种可以熟读《汉书》中的每一字句，却不知道整个汉代历史这种并非个别现象的出现。
正如批评者所言：这些古史的整理者都是些“新汉学家”，“然而汉学帮助了他们，汉学也限制了他们，他们的优越点适成了他们的终结点，他们止于校勘家了”。
（2）崇尚归纳，
排斥甚至彻底拒绝演绎，是“新汉学”最鲜明的特征；特别推崇“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
则是此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此一门径，简明言之，就是拒绝梁启超所强调的“公理公例”
，甚至主张废弃哲学，“纯就史料以探史实”，
基本预设是“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
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
本来，在历史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或应用推论手段，取决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
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理论和演绎，除了退回到乾嘉旧轨上去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这一旧轨的基本信条是“据事直书，是非自见”，
考史者自“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
治学素反对“空泛宏阔之理论”的陈垣，其弟子甚至在一封信中说自己的一篇文章虽“屡曾删改，仍恨涉史论之嫌，终于弃之箧中”，
此一厌恶史论的细节，颇足以说明当年北平的学术空气。
（3）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这一理念的要旨，是把学问本身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政府高于社会，看得可以独立于一切，尤其可以独立于社会政治，乃至可以独立于救亡图存：“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殉学和殉国都是个人的兴趣，个人的信仰。”
顾颉刚还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这种学问至上、学问神圣、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据说发源于清儒“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精神。
这一为学理念，与把历史“看作爱国心之源泉也”的“新史学”，更是背道而驰了。
（4）与“新史学”的提倡者们“以社会科学治史”取向不同，“新汉学家”们则鲜明地主张“以自然科学治史”。这构成二者之间的又一重大差异。在这方面，傅斯年表达得最为直白。他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
而在此之前的《〈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作者断言：“语言历史学也正在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他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高呼“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时均弃“社会科学”而取“自然科学”，显然是一个基本事实，尽管在程度上仍有不同。胡适们为何离开“新史学”的“社会科学路线”而走向“自然科学路线”？笔者感到，这可能和他们仍然与乾嘉时期“汉学家”一样将精力聚焦于“文本考据”、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有关。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从“社会科学”中借用“公理公例”的做法显然于事无补，——只要不触及历史本身，“公理公例”可能就派不上用场，“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可能更为直接更为有用。因为他们已把这一“方法”的内容解释为“拿证据来”、“跟着证据走”，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再进一步的说，他们已把所谓的“科学方法”等同于实证方法，等同于“归纳法”，甚至等同于“考据学”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和科学的方法”，而且，“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
看得出来，假如“新史学”的主张者们通过社会科学的“公理公例”这座桥梁走向国际史学的新潮流的话，那么，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则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这座桥梁走向“乾嘉汉学”，并通过对“乾嘉汉学”的“现代化”从而把自身的学问“现代化”。
“新史学”和“新汉学”上述四点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仅具有表层的性质，更深刻或作为本原的分歧实际上源于下面这一点，即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历史学、特别是“古史辨”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后者则可以视为源远流长的“文籍考订学”在现代的延续。
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曾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作出过著名的三点界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
这里所指当然是一种广义的“历史”。“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后两点所指则是狭义的“历史”，也即通常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通过这三点，应该说梁启超初步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而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梁启超这里的“历史”所指，均是对象本身即客观历史本身，“进化”是历史本身的进化，“公理公例”也是历史本身演化的公理公例。包括“新史学”时期人们所关注的“君史”、“民史”、“贵族史”、“朝廷史”、“社会史”等概念，所指也均是历史本身。但胡适、顾颉刚，包括傅斯年通常所说的“历史”却完全与以梁氏为代表的“新史学”不同：他们的历史则主要是指“文献”的演变历程。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关心的是“什么是历史”的话，那么，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关心的则是“什么是历史知识”的问题；如果说梁启超等人的关注点是历史本身的真相的话，那么，胡适等人的关注点则是“关于历史本身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总之，一个在本体论，一个在知识论，差异至为明显。下面，就具体看一下胡、傅、顾等人当时是如何将“新史学”的“问题”转化为“新汉学”的“问题”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胡适的“井田辨”了。1919至1920年，围绕着“井田制”的有无，在《建设》杂志上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为胡适所挑起。“井田制”是上古经济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上的问题。如果置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亦即梁启超所说的“公理公例”的参照之下，其存在应该说是无庸置疑的。但胡适却在他的“历史演进观”的指导之下，把这个制度史上的问题转化为“文籍考订学”上的问题，也即把“井田制”问题转化为“井田论”问题。在他看来，“井田论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孟子自己并未曾说得明白，后人一步一步的越说越周密”，
从孟子开始，中经《公羊传》、《穀梁传》、《王制》、《韩诗外传》、《周礼》、《汉书·食货志》和《公羊解诂》等，构成了“一种井田论的演进史”。
他认为，井田论沿革才是辩论的中心论点，因此执意要打“考据的官司”。胡适的关注点不在于作为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井田制，而着眼于追寻井田论的演变线索。胡适将经济史问题悄然置换成思想史史料问题。正如香港许冠三所说，胡适的论证“充其量只是抓紧有关材料由含浑而明确的演变，俏皮地回避或取消了井田制有无的问题。他不只未曾甚至无意认真探讨它的有无，更不用说它原本是个甚么样子了”。
高耘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胡先生只是在考证古书，而不是研究历史，他对于这个问题只有消极的怀疑，而无积极的解释。”
而且，胡适还抽象出古史研究的“根本方法”：（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记载，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记载；（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训，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的过程；（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很明显，这四个环节全都没超出文献整理的范围。
在把“新史学”的问题转换成“文籍考订学”的问题方面，顾颉刚可以说比胡适走得更远，因为正是他把“古史辨”一步步地变成了“古书辨”。
顾颉刚在这方面不但比胡适走得还远，而且还更自觉更理论化。他治古史的基本理念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换句话说，就是暂时搁置历史本身的真伪问题，只关注记载或材料的变化或“演进”，也就是像胡适把“井田制”变成“井田论”那样，把“古史”的真相问题变成了“古史论”的流变问题。早在挑起古史大论战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顾氏就已经很自觉了：“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后来他又强调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
顾颉刚之所以由“古史辨”走向“古书辨”，原因就如同他所反省的：“十余年前，……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太汗漫了！……我［现在］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
顾在陈述自己的工作打算时，说他“想一部书一部书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
作为上古史专家的顾颉刚的研究重心就不是上古史本身，而是后世文献中的“上古史”。
当1920年顾颉刚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为专业的人了。”
顾氏甚至自判“《古史辨》只是部材料书”，
而具有“文籍考订学”的意义。
从傅斯年的眼光来看，顾颉刚的工作也属于文籍考订一路。史语所最初筹设文籍考订组，傅斯年推荐顾氏担任主任。1928年12月，顾颉刚草拟了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书，其中说：“本组以考订中国文籍，审定其真伪，校勘其异同，编次其目录，辑录其佚篇，使其各得一真实之历史地位，又联带搜集古人之传说以辅助文籍之整理，并以考订之结果刊行古籍之标准本及索引图谱等书以供学者之应用为宗旨。”
这实际上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了顾颉刚本人的工作内容。难怪后人有这样的评论：“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
总之，不论是胡适还是顾颉刚，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主张和实践，大都未超出“文籍考订学”的范畴，包括被胡、顾二人作为历史研究“根本方法”的“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实质上只是以版本学为核心的史源考辨术的扩充和升级，……换句话说，胡适和顾颉刚所着重处理的，其实只是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异，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不是不想研究“原始事实”，事实上，他们对许多“原始事实”也作了探究，但由于他们太迷信归纳，排斥“公理公例”，以致感到追求“原始事实”的努力不易奏效，干脆放弃，或推到遥远的将来，或以分工为由推给别人。总之，不再以探讨历史本身和“原始事实”为重心，而是退而求其次，仅以探讨历史文献、历史记载的变化为限，可以说是胡适、顾颉刚二人共同的治学旨趣。历史学就这样变成取消了历史本身的“历史学”。
胡适、顾颉刚把历史研究导向文献整理，把历史学变为“史料学”，也即变为“文籍考订学”，现在看来，这是“五四”时期的史学界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全面反动。如果说，相对于“清学”而言，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反动的话，那么，以胡、傅、顾为代表的“五四”史学则是反动之反动，——它们就这样把自己纳入到“清学”亦即“乾嘉汉学”的轨道。
乾嘉汉学，又称“朴学”或“考据（证）学”，“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
“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
“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
而“汉学”中的各派，无论是吴派或皖派，还是所谓的“扬州学派”和“常州学派”，它们所着力的对象则一律为“古籍”、“古书”和“古典”。所以，胡适说：有清三百年的主要学术业绩是“整理古书”，而且，“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
这种“具有一代特色的专埋在故纸堆里的清代考据之学”，之所以被命名为“汉学”，因为它是一种“专事追寻汉代经学”的“文籍考订学”。而这种“文籍考订学”之所以受到有清一代的推崇，“是因为汉代学者为我国第一批整理中国文献资料的人”。
由此看来，乾嘉汉学运动堪称是汉代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古典文献整理”运动。
而以胡适为领袖的“整理国故”、特别是“古史辨”，则可以说是这一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尽管这两种“整理”运动之间有极大乃至本质的不同
，但共同的特点是不出“文献”、尤其是“古典文献”的范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新汉学”运动，并认为这一“新汉学”运动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运动没有任何关联，从而也就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把它划归“新史学”的范畴。——“新史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范式，而“新汉学”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国故”或文献整理的新范式。
余英时深刻揭示了胡、顾所掀起的史学革命的考据学本质。在他看来，胡适的“史学革命”是“整理国故”的“革命”或是“考证学革命”，这一“革命”之后所建立的史学“典范”，也是考证学“典范”。
现在看来，以胡适为代表的“业考据者”可以说是“乾嘉汉学”与“欧洲汉学”特别是“巴黎汉学”的交光互影、流风余韵。
不管它们取得了多少骄人的成就，也不管他们多么代表东西方学术的“正统”，但这一汉学形态绝不代表当时学术的新方向，绝不能预国际学术的新潮流，则是可以断言的。
与“新史学”的产生道路相反，“新汉学”的出现则完全可以说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母体内、尤其是从传统经学母体内逐步演化出来的。
在晚清的学术变动中，经今文学的兴起，特别是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可以说是当时最重大的学术事件。正是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所谓“新汉学”的出现，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化经为史的过程。周予同认为，清代复兴的西汉今文学派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今文学崛起于学术自身的原因，后期的今文学实“由环境之变化”也即鸦片战争的刺激“所促成”。轫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而下迄于崔适，则是后期的处于主流地位的今文学的演变环节。其中，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给予中国史学的转变以最大的推动，“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如果没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决不会有现在的新史学派，或者新史学的转变的路线决不会如此”。
这当然并不是说当时的学界全由“今文派”一家独霸，因为直到1923年，蒙文通还说：“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有主张汉宋兼治的，也有不辨别今古的，……然而“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而近“二十年间”的学术界，也只是这两派的“新陈代谢”而已。
时人的这一观察和感受应该说是可信的：清代汉学是作为整体向现代学术施加影响的，也就是说，如同“今文派”一样，“古文派”也同样参与了现代学术的塑造和建构。但“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的却是经今文学”。
那么，经今文学所给予的动力是什么呢？（1）指出了经书中上古史的神话性质，即“三皇五帝”是神而不是人；（2）指出了周、秦诸子所述史事皆为托古改制；（3）开启了后来大规模辨伪的风气，他们对古文经典的怀疑，“正如当时的西方学者怀疑《圣经》，怀疑荷马的史诗，提倡史料批判，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与西学的进化论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在新眼光的打量之下，过去之史已是漏洞百出、弊病丛生，必须另创新史，首要之事就是要更新观念，赋予二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以新精神、新意义。
在周予同看来，“直接受康有为经今文学的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计有三人：一是梁启超，二是夏曾佑，三是崔适”。其中，梁“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开始脱离经学羁绊”，而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及其所开创的“疑古派”。没有康有为当然就没有胡适及其“疑古派”，但胡适及其“疑古派”接受的是整个清代经学即乾嘉汉学的遗产，因为“疑古派”“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这在中国学术演变史上是不能不予以特书的”。
这里所谓接受“古文学的治学方法”，主要是指以“疑古派”为代表的“新汉学”几乎仍以乾嘉学派的“实证方法”为基础，在当时，更主要的是指对章太炎及其“学派”考据方法与成果的承受。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疑古派”的开山之作中，胡适所开列的致谢对象，全是“古文派”，其中所点出的在世学者没有康有为而有章太炎。
尽管如此，“‘五四’以后的‘古史辨’运动……直接受了今文运动的刺激”，
则是朗如白昼的事实。
“由今文学胎育出来，而结果却否定今文学，这便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演变的历程”！
这个“历程”就是“化蛹为蛾”、“化经为史”的中国现代史学产生的本土路线，这也就是“新汉学”的产生。胡适承受了今文经学的历史进化观，反对尊经信古，但由于古文经学的引导，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不致力于重新诠释历史进程，而是从质疑以往的历史记载出发，展开对古籍经典的批判审查。
“古史辨派”特别是顾颉刚本人在这一“化经为史”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为在这一方面，顾颉刚看来最为自觉。
1937年，顾颉刚总结研究古史之意义时说：“换一态度来研究，改正盲从的传统思想，且改经学为史学。”
1951年，顾颉刚在上海诚明文学院讲授《尚书》时，他的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观点”写明：“从物质基础的历史的发展上寻出本书的真相与其演变的历程，使唯心的经学化为唯物的史学”。
1957年，他在《缓斋杂记》（六）的题记中又说：“忆予自大学毕业以来……其所自树之目标，则变经学为史学已耳。至于高瞻远瞩，自审精神、时间有不足，固谦让未遑也。”
众所周知，“顾先生一生学术全部植根于传统的汉学”，
而汉学的重心是“五经”，于“五经”之中，顾氏又特别钟情于“书经”，这是因为，《尚书》不仅是“五经”之中地位最尊的一部经典，“是两千年来自天子直到一般读书人都要读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更是因为只有《尚书》与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它甚至就是历史特别是上古史本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融化在以往所有读书人血液里的君统和道统，就主要是由《尚书》所确立，而“尧典”、“禹贡”和“皋陶谟”，则是其中的关键篇章，尤其是“尧典”，此篇可以说为读书人提供了关于上古的比较完整的帝王系统和古代制度，“涉及到中国古史的各个方面”，尤为顾颉刚一生所倾力攻治。顾颉刚在“化经为史”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全部集中表现在他对《尚书》的清理与转化上。
对作为既是两千多年来所谓“封建”意识形态的老巢，又“关系于两千年历史至巨”的《尚书》，顾颉刚计划从君统、道统、学统和三代王制四个方面来摧毁这个意识形态的总堡垒，这就是他所说的“古史四考”。摧毁君统亦即“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是“帝系考”，摧毁道统亦即“三圣传心”、“尧舜孔孟”所传一道的是“道统考”，摧毁学统的是“经学考”，摧毁三代王制亦即中国理想的政治在夏商周、“古代为黄金世界”观念的是“王制考”，而摧毁的主要办法就是釜底抽薪、历史还原，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实际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先后恰成一个反背这一事实。而君统、道统、学统、三王政治，这些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既不是建立在“文学”的平台上，也不是建立在“哲学”的平台上，而是立足于帝系即“历史”的平台上，因为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历史人物，就根本不会有所谓“黄金世界”和“道统”；没有“黄金世界”和“道统”，“封建”的意识形态就将全部坍塌，这就是“古史辨派”考辨“三皇五帝”即考辨古史的意义。一旦认定“尧舜禹”是神话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古人，经书特别是《尚书》也就失去了其他所有意义而变成一堆纯粹的史料，所谓“化经为史”，就是化经书为史料，《尚书》这部曾经的“圣经”就这样恢复了它的古文献汇编的性质。
对《尚书》的研究也即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对历史的研究、对历史资料历史文献的研究。传统的汉学也就逸出了“经学”的范畴，成为现代史学的一种形态，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汉学”何以能取代“新史学”而大行其道、席卷学界呢？自外部因素而言，首先，史料大发现为新汉学的兴盛提供了直接契机。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列举5项内容：（1）殷墟甲骨文，（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些新史料为“新汉学”取得令人艳羡的创获奠定了坚实基础。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金石之学就是紧密依托新材料而成功的。罗、王二人密切关注甲骨、汉简、敦煌经卷等新材料的发现，并积极取用以为古史研究之辅助，成为开拓性人物，占据学界前沿。姚名达评价王国维时曾谓：“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
此言实际上也道出了“新汉学”派成功的奥秘。正如牟润孙所指出的，考据派“学问之凭借，唯新发现之材料”，“有材料则有发现，有发现则有文章，名成学立，唯材料之是求”。
其次是西方汉学的强力诱导。顾颉刚说：“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他将民国史学的成绩总结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前三项均不曾脱离欧洲汉学的影响。
罗、王之学将晚清民初的国学研究引入欧洲汉学的轨道。“新汉学”派的“整理国故”更与国外汉学的刺激密切相关。1932年制订的《北大国文系课程指导书》明确指出：“近数十年来，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尤多可观。老实说，近年来提倡国故整理，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
当时被国内学者认同且争相仿效的正统西方汉学基本是以语文考据法为主，正与本土学者的治学方法相通。
从“新汉学”派自身来说，不同于“新史学”的白手起家，“新汉学”的凭借可谓丰矣、厚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它有一个“乾嘉的底子”。
所谓“乾嘉的底子”主要是经学的底子，而所谓经学的底子主要是考据学，而“新汉学家”们主要是些“业考据者”。“民初新史学的渊源是来自清中叶所谓经史考据之学”，
胡适的“考据学不能不承认是新汉学的嫡派流传。他事实上是新汉学系的著名学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新汉学”的学统和谱系可谓源远流长，其学术资源之雄厚，可以说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程度。而且，民初的这批“新汉学家”们读书治学的范围又大体与所谓的“乾嘉学派”重合，即主要集中在先秦旧籍上，如果说他们也兼治清学，那是因为清学不过是对先秦旧籍的整理考订而已，通过清学而上窥先秦，才是其本意，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无不如此，所以，“新汉学家”们使用旧学资源简直可以说是左右采获、如鱼得水。因此，一旦具有了一定的“史”的自觉，一旦接受了新的历史观念即进化观念，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这种旧学转化为史学。犹有进者，从崔述到柳诒徵到余英时，甚至认为乾嘉经学本身实质上就是关于上古三代的史学。崔述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
柳诒徵说：“世尊乾嘉诸儒，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独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而“诸儒治经，实皆考史”，其中所考“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
余英时更明确指出，“在考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经学’，其实主要是古史（所谓‘三代’）的研究”，“‘经学’实质上即是上古三代的史学”。
也就是说，从乾嘉汉学到“新汉学”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过程，就像蚕由蛹到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样，这不过是从一个旧的阶段向新的阶段的过渡而已，这就说明“新汉学”的的确确是渊源有自、学有所出。“白手起家”的“新史学”与之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应该看到，这种传统的渊源对一种新兴学术的成长至关重要。正如王国维说：西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
他们一再强调清代汉学家的功绩，对清儒“非常推崇”，就是“为了推动新汉学的复兴”。
这是中西合璧的“新汉学”能够大行其道、横绝一时的不可忽略的原因。
但是，无论“新汉学”的凭借多么雄厚，出身多么纯正，都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在民初五、六年间就一定能一举取代“新史学”。“新史学”之被腰斩，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胡适的回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中最突出的，当然和胡适最初的治学路径选择有关。
1917年胡适的回国任教北京大学，乃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刊出，使胡适归国之前即已“暴得大名”；提倡“白话文”和主张“文学革命”，几乎使“五四”前夕的胡适即已在读书识字者中无人不知，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则使他博得主流学术界的首肯和喝彩，他所挑起的“主义和问题”等论战及其对实验主义的不懈宣传，更使他一时获得青年导师的盛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段空白：在解决人们所最感困惑的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当时人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胡适的出现，标志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所谓“全盘西化”阶段，西学入中从此进入新的一波。此时的胡适，可以说光芒四射，和梁启超当年所享有的那种“言论界之骄子”的地位极为类似：在西潮澎湃的背景下，胡适等于“西学”，在“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的背景下，胡适又等于“科学方法”的化身，在“自由”与“民主”成为潮流的语境中，胡适还成为“自由”与“民主”的体现，
总之，他在这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已足以影响世道人心，更足以转移一时学术之风气。
而正如人们所普遍看到的：从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起，“胡适的治学途径自始即走上了考据的方向”，“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
有人甚至作出了更具体的指认，说胡适“与清代考证学，即汉代古文学所派生的学问，不仅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完全接受［了］他们治学的业绩与方法”。
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里，谈文字，谈校勘，谈训诂，称誉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章太炎以及卢文绍、孙星衍、顾广圻这一班朴学大师且不说，此后，他还连篇累牍，在多篇文章中称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乃至把考据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画等号，于是，“一时间‘拿证据来’的口号满天飞，‘科学方法’一转而为‘考据学’，再转而为‘清儒家法’”。
“新汉学”就这样蔓延开来，再加上文史两个领域里“红楼梦辨”和“古史辨”的互相激荡、推波助澜，“考据”遂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学术风气，胡适所在的北京大学尤其如此：“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适为翘楚，他常说少谈政治多读书，拿证据来。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
这种空气，流风所被，席卷学界，甚至连“新史学”的旗手梁启超都已站立不住，以至也跟着搞起考据来，“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也“忽发什么整理国故的兴会”，
甚至“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
“墨经校释”等工作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而事实上，“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
连“新史学”的领袖都已被新朴学所俘虏，“新史学”本身的命运可知。推原溯始，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切均和胡适在留学时期即已形成的汉学偏好有关，在这个学术史上的“胡适之时代”（1917—1927），可以说胡适关注什么，学术界都会跟着热什么，
“新汉学”就这样一步步热起来了。
“新汉学”虽没有“新史学”之“新”，但同样充当了中国现代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这主要体现在“新汉学”推动了“史料观”的巨大变革，此一“变革”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是极大地扩张了史料的范围；二是极大改进了史料考订的工具；三是把固有的“文献”史料放在“历史演进观”的框架之下重新予以价值估定。——后一点最为时人所看重。齐思和在分析“文学革命”和“史学革命”为何易收大功时说：“文学史学，夙为我国所擅长，文学革命，史学革命云者，不过改革旧日之观念，至其要素，初无二致，故其改革也甚易。”
齐氏的感受同时也揭出了另一个基本事实：“新汉学”严格说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经学各个要素的综合和改造，除了“历史演进的方法”之外，支撑“新汉学”的诸多技术要素与“旧汉学”相比“初无二致”。从这个角度看，“新汉学”尽管取得了前不让乾嘉后不见来者的巨大成就，但与“新史学”相比，仍相形见绌。
尽管胡适是“新汉学”运动的领袖，尽管“新汉学”运动以“红楼梦辨”与“古史辨”为形式进行得轰轰烈烈，但这里仍存在着一个悖论：“汉学”在这时的所谓繁荣，其所昭示的并不是“中学”的复兴和辉煌，而是“西学”或“西化”的传播和深入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同上面所说，尽管胡适在他那掀起“史学革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其他作品中谈校勘、谈音韵、谈清儒、谈国故、谈国学等等，但对读者的感受而言，胡适所谈其实都是“西学”或“西洋的史学方法”。
顾颉刚即说，1917年胡适所带回来，并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西洋的史学方法”。
“民国六年，胡适之先生归自美，讲中国哲学史于北大，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哲学史料”，“然其所论列，犹限于哲学史也”，而自顾颉刚1923年发起古史论战后，“近世史学方法，始应用于我国古史”，
古史研究面貌遂为之一变。文学研究上也是如此：胡在文学方面，也做了不少考据文字，如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传》、《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书的考证，而他所遵循的考证路数，都是“西洋人研究文学史最初步的工作”。另外，胡“又感觉到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表扬清代的儒者的治学方法，……这都于当时的治学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此，胡适有着明确的自我确认：他说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关于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的方法，都“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胡认为他的《文存》里最精彩的国学方法论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而这两点，全是“西洋的史学方法”。
在“西潮”汹涌的大势下，为何会有“国学”的复兴？上述材料告诉我们，“五四”时代的“国学”或“新汉学”实际上是以“西学”即“科学”附庸的面目和形式出现的。“新汉学”运动实际上是国学领域里的“科学方法”运动，“清儒”的被发现和“汉学”的被尊重，实际上全拜“科学方法”之赐，——清代的朴学之所以受到胡适这些“反传统”或“全盘西化”派的垂青，全因为“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即如胡适自己所说：“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
人们这时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寻找、挖掘“科学”的遗产，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文史之学中寻找西学的因素，从而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寻找与西学的对接点，是把中国的学术西洋化，也即当时所理解的“科学化”。
五四时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代，如果说前者主要用来改造中国的社会，那么，后者在当时则主要用来改造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中国的文史之学了。这也就是说，“科学”并未在它本来的领域——自然科学——那里发挥应有的影响，甚至在极力提倡“赛先生”的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蔡元培出长北大期间，“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研究所”，最后“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相反，“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
而这个国学研究所之“国学”，则是典型的“赛先生之‘国学’也”。
“科学”竟在离它最远的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出现这种“种瓜得豆”的现象，其故安在？齐思和在1931年也曾对此作过说明：“新文化运动之目标，本在提倡科学，然十年以来，我国科学无显著之进步，新文化运动之成就，反在文学与史学，种瓜得豆，殆非提倡诸公预料所及矣。窃尝潜思其故，久之始以为文学史学，夙为我国所擅长，文学革命，史学革命云者，不过改革旧日之观念，至其要素，初无二致，故其改革也甚易。至于科学，原非中国所有，其思想之程序，研究之方法，在在于吾国夙昔之习惯相径庭，加以书籍之缺乏，仪器之不备，进步云云，谈何容易？此岂近十年来中国学术惟史学文学特别发达之原因欤？”
总之，以胡适为领袖的这场“新汉学”运动，与“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并不相悖，他们所践行的实际上是将汉学西学化，人们这时所追逐的并不是“汉学”本身，汉学实际上只是科学也即西学的“例”，汉学的所谓繁荣，是西学在中土长驱直入、更深一步的表现。一句话，国学在这时只是西学已深入中国学术传统内部的表现而已。